第一节 造办处里的那点儿事
乾隆一朝六十年，内务府造办处发生了许多“小人物”的故事。作为匠役，他们是宫内的最底层，地位卑微、生活单调、做活辛苦、情感单一。但他们做事勤恳、办事认真、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为宫廷御用器物的设计制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职称”
乾隆二十三年（1758），造办处、懋勤殿、如意馆所属作坊四十一个，共有制作各种活计的匠役五百九十五名。当时一般匠役的每个月伙食费只有一两银子，干好干坏一个样，根本调动不起匠役的工作积极性。
这一年，内务府大臣们商议，决定奏请乾隆皇上，在这些匠役们中评定“高级职称”——甲等。凡评上甲等的匠役，提高伙食标准，并增加薪水。这次在造办处各作评定“高级职称”的工作，首先在懋勤殿、如意馆、养心殿搞试点。
内廷匠役提级加薪，要由户部上奏皇上批准。于是，内务府首先商议户部，得到户部初步同意后，由内务府拟就事情缘由报户部，再由户部奏请皇上审批。
这年的十月，为评定宫内有关作坊匠役“职称”一事，户部侍郎吉庆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经内务府奏称，查懋勤殿、如意馆、养心殿等各处匠役，每月均食一两钱粮。伊等逐日当差成做活计，较之别项匠役，实属勤苦。请将此项匠役内如有当差勤慎，技艺精熟者，令该管大臣等奏明送交内务府，准其任甲等。蒙圣恩怜悯匠役，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后来恩准了此事，批准在懋勤殿等三处匠役中评定甲等。
懋勤殿、如意馆、养心殿三处首次评选出甲等匠役四十四名，其中显示技艺才能的玉匠、刻字玉匠，占了近一半。从此，匠役的收入大为改观，并形成甲等替补制度——“甲缺出时，始行挑补”。
二、选派
乾隆二十四年（1759）元月，朝廷平定准、回二部后，新疆玉石开始按春秋两季供应朝廷。由于玉器制作量猛增，内廷玉作坊玉匠人手明显不足。但乾隆天生节俭，即使玉作坊人手很缺，非特殊情况，他也不会一次招募很多人。同时，每到选派匠役的时候，乾隆首先考虑的是苏州。
平定准回二部的第一个新年刚过，乾隆令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传与苏州织造安宁，挑选好手玉匠一名送来。钦此。”造办处派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著前往苏州考察挑选，可见乾隆对玉匠挑选工作的重视。
这次挑选玉匠工作共费时近四个月。五月二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著从苏州选送玉匠张君选。因为是初来乍到，还不知是否会得到皇上的赏识，所以按常规给予报酬，即每月赏给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
张君选在如意馆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深得乾隆的赏识，多次被乾隆钦点制作玉器。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十六日，乾隆令造办处挑选两块皮糙玉并画样。第二天，造办处交太监如意挑选了两块皮糙玉，分别令画得双鹿墨道和双狮墨道。乾隆御览后令造办处颁旨：“着传张君选成做。钦此。”
七月二十三日，时间过去了五个多月，乾隆不知这两件器物做得如何了，遂令张君选将承做的皮糙玉双鹿和玉双狮，拿来看看做至何种程度。
张君选此时虽已年过六旬，但做起活来仍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玉双鹿此时只做至半成，而玉双狮还未动工。乾隆有点等不及了，觉得玉双鹿原画样有点复杂，于是传旨“玉双鹿着如意馆改画做样”。
八月二十五日，如意馆交上改画的墨道玉双鹿，乾隆仍令传旨“交张君选成做”。
十一月初一，玉双鹿终于雕琢完成。乾隆指示：“光好呈览。”外表抛光又用了十几天。
十一月十九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张君选做得的白玉双鹿交太监常宁呈览。乾隆对张君选的玉双鹿摆件甚为满意，令“配座”。
内务府造办处的匠役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从包衣三旗佐领内挑选家内匠役。二是广东督抚及三织造选送的南匠。三是招募民间匠人。这些民间匠人有南方匠人，也有北方匠人。有旗人，也有汉人。
因是从族内挑选，家内匠役的选派比较随意，无所谓手艺高下，进内廷现学即可。
乾隆元年（1736）三月十五日，首领吴书说：“乾清宫总管苏培盛送来小太监何德禄、王成祥、杨加福、魏喜四人，皇上有旨，让他们在珐琅处学烧珐琅。”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宫廷烧造的珐琅器具，并非都出自“大师”之手。
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初一，太监胡世杰传乾隆皇上的谕旨：“着再将包衣下秀气些小孩子挑六个，跟随郎世宁学画油画。钦此。”
南方匠役的选派比较严格，一般要由造办处亲自派人前往选拔，技艺如何是挑选的首要条件。
乾隆初年，造办处南匠短缺甚多，有的告退回家，有的年老病故，有的尚年幼，内务府总管大臣海望奏请皇上选派南方匠役进京当差。
海望在折子中说：“近来，查得造办处珐琅等各作坊的南方匠役内，幼年老病故者，亦有告退回家者，其缺尚未挑补，至现有之南匠不敷应用。请求添补匠役，拣选好手匠人，送赴来京，以供应艺。”
这次选调的匠役较多，其中粤海关监督郑武塞挑选来画珐琅匠六名、轮子匠一名、广木匠三名；淮关监督唐英挑选来漆匠二名；苏州织造海保挑选来镶嵌匠一名、木匠三名、砚匠一名、画样人一名、大器匠五名等。
乾隆朝中期，由于玉石供应充足，宫廷玉匠越发显得不够用，内务府再次请求皇上从南方选派好手匠役。
乾隆二十九年（1764）二月二十一日，太监胡世杰来到造办处传旨：“着苏州织造萨哈岱，挑选好手玉匠二名、刻玉匠二名来京。钦此。”
尽管当时朝廷对外选当差的匠役名额有严格的限制，但为了玉器制作，乾隆还是特批了内务府的进人要求。
民间匠人的选派，一般是在京城附近就地招募。由于不是选拔上来的，又没有官员推荐意见，往往要在作坊先实习，如能胜任活计制作，就留下，不能胜任的，就辞退。
铸炉等粗大笨重的工匠，一般都是从北方招募，这类活计是北方工匠的长处。
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将造办处铸炉处唯一烧古匠役方亦瓒因患病不能应差、烧古匠役后继无人一事告知怡亲王，看能否招募烧古匠龙呈瑞进内当差。同时，白世秀也把龙呈瑞的手艺如何好、技艺如何高超吹捧了一番。怡亲王认为此事应该尽快解决，特殊匠役不能断档，否则活儿做不了，皇上怪罪下来，谁也担当不起。
当日，怡亲王来到乾清宫，将请示折片交太监胡世杰转奏，请求皇上尽速办理。折片上说：“现今铸炉处烧古人乏，外有烧古民匠龙呈瑞烧古甚好，请将方亦瓒所食钱粮革退，赏给龙呈瑞，令伊在铸炉处当差。”
乾隆批文一般不会过夜，当日即在来文上批复，同意招募龙呈瑞进内当差。
对民间来的匠役，特别是在实习期的民匠，内廷在管理上往往对其要求不是很严，有的不愿意干，不打招呼就走的事时常发生。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听说，造办处新招来正在实习的民间镟玉匠郭自厚，没说明理由，也没与任何人打招呼，“无故此缺”，擅自不来作坊上班了。于是，白世秀在京城附近又招募到民人镟玉匠徐明，请旨皇上同意其在作坊“试手行走，相应补替郭自厚之缺，并将郭自厚原所食每月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五两，照例赏给徐明”。
乾隆对不打招呼就离宫出走的工匠，一般不会深究。此时，乾隆只在白世秀的请示折件上批了一个“好”字，此事就算不了了之了。
在南方匠役中，子从父业，或父子同在内廷做事的情况很普遍。
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请旨：“造办处南匠内原有雕銮南匠傅起龙，应差四十余年，因年老，其子大保随父帮做活计数年。臣等觉得大保手艺尚属精巧，应差勤慎，应正式招募应役。”
乾隆很喜欢父子同在内廷做事，一来便于传授技艺，二来也可以稳定思乡情绪，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乾隆自然很快恩准了这件事。
由织造、盐政选派的南方玉匠进京当差，一般不用考试或实习，来京后即被安排工作。但有些特殊的工种，乾隆往往要先试试看，合乎要求了，才能进内行走。
乾隆四年（1739）三月十九日这天，造办处新来了由织造、盐政选派的三名画珐琅人，乾隆下旨：“每人画鼻烟壶二件，令烧珐琅人烧造。”
四月初九，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新到画珐琅人画得的鼻烟壶六件烧造后，由太监毛团呈送乾隆御览。
乾隆看后表示满意，令太监毛团传旨：“留此三人在造办处珐琅作行走。”
有的匠役是被乾隆出游时看中，随后来京在内廷做事的，乾隆朝时著名的宫廷画家杨大章，就是这样被选进宫的。
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十三年间，乾隆南下，共完成了六次南巡。即便是在紧张繁忙的途中，乾隆也不忘记为内廷挑选有才干的匠人。
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第三次南巡至扬州，随同接驾的民间画人杨大章，献给乾隆一幅自己创作的画作，得到乾隆的赞赏。回京后，乾隆令大学士勇公传旨：“将在扬州接驾之安徽省民人杨大章料理送京。钦此。”
杨大章到京后，关于待遇问题，造办处还需请旨皇上。因为杨大章是皇上亲自选来的，即使照旧例发给俸银，也要经过乾隆批准。为此，造办处上了一道折子：“今据安徽巡抚讬庸送到画画人杨大章，奴才已令伊进如意馆当差。查得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二十一日，为画画人金廷标来京在内行走时，曾经奏请每月赏给钱粮银三两、工食银三两在案。今画画人杨大章，可否照金廷标之例，每月赏议给钱粮银三两、工食银三两。”
乾隆在折子上批示：“着照金廷标之例赏给。钦此。”
杨大章来宫廷画画后，工作勤勉，绘画技艺突飞猛进、日益提高，以致后来成为清代乾隆朝著名的宫廷大画师。即使是在今天的画界，他也是赫赫有名、众人皆知的人物。
三、刻字匠
乾隆初年，由于个人的喜好和痴迷，乾隆对宫廷制玉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宫廷制玉业百废待兴，招兵买马自然是很急和很要紧的一件事。除了玉匠是全国选拔挑选外，玉石刻字匠也是如此办理。
刻字匠一般从苏州挑选，乾隆通常是在御览苏州送到的承办活计时，如果感觉字刻得好，就会当即下旨，将刻字匠传到京城应差。
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二日，苏州织造安宁和图拉送到一批玉别子，乾隆对玉别子上刻的字很赞赏，于是对身边太监胡世杰说：“着怡亲王、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传与苏州织造安宁和图拉，玉别子上刻的字甚好，将刻玉别子的刻字匠之内，选好的急速送二名来。钦此。”
不多时日，苏州织造安宁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上来：“遵奉谕旨，选得好手刻玉别子和刻字匠金振寰、顾觐光二名送赴来京应役。”
既然来京应差，就得核计报酬。在朝廷造办处应役，依惯例是同工同酬，不管你是先来还是后到，也不管你是年长还是年少，只要干同一工种，都是同等的报酬。
造办处这次还是依照旧例，给乾隆上了一道折片：“查刻字匠朱彩，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年春秋二季衣服银十五两。请照朱彩之例，刻字匠金振寰、顾觐光每人每月拟给钱粮银四两，每人每年春秋二季衣服银十五两。”
折片送到乾隆手里，乾隆心里感觉有说不出的别扭。照旧例，造办处的奏请没有毛病，他们是在照章办事。但刻字匠朱彩可是乾隆心目中的刻玉高手，在如意馆已独当一面多年，深得乾隆的赏识和信赖。如果朱彩的报酬和新来的刻字匠一样，乾隆是绝对过意不去和不能接受的。
乾隆此时只是感叹属下官员为保住乌纱帽，在办事上墨守成规、按部就班，一点没有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看来这个例，只有乾隆本人自己才能破了。
乾隆想，此次一定要改变，但要循序渐进，不宜大变。思来想去，乾隆令太监胡世杰传旨：“朱彩在此当差数年，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新来的刻字匠着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其衣服银照例准给。钦此。”
变革虽然不大，但已属破例了，这在礼制规矩严格且根深蒂固地大清朝，是十分不易的一件事。
乾隆朝，宫廷造办处玉器刻字匠有：朱彩、李世金、金振寰、顾觐光等。
四、培训
玉器制作的主要难处是镟里膛，当时宫廷把专门从事镟里膛的玉匠称作“镟玉匠”。对这项技术，宫廷要专门从苏州、扬州等处选南方玉匠作为老师，进京指导培训。培训工作结束后，南方玉匠应立即回到原籍，一般不会留在内廷从事玉器制作。
乾隆四十四年（1779）新年刚过，宫廷专门从事镟里膛的玉匠陆续病退，或告老回籍。因镟玉匠后继乏人，造办处请旨后，苏州送来镟玉匠平七进内廷指导培训。
九月的一天，乾隆遛达着来到了启祥宫，查看玉匠制作玉器情况，见南匠平七仍在启祥宫，没有回籍。此项培训工作三月份就结束了，至今已半年有余，早该令平七回籍了，怎么还留在宫内没走呢？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让太监鄂鲁里到造办处传旨：“启祥宫学镟玉匠已会，着平七回南。钦此。”
平七来京后，很喜欢并很快适应了北方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他也很会做人，来京数月，已经与宫廷里的玉匠、监督官员结为好友、打成一片，不像有的南方匠役不服水土，不安心在宫廷做活。在指导培训到期后，他恳请郎中保成准许多留些时日，想在京城看看下雪，待京城首场雪下后再回南方。
郎中保成找库掌福庆商量此事，商量的结果是，找个理由，再留平七数月，待过了年，即让其回南。当日，二人找到太监鄂鲁里，把暂时留下平七的理由让他转奏皇上。
鄂鲁里平日里与保成、福庆二人关系密切，觉得这事也没多大，就没有及时禀告皇上。今天见皇上过问此事，鄂鲁里急忙将郎中保成、库掌福庆欲暂留镟玉匠平七的理由，回禀皇上。
鄂鲁里说：“郎中保成、库掌福庆声称，镟玉匠等现在虽会镟里膛，其外身做法尺寸尚未熟练，请旨将平七再留数月，俟学镟玉匠等学会外身做法时，再令伊回籍。”
乾隆知道平七平日工作勤勉，待人诚恳，交友甚多，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生活，无非是想多留些时日。
于是，乾隆令鄂鲁里到造办处传旨：“知道了，明春再着平七回籍。钦此。”
不过，乾隆对培训的事有点想不明白，他又开始疑心了。平时培训一门手艺最多不超过半年，怎么这次要一年时间？马上就要过年了，乾隆见平七还没有要回南方的意思，随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再令鄂鲁里传旨：“镟玉匠平七，俟启祥宫放年假时，不必进启祥宫，加恩着伊回籍。钦此。”
这次平七真的该回南方了，遗憾的是，那年京城下雪晚，平七没能看到。
五、做活
造办处承做上用物件，均有皇上钦定的样式，否则不许承造。
乾隆十六年（1751）十二月二十二日，粤海关监督唐英未经乾隆许可，呈进紫檀木桄榔书架三件，外加一批“洋货”。如果只进洋货，乾隆或许也不会指责发难。但唐英喜好中华传统文化，总爱标新立异，在粤海关供职，不呈进些海外洋玩意儿，而进什么中式书架呢？
乾隆看过唐英呈进的紫檀木桄榔书架后，令传旨：“十三年（1748）内曾降谕旨，如无颁发式样，不许将俗气活计做来呈进。今唐英进来紫檀木桄榔书架三项，活计俗巧，将原物驳回。钦此。”
乾隆处理官员失职渎职，往往深究到底，不触及到当事人的灵魂深处，绝不潦草完事。呈进的物品驳回了，但乾隆绝不会就此罢休。他指示造办处：“唐英成做紫檀木桄榔书架不准报销，令其赔偿。另外所进洋花大绒、洋金银线、紫檀木锦地博古大柜、番草书桌、海棠式香几、掐丝小香几、玻璃小插屏、洋表、油画等，所用工料、水陆运费、包装等费用，减银四百二十八两九钱五分三厘，着该监督唐英照数赔补，不准报销。”
臣下因做的活计不能令乾隆满意，遭批挨罚的事，在乾隆一朝可谓司空见惯。
有时，乾隆对承做的活计也会疑神疑鬼，凭空妄断，无端指责属下。
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十八日，员外郎白世秀、太监胡世杰来到如意馆，传皇上的谕旨：“玉如意上镶嵌的银五岳只重三钱，系空的！如意馆成做活计向来实在，一定是匠人作弊。着查明回奏。钦此。”
经过查核，玉如意上镶嵌的五岳就是空的，不是人为故意或偷工减料，当时要的就是“轻”这个效果，所以只重三钱。问题说清楚了，乾隆也没再追究。
对于承做活计的快慢，乾隆也要求甚严，有的是赶年节制作的活计，延误了也要被斥责。
乾隆十七年（1752）初，乾隆下旨要在万寿节时做一批碧玉珠子、蓝宝石数珠、犀角扳指等。
八月十日，乾隆在承德过万寿节的前夕，忽然想起年初下旨做的珠子、数珠和扳指怎么没有见到？于是令造办处据实回奏。
造办处报上来的情况，与当初在京时造办处的承诺有很大出入。乾隆不悦，令太监胡世杰传旨：“自报上发来活计成数，内开碧玉珠子做至五成，蓝宝石数珠做至八成，犀角扳指做至六成，在京时赶出外不能做得，赶万寿节为何还不得？犀角扳指在京时答应做至七八成，为何只写做至六成，明系混工！紫檀木扳指盒为何只成做至一成？名色亦未开出。着申饬他们！钦此。”
造办处承做上用活计很多，品种也十分繁杂，漏做、迟做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一件物件延误十几年才做完，即便做得再漂亮，也还是让乾隆高兴不起来。
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初十，太监胡世杰到珐琅处传旨：“珐琅处做的金胎珐琅豆，四年（乾隆四年，1739）内领的金，为何迟滞十数年才做得呈进？由他迟滞，库上亦不催查，王子大人亦不查。其做豆之金并工价银两，俱不准报销，着他们赔补。再，查珐琅处类乎此样陈下来未交之活计，还有无有；造办处亦有陈下来未交之活计，俱查明回奏。钦此。”
乾隆不崇洋媚外，这可能与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关。不是什么洋货乾隆都喜欢，一般要有实用性。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七月初六，临近万寿节，为讨好皇上，时任广东巡抚托恩多和粤海关监督尤拔世，用进口的洋玻璃，仿西方台式玻璃屏，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联手制作了一件紫檀镶双面玻璃大转屏，专人护送进京呈送皇上，可谓用心良苦。
乾隆验看后，觉得既稀奇古怪，又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随即发布谕旨：“广东巡抚托恩多、粤海关监督尤拔世所进紫檀镶双面玻璃大转屏，甚属无用！从前传办之洋金丝缎、银丝缎、洋金线银线，为何不行办来？嗣后，如镶玻璃大转屏等类，不必办来。钦此。”
其实，早在年初，乾隆就对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办贡不满，称其所办贡物“甚属平常”，并令其将“西洋有用之物按贡办来”。可尤拔世还是给办砸了。
下属讨好上司，投其所好送些礼品，哪还有挑的呢，先收下再送人不就行了？乾隆可不这么认为，不满意的当场就拒绝，而且还要说上几句不招人待见的话，因为他是皇上。
各织造监督等承做御用活计，一般都委派其代办人——坐京家人，在京留守。坐京家人的职责是：承接造办处下发的承做活计清单，送往制作地承做；制作地送来的活计，由其转交造办处。
各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也有坐京家人，这些官员呈送给皇上的贡物，也由坐京家人转交，如果这些贡物被驳回，也由这些坐京家人领回。
乾隆三十一年（1766）新年刚过，乾隆闲来无事，想看看节后苏州又送来了什么新东西。可是，什么新活计也没见到，乾隆便让太监胡世杰传旨：“着问苏州织造萨载坐京家人，自过年以来，所有传办官活为何不见送来。钦此。”
当天，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即去了萨载坐京家人陈泰的家，向陈泰宣布了皇上的谕旨。陈泰回称：“现今并无送到传做活计，苏州亦无人来京。”
太监胡世杰将陈泰的话口奏皇上。乾隆一听就火了，这不是糊弄吗，你坐京家人就没有个活计呈送计划安排，竟然一问三不知，只知道在京城无所事事、闲游瞎逛。于是，乾隆令胡世杰再传旨：“着伊家人迎到苏州，如有做成之活计并无送到传做活计，一并送来。钦此。”
宫内承做活计的匠役，有时被皇上看上了，随时抽调至其他部门为皇上办事，这是常有的事。即使你有未做完的活计，也要按照皇上的命令接受调动。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二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如意馆管事安泰、李文照，将画画人张廷彦在启祥宫行走。钦此。”
此时，张廷彦正在绘制《清明上河图》和《越王宫殿图》手卷，以及《万寿图》册页等，并且均未画完。安泰、李文照将此情形向乾隆说明。
乾隆想要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不就画几幅图吗，找人替换就是了。乾隆说：“着画画人陈基，接画张廷彦所有未画完之《清明上河图》手卷、《越王宫殿图》手卷、《万寿图》册页等。”
造办处承做的御用活计，尽管有严格的审验手续，但也不是件件精美无瑕、令人称道，有相当一部分乾隆并不满意，认为“粗糙不堪受用”。
造办处承做的活计，有一套验收手续。首先要交活计房验看，验看通过后，验看人还要签署意见，然后才能呈送皇上御览。
乾隆七年（1742）十月的一天，乾隆发现近来呈览的活计越来越粗糙，怀疑活计房失职没有验看。于是传旨和硕怡亲王、内务府大臣海望：“造办处成做活计俱系御用之物，均关系紧要。尔等各作所进活计，并不呈明详细看妥，即行送进，往往粗糙。着查明申饬。钦此。”
怡亲王、海望二大人对乾隆的谕旨不敢怠慢，急忙召见造办处郎中色勒、司库刘山久及白世秀、副催总达子进内申明。听完汇报后，发现验看是验看了，但验看过程中确有疏漏之处。如有的官员验看后没有签字注明，有的记录已经遗失，出现的问题均已无法追究。
怡亲王和海望听后大为恼火，当即向色勒等四人立下规矩：“今后呈进之活计先送活计房，尔等四人轮流查看，堪可呈进者，始行呈进；如不堪呈进者，即着该作妥协收拾。若不悉心详看因循办理，仍蹈前辙，为伊等是问。其呈进之活计系何人看过，详细注写明白，登记档案，以备考查。嗣后，各作凡有呈进之活计，如有不送活计房令其看妥，擅行呈进者，倘若被查出，从重治罪，绝不姑贷。遵此。”
造办处匠役加班加点承做活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没有“加班费”。皇上想要一件东西，着急起来，不管物件制作难易，有旨就得承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夜里加班制作，在宫内不方便，造办处在宫外设有作坊点，带出宫连夜制作也要赶制出来。
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二十五日，造办处接旨承做的白玉壶，已经快一年了，还未制作成型。太监胡世杰来到造办处传旨，郎中德魁接旨：“现做白玉壶，带出造办处打夜做，赶年内要得。钦此。”
六、俸银
南匠和家匠的待遇不同。旗人家匠一般每月“给钱粮银一两”，头等精巧者“给钱粮银一两五”，特精者“食二两银，此外还有衣服银”。
康雍时，南匠待遇要高出家匠许多，一般每月钱粮银三两，另外还有工食银、本地安家银、春秋二季衣服银等。南匠在当地的养家银、在京的工食银以及衣服住房等项银两，原来由保送官，即织造或总督巡抚负担。后于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奏准，改“用造办处所收银两养赡”，并自次年（1725）正月初一起施行。
乾隆朝，南匠待遇又有很大改善。各匠役按手艺高低分别等次，每月食钱粮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其中，特等工匠十二两，一等工匠八两。每季再赏给收拾衣服银，从十两至十八两不等。
在朝廷做事，不论老幼、新来的或是“老职工”，一般是同工同酬，即便是父子关系也不例外，但要事前请示皇上恩准。前面提到的，大保接替父亲在内廷做活一事，和硕怡亲王在折子上也写明：“今大保可否照伊父所食钱粮、衣服银两招募顶补之处，伏俱谕旨遵行。”乾隆同意后方可办理。
新招募来的匠役，有时要试过手艺后，才能确定工食银。工食银的确定，不是参照有关规定，而是依照以前匠役的工食银多少，酌情来确定。匠役试手艺期间，也要支付工食银，但要比标准低一些。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十五，乾隆令苏州织造安宁挑选好手玉匠、刻字匠各一名送来当差。
五月初七，安宁送到玉匠倪秉南、刻字匠冈云章。二人到京后，造办处要为他们定工钱。为此，果亲王上奏皇上：“查，现在如意馆行走玉匠陈宜加等，每月食钱粮银四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刻字匠顾观光等，每月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今新到之匠手艺拙巧尚未试看，今暂各拟给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可否如数赏给，伏候谕旨遵行。谨奏。”
乾隆阅览果亲王的奏报后回复：“玉匠、刻字匠着在如意馆行走，其所食钱粮衣服银两，知道了。钦此。”
七、罚俸
官员工作失职失察，导致御用活计制作粗糙，也要被罚俸。
乾隆九年（1744）八月的一天，造办处珐琅作承做的珐琅器不仅数量少，质量也显得粗糙。乾隆知道珐琅器由催总邓八格负责监造。邓八格与乾隆沾亲，乃亲支近派，平日里即使有点小错，乾隆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足了面子，不加申饬。前些日子，曾有人举报邓八格，“承办之活计甚属粗糙，亦不坚固”，乾隆最后不了了之了。那么，这次乾隆会如何处理呢？
乾隆没有马上处理邓八格，而是观察了一段时间，看看承做的珐琅器在质量上是否有所改进。观察一段时间后，乾隆见状况仍未有所改观，甚为恼怒。
九月的一天，乾隆终于忍无可忍，将怡亲王等叫到跟前说：“珐琅作做的珐琅器活计糙！活计亦少。着怡亲王等将邓八格等议处。钦此。”
怡亲王早就对邓八格督造的活计不满，因其身份特殊，平时也不敢多说什么，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回有了皇上的旨意，查办邓八格的力度确实不小。
怡亲王弘晓下王谕：“催总邓八格罚俸二年，太监魏珠及栢唐阿双住、文保、所塞各罚钱粮一年。”
乾隆见怡亲王动真格的了，心又软了下来，急忙下旨阻拦：“罚俸二年者罚半年，其罚钱粮一年者罚钱粮三个月。着怡亲王等传与邓八格等，这一次宽恩，着伊等勤勉奋力，嗣后再被查出，必重重治罪。钦此。”
乾隆对怡亲王的报复心态甚是不满，怡亲王有时连太监也不放过。但又找不到什么借口治他一下。可就这么过去算了，乾隆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思来想去，还是给他一句不疼不痒的话，让他琢磨去吧。
于是第二天，乾隆让太监胡世杰传旨：“怡亲王一点闲事不管。钦此。”
这一句话让怡亲王琢磨了很久，也令他振作了许多。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过分惩治邓八格，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吗，还是好自为之吧！
乾隆不依不饶、继续发难。没几天，乾隆找来几件青白玉杯盘，令奏事太监传旨：“着怡亲王、海望看合适不合适，一点闲事不管！”
这回把内务府大臣海望也捎上了。二位大人面面相觑：这从哪儿说起呢？这玉杯盘的样式造型，明明是皇上钦定的，质量把关是活计房的事，合适不合适是皇上说了算，什么时候问过我们呀？
乾隆的心态与一般统治者的心态没什么大的不同，地位到了一定高度，往往眼睛里都容不进砂子，非用各种办法把它从眼睛里揉出来，心里才舒服。
匠役下班后回到住地，这是他们最放松、最休闲的时光，有时老乡之间饮酒、闲聊往往至深夜，第二天进内干活有时就会迟到。
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的一天，前一夜和老乡畅饮至午夜的启祥宫画画人刘云，见天色还黑，又睡了一会儿。这一睡竟睡过了头，匆忙起身穿衣跑进宫内。这一天也巧了，乾隆起床后没事遛早，偏偏来到启祥宫，见刘云匆匆赶到，其他人已经干了两个时辰了，顿时面显不悦。
乾隆令怡亲王、内务府大臣海望调查当日值守，回答是司库朗正培、巴尔当当班。乾隆说：“启祥宫画画人刘云，进内甚迟，着怡亲王、内务府大臣海望、御前侍卫安宁，将朗正培、巴尔当议罪。钦此。”
怡亲王等三位大人议得的结果是，“朗正培、巴尔当各罚俸一年”，并交太监胡世杰转奏。
每当遇到罚俸一年以上，乾隆往往都非常谨慎，除非不重罚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一般情况下，乾隆都会有怜悯之心，不忍对手下处罚过重。这次，乾隆还是改了三位大人的处罚结果，令太监胡世杰传旨：“每人各罚三个月。钦此。”
所罚俸银，造办处要“限期行知三旗恭领处，该管佐领遵照定限催追交纳，以清欠项”。生活条件好的被罚人员，当月就可以缴清；条件差的，往往就拖欠下去了。
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造办处“各员所欠俸银累至数千两之多”。乾隆对此大为不满，下令催缴。
总理造办处事务大臣福晋不敢怠慢，传谕内务府堂转告三旗恭领处，于本年春季领俸之日，令该佐领、管领、下领、催领，将欠俸人员应领俸银，由户部银库领取，直接送往造办处库，不得令该员领取，由本堂酌量扣缴。其已故各员，仍令该佐领、管领严催伊子弟按季交纳。如果无子弟并实在无力交纳者，亦可出具保结，送赴本处，再行酌办。
至本年年末，造办处各员因被罚所欠的银两，大部分被追缴入库了。
八、奖赏
玉匠、画珐琅匠、画匠、牙匠等匠役，因有特殊技艺，人才难得，有时会得到皇上的奖赏。这样的奖励发放得并不频繁，一年最多一两次，但不是“普发”，确实是针对在承做宫廷御用活计中有突出贡献者。
乾隆四年（1739）四月二十六日，催总邓八格来到珐琅作，带来太监毛团口传皇上的口谕：“着赏给画珐琅匠黄琛、梁铭文，牙匠黄振效、杨维占，每人每月工食银八两；画珐琅匠伦斯立、胡思明、罗福政、梁观，每人每月工食银六两。钦此。”
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初十，乾隆令造办处传旨：“刻字人六十三，着赏给三两钱粮米；玉匠八十一、七十五，赏给二两钱粮米。钦此。”
赏钱虽不多，有的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月的俸银，有的虽然还不到，但反映出一个清王朝的皇帝，也懂得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属下的工作积极性。
匠役有奖赏，工头如果监造管理得好，也有得到奖赏的机会。
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初七，太监胡世杰传旨：“如意馆画画栢唐阿张廉、福海、伊兰泰、德舒、富贵，此五名每名每月加赏钱粮银二两；新学画画的栢唐阿常升、王炳、王儒学、满斗、德昌阿、克章阿，此五名每名每月加赏钱粮银一两。钦此。”
上述可以看出，一般“普发”性质的奖励，所发奖金要比工作在一线的匠役少。毕竟这些工头们只是动动脑、动动嘴，远没有匠役劳作辛苦。虽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在清代，劳心者的奖金，不一定就应该比劳力者拿得多，乾隆皇上也是这么做的。
有些特殊活计，乾隆下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务必完成。这是给管理匠役的工头们下的“死命令”，如果按期完成并完成得好，皇上发给工头的奖金自然要比匠役的多。
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十一日，太监张玉传旨：“雍和宫内千佛衣三件，着海望帮着料理，务赶在十五六日要得。钦此。”
时间紧、任务重，当班值守催总五十八昼夜赶制，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将三件千佛衣赶制出来，交太监张玉、胡世杰呈皇上御览。
乾隆大喜，谕令：“做得甚快，问是何人监造，题名回奏。钦此。”
内务府大臣见皇上今天心情格外的好，肯定要赏赐了，机会难得，多报些人名，让皇上看着给吧。于是开具名单：催总五十八，催领郑永龙、七十三，裁缝杨圆、白虎、二丫头、陈住、查景明，绣匠窦国维、六十一、七达子、李成德、唐国忠，共计十三人。交由太监张玉转奏。
乾隆心情确实不错，没有细问，当日即下旨：“着赏催总五十八缎一匹、催领每人赏银三两、匠役每人赏银二两。钦此。”当天，这些钱物就都如数下发了。
乾隆对玉石材料极为重视，一般做玉器的下脚料要如数收回，即便是五等玉或不堪用玉，也要存贮银库，或备赏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的一天，工部修理年久糟旧的料佑所，在房间支搭火炕时，挖出残缺杂色玉石大小六十五块，重量从二斤二两至三十八斤八两不等，共计二百一十五斤。当时工部官员拿不准是玉石还是石头，叫来如意馆玉匠验看。在如意馆玉匠认看“系玉属实”后，工部官员将玉石交内务府处理。
时任内务府管理大臣的果亲王，见这些玉石玉色太杂，而且石性大、绺道多，出不了多少好玉，就请旨乾隆，要求将其丢弃，或存入杂物库房。
在乾隆眼里，玉石等同于金银，是财富的象征，也可用来奖赏属下用，怎么可以随意丢弃他处。乾隆闻此，对果亲王的处理意见甚为不满，谕令将这批残玉“收贮银库存放，备赏用”，果亲王“着申饬”。
九、惩罚
内廷事务劳累繁杂、枯燥乏味，因不堪忍受辛苦和寂寞，经常发生太监逃跑事件。乾隆一朝，几乎每年都有数起或十数起太监逃跑的事件发生。
按照内廷太监管理条例规定，太监逃跑后，内廷要派番役缉拿。被抓获的太监，一律由皇上颁旨，发往瓮山（万寿山）铡草一年。一年期满后，再奏请皇上批准，交畅春园总管“管束当差”。有的太监一年期满后，由于改造时态度不好，不情愿接受改造，皇上还要令其再加一年铡草。
乾隆二年（1737）正月二十六，内务府管事太监李福、打扫太监冯玉逃走，在潭柘寺削发为僧。乾隆闻讯后下令：“着交内务府总管缉拿。钦此。”
内务府总管事务大臣三和，按照乾隆的旨意，“派出番役严加缉拿”。三月初二，番役将在广安门外闲逛并已削发为僧的李福、冯玉，缉拿归案。
三和在给乾隆的折子上这样写道：“查，从前将缉获逃走太监贝进忠等，俱发遣瓮山铡草在案。今太监李福、冯玉虽已为僧，仍令其还俗，照从前逃走太监之例，发遣瓮山铡草，可也。”
乾隆回复：“知道了。钦此。”
一年后的乾隆三年（1738）三月初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上奏乾隆，奏称：“发往瓮山铡草之太监李福、冯玉一年已满，请交与畅春园总管石守旺管束当差。”
乾隆在三和的折子上批语：“知道了。从前拿获此等逃走太监，俱经发往瓮山铡草。嗣后，伊等一年满时，着奏闻交与畅春园总管石守旺管束当差，不许出门。钦此。”
有的太监因种种原因，二次出逃，被抓回来后，处置更加严厉，一般是发往瓮山铡草三至六年。
乾隆九年（1744）十月初七，内务府起奏皇上，称“拿获二次逃走太监石球，交司议罪”。
乾隆对太监外逃深恶痛绝，更何况是二次出逃。乾隆随即回复内务府：“发瓮山铡草六年。钦此。”
慎刑司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发现太监石球有携款外逃之嫌。据管番役值年郎中申祺、兴贵保称，番役头目存住等，将逃走太监石球拿获到案，讯据供称：“我在储秀宫当差，因我们一处的太监杨迁将一百文钱放在值房炕上，我看见，恐怕被别人拿去，我就收起来。见了杨迁，我说你的钱也不带起来，为何放在炕上呢？首领太监阮荣在旁说，他的钱放在炕上，你为何拿起来，这明是你要偷他的，我必须回明，总管将你重处。我恐怕责打，于本年九月二十一日逃出，在地安门外饭铺里吃饭，就被番役拿获了。再，乾隆四年（1739）七月间，我曾逃走过一次，在外有八九日，我自行投回，我们总管奏明将我责打了，罚在地方上当差，于十二月间仍发回本处。除此，在外并无妄为等情事。”
听了石球的供述，工部右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赵宏恩并未诱发同情心，而是提出“应将逃走太监石球交与慎刑司照例议罪”，并将拟办意见交与奏事御前二等侍卫五十七转奏。
乾隆看过太监石球的供述后，没有改变最初的处置意见，仍“将石球发往瓮山铡草六年”。
乾隆中后期，外逃的太监不再发往瓮山铡草，而是发配到北方边远军中为奴。
紫禁城及圆明园等处各殿内，多有摆放各种形制的玉器。有时“工作人员”不小心，损坏了玉器，一般要照律例予以惩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的一天，紫禁城西华园内一件陈设的玉如意，被该园苑丞顾越在摆放时不慎摔坏。这天，皇上要进宫，顾越在摆放玉器时，为图省事，在手里还有其他物品时，就去拿一件整支雕黄玉蝙蝠灵芝如意，不小心将其打坏。这件约二十厘米、较一般如意尺寸小的黄玉如意，不仅雕工细腻、复杂，而且玉质也细致温润，乾隆甚为喜欢。由于“甚实恐惧”，顾越“急速亲身到南城找收拾玉器匠役王五”，让他在“两日之内收拾完毕”。随后，顾越向内务府报告了此事。
玉如意虽然黏结好了，顾越也没有瞒着不报，但毕竟这件玉如意是乾隆心爱之物，不得不奏请惩罚。当天，内务府将此事上报慎刑司。
慎刑司依据内务府来文，给乾隆拟了一份处理报告：“查律载，凡乘舆服御物主守之人，收藏修理不如法者，杖六十。又定例内开，凡文武官员犯公罪，应杖六十者，罚俸一年。查苑丞顾越，系当管园庭事务之人，所有陈设自当小心，敬谨安置收藏。乃并未小心收拾，致将黄玉如意一柄损坏，实属不合。应将苑丞顾越照律杖六十。系官，罚俸一年。随有记录，不准抵消，以为草率疏忽之戒。为此谨奏。请旨。”
这是因工作失误造成的事故，不在宽恕之列，乾隆照准了这个处罚意见。
玉器放错位置一时没有找到，即使后来找到了，当事太监也要受到处罚。总管内务府也不得瞒着不报，也要将此事拟出处理意见，上奏乾隆皇上。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二十九，养心殿摆放的一件汉玉鸡笔山找不到了，总管内务府派员连日查审。正在追查时，总管太监倪兴旺，于二月初七由库中盛贮如意匣内查出。
东西找到了，本来可以相安无事了，但依据内廷定律，即便没有丢失，也要将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事件缘由上报皇上。同时，还要自觉地自查自纠工作中存在的疏漏，即使没有发生事故，只要存在安全隐患，也要提出处罚当事人的意见和建议。
总管内务府在给乾隆题为《养心殿陈设玉鸡并未遗失，率行妄报，将太监高玉等鞭责事》的报告中写道：“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养心殿遗失汉玉鸡笔山一件之事，是该处太监等当时收贮之时，既随手置放，并未留心，迨陈设之时又不详细检查，率行妄报遗失。高玉、傅长春之昏庸无能，自滋纷扰，殊属不堪。请将太监高玉、傅长春俱重责四十板，分拨外围当差。至闻岱、王平，系本处首领太监，有稽查督率之责，既不能详慎于前，又不能检查于后，随同太监等仓促混报，其平时之疏玩可知。应将首领太监闻岱、王平各罚钱粮二年，以昭儆戒。再，养心殿前殿后殿，为内闱重地，理宜关防严审，庶昭慎重。今虽审无偷窃情事，但前殿明间系后殿所管，门虽下锁，而东西暖阁之太监遇有差使，亦可随时启闭，且由前殿明间即可直达后殿，并无阻隔。是平日之全无限制，悠忽从事显而易见，所有宫内之总管太监等均不得辞疏懈之咎。应请将总管太监等，各罚俸钱粮一年。此内倪兴旺、王承义于事后自行查出，尚属急功，请各从轻罚钱粮六个月，以示儆戒。至嗣后前殿后殿、东西暖阁各门户，应如何分别上锁，使有限制，以便防范稽查之处，仍交总管太监等自行详议具奏。为此谨奏。请旨。”
看来，乾隆对身边的太监，也有远近亲疏之分。总管太监倪兴旺，跟随乾隆左右三十余年，忠心耿耿、尽职敬业，乾隆网开一面，没有给予他处罚。他在总管内务府的报告上批示：“倪兴旺着宽免，余依议。钦此。”
在造办处作坊干活时间长了，匠役们偷懒耍滑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出工不出力，有的懒散懈怠、无事生非，也有的故意做活迟慢。雍正朝时，怡亲王监理造办处事务，没少为此开出罚单。
乾隆初年，老怡亲王之子小怡亲王弘晓接管造办处事务，上任伊始即严明纪律，他向属下发布王谕：“造办处所做活计，俱系御用器皿之物，甚属紧要，理宜恭谨成造，不可迟慢。尔等着该班之催总、栢唐阿，不时催做、查看、申饬，勿令匠役闲散偷安，惮延日期，不能速得。尔等尽力督催才是，如仍不精细，延误日期，严加重处。”
规矩是定了，时间长了，不免又重回老样，惩处管理匠役当班人的事情常有发生。
乾隆七年（1742）九月二十四日，有人传话乾隆，说造办处司库朗正培、骑都尉巴尔当，上班时闲聊懒散，所管承做的活计时有延误。
乾隆听后非常生气，令太监高玉传旨：“朗正培、巴尔当管理匠役懒散，以致活计迟误。着交怡亲王，将朗正培重重议处，巴尔当分别议处。钦此。”
如果匠役偷懒耍滑，轻者申饬，重者要被开除。
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二十六日，遭重罚改邪归正的司库朗正培、骑都尉巴尔当，将画画人傅雯告到乾隆那里，说他上班懒惰，总摆着一副大画家的面孔，傲慢异常。
在清代，再有名望的画家，只要到了宫里做事，那最多就是一个画匠的身份，是当差听使唤的。傅雯本以为乾隆对他们这类人会另眼相看，看来傅雯是想错了，没有核准自己的地位，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乾隆当面对朗正培、巴尔当说：“画画人傅雯懒惰，明年不必令伊在内行走。钦此。”
其实，傅雯心里明白，他们这类人如能在朝廷做事，将来出去了也是向人炫耀的资本，不愁没有生计。此时，就这样走了，当有离别时的伤感，更有自酿苦酒自己饮的难言之隐和切肤之痛。
十、宽恕
匠役懒散懈怠，受到惩处是理所当然的；损坏内廷物件遭到处罚，也是常有的，但后者也有例外。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初四，清东陵千总首领率领太监、兵丁等在太古云岚值夜班。该班升起在延春堂打扫卫生，忽然看见一只松鼠跑进殿内，因担心松鼠咬坏殿内陈设品，升起大声呼喊。太监、兵丁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急忙赶至殿内西屋。西屋内有一对镶嵌玉石、绿松石、玛瑙石等宝石的玻璃画挂屏放在床上，兵丁周仁因跑得太匆忙，“被门槛绊倒，扑跌床上，将挂屏一对两手按破”。
延春堂归盘山总管李永辉管辖，他接到此报后，随即亲自赶往现场，“详细查勘挂屏，系按破是实”，兵丁周仁也“承认不讳”。东陵内务府总管大臣金珠对此事不敢怠慢，因为此挂屏为御用之物，不如实禀报，将有可能犯欺君之罪。另外，呈报时多承担责任，多给手下几个处分，或许皇上会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于是，金珠经过深思熟虑、冥思苦想，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该总管李永标报称，兵丁周仁当夜值宿太古云岚，见松鼠跑进，担心松鼠咬坏殿内陈设，急速驱赶，不意被门槛绊倒，扑跌床上，将挂屏一对两手按破。奴才亲身前往详细查勘挂屏，系按破是实。奴才伏思，行宫内所有陈设，均关御用之物，凡进内打扫查看，理应敬谨小心。该兵丁周仁赶拿松鼠，以致将挂屏按破，甚实可恶。请将该兵周仁交内务府严加治罪，千总李质恭、首领王国祥交内务府议处，该总管李永辉交内务府查议。再，奴才亦请交内务府一并查议。俟命下之日，将破坏镶宝石玻璃画挂屏一对送交造办处，预备呈览。”
乾隆这次没有发怒，也没有惩罚肇事者，更没有牵连有关官员，而是宽恕了他们。这不是一起人为事故，而是因忘我工作而造成的工作过失。对手下犯错或过失，乾隆在是否处罚上，心里有杆秤，一般不会感情用事。
六月二十日，乾隆在折子上批示：“偶尔失错，均可宽免。钦此。”
驻守皇祖陵寝的官员，本身就有被贬发配的含义，乾隆对他们不再雪上加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十一、赔偿
工匠做活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活计糙了些，有的未达标准要求，有的不小心做坏了或碰坏了，也有的延误了工期，乾隆知道后，都会斥责或令其赔偿。
乾清宫，也被乾隆称为“正大光明殿”。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初九日上午，乾隆在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的陪同下，到如意馆查看玉器制作情况。回到正大光明殿后，乾隆无意中低头看见地面刷的油漆有崩裂的地方，心情顿感不悦。他随即把海望叫来说：“正大光明殿地平漆水崩裂，显得糙，查是何人成造，即着原造人赔补。”
海望不敢怠慢此事，因为皇上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及早修复，怪罪下来，承受不起。于是，他令造办处司库朗正培，于当日监督漆作工匠油漆修补了事。至于赔补，海望经过调查，认为确实不属于工匠问题。此时正值冬季，风干物燥，加之殿内还有煤火烘烤，地面油漆保不齐会出现崩裂。海望见乾隆这几天没有再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也算是给手下做了件好事。
干活不小心打坏物品，除被责处，还要用个人“工资”赔偿。
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传皇上的口谕，令造办处将养心殿后殿的两块镜子安上，皇上要看。
当天，司库白世秀叫人将镜子抬到养心殿后殿安上，其中一面镜子在匠人抬搭时，不小心将下角碰坏了一点。白世秀忐忑不安地将此事告知太监胡世杰，让他口奏皇上。
乾隆闻此下旨：“镜角损坏，即不小心，着将不小心人责处。钦此。”
第二天，怡亲王遵旨议得，将匠人重责，将掌库之人巴克坦罚钱粮银六个月。
承办的活计做得糙，不准报销工银成本费，令其本人赔偿，这在造办处是经常的事。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初九，库掌四德、五德传皇上的口谕：“学诗堂现挂紫檀木花边金地挂屏上，金色浅淡，上得亦不好。查系何人监造，所用工价不准报销。现有之金作为地杖，着用红色泥金另上。钦此。”
造办处随后派人调查。查得景阳宫雕紫檀木西番夔龙花纹边地杖填金杉木心挂屏一件，系油木作承办。该作理应用红金填画，这样才显得红润。今所填泥金系用黄金颜色，“实属浅淡”，而且描画得也不均匀，都是因为该作库掌四德、催长舒兴玩忽职守所致。挂屏上用金箔五百七十一张，合银四两四钱五分；填金画匠用工一个，合银一钱五分四厘，共计工料银四两六钱一分八厘。
随后，造办处做出处理意见：“工料银四两六钱一分八厘不准报销，除了照数赔补外，请将四德、舒兴各罚俸三个月并严饬，以示警戒。将此挂屏紫檀木边花纹地杖，重新稳妥填金，务必颜色红润，得时预备呈览。”
同时，造办处将此处理意见交太监胡世杰转奏。乾隆以“知道了”表示同意此处理意见。
即便是高手，做事难免也有失手的时候。
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二十五，刚到如意馆司职画样的玉画匠姚宗仁，在制作青玉托盘时做坏了一个小角。乾隆知道后，甚是不满。姚宗仁虽然是他钦点招募的，但该赔偿还是要赔偿。
第二天，太监张明到如意馆，请玉画匠姚宗仁接旨：“玉匠姚宗仁不过一时之错，今将此青玉着他照样成做托盘一件。如一月做得，罚他一月钱粮，如两月做得，罚他两月钱粮。钦此。”
姚宗仁加班加点，精心赶做，本应该半年才能完成的玉托盘，他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即次年的二月，即做得青玉托盘一件，呈交皇上。
二月初五，乾隆令造办处司库朗正培传旨：“玉匠姚宗仁钱粮，下月赏给。钦此。”
在扣发了三个月的工钱后，姚宗仁又拿到了月工食银。通过这件事，姚宗仁深刻吸取了教训，做事再也不敢轻率马虎。
十二、考勤
工匠每日进内廷做工，考勤严格，如无故迟到，将被减扣工食银，这对出门打工要挣点银子回家的工匠们来说，就意味着要吃不饱饭。所以工匠没特殊情况，一般不敢轻易违反考勤纪律。
工匠是这样，副催领、栢唐阿这些造办处未入流的监造，也有严格的工作考勤。
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初四，怡亲王弘晓根据以往造办处督办官员办事懈怠，时有迟到耍滑的现象等情况，发了一道王谕：“造办处所有栢唐阿，俱着每日进内登画考勤簿、转牌，如有一日不进内画押者，将此人分例饭即行呈明停止。再，栢唐阿无作坊者甚多，以后着总管将无作坊栢唐阿相应呈明，分派各作，令伊等勤慎行走。其中如有滑懒栢唐阿不时托故告假懒怠当差者，亦着总管呈明革退，勿得瞻徇情面。再，效力栢唐阿、副催领等，仍遵旧例食半份饭，不许擅行正份。特谕。”
十三、腰牌
清宫规定，凡内阁、内务府及内廷行走各处供奉的书吏、苏拉（杂役）、皂吏（各衙门差役）、茶役、厨役、匠役、演职人员等，需经常出入内廷者，皆由内务府配发烙有火印的木质腰牌，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出入证。腰牌上除了烙有所属衙门、姓名、年龄、编号外，由于当时还没有照相技术，没有照片，只能注明当事人的面部颜色，以及是否有无胡须等基本面貌特征。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先进了，因为它是大清内廷的出入证。匠役等进出内廷，必须携带并出示这种朝廷颁发的腰牌。
腰牌每三年更换一次，差事有变动者随时更换，旧腰牌收回缴销，“以昭慎重”。如果某人退役或不在内廷做事了，腰牌要缴回，并改为他人使用。
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初五，造办处为更换腰牌，在上奏皇上的轻字二十号文中说：“今本处铁匠三狗、穿珠匠永德、花儿匠五十三、皮匠八保儿、绣匠李志白及达子，因病不能当差，业经退回。其三狗、八保儿、五十三、永德所佩腰牌四件，改为年五十八岁铁匠高六儿、年二十六岁康二格、年二十四岁张老儿、年二十二岁保玉腰牌四件。绣匠李志白、达子所佩腰牌二件，改为年十六岁绣匠常善、年三十二岁八十一腰牌二件。以上共更换腰牌六件。”
从中可以看出，朝廷在控制进入紫禁城内廷做事的工匠人数上，还是很严格的，有相当一部分匠役进入不了内廷，而是在外廷做事。
太监是皇上身边的工作人员，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需要找皇上办点私事，还真越不过太监这道坎。
到了乾隆朝，太监承担内廷杂项事务越来越繁杂，为图省事，也为了显示手中这点不大不小的权力，太监经常未经请示，私自放行造办处外廷匠役进入内廷做事。
有的匠役一直在外廷做事，没机会进入内廷，总想找机会到里边看看新鲜，给管事的太监使点小钱，也就进去了。由于造办处及内务府衙门匠役众多，进出内廷频繁，人员构成复杂，给紫禁城内廷的安全带来了隐患。
为此，乾隆于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八，乾隆令传旨造办处，告诫内务府官员，在内廷安全问题上，务必如履薄冰、小心从事。
乾隆说：“向来养心殿太监等，遇有一应零星活计，辄传唤造办处各项匠役整理，漫无稽核，殊属非是，圆明园等处亦然。宫殿重地，岂容外人出入？即有应行修整之事，亦应告之总管内务府大臣等派员放匠，不得任听太监等专擅经行。昔皇祖时，曾有谕旨饬禁，载在宫史，今相沿日久，太监等又复漫无顾忌，不可不实力整顿。着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太监传唤匠役进内之事，严行禁止。嗣后，如有必须放匠修整活计之事，俱令呈明该总管大臣，派员查点，仍将某处放进次数，于年底汇折具奏。”
后来，乾隆为了安全，考虑进入内廷的门点不宜多，只限从隆宗门进出，并要严格查验，又令内务府颁旨：“造办处及内务府衙门，其中人役众多，往来行走，可以经至隆宗门外。应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每日各派司员二人，稽查出入，详细查验。如无腰牌，或有腰牌而年貌不符者，一概不准放入。禁止闲杂人役在门外停留坐立，以杜混淆。”
十四、请假
南匠远离家乡，生病或家中有事，应呈文造办处“具奏赏假”。假期长短，视匠役的家远近而定。
雍正朝，一般“赏假”的时间是：广东三个月，苏州、扬州、杭州四个月。
乾隆朝，工匠假期延长，有给十个月的，也有给一年的。干得好的，除了给假，还有赏银。对造办处管理人员来说，请假更加宽松，有时放假也是公私兼顾，这样在时间上也会宽裕些。
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八日，催总栢永吉欲告假五个月，回南方老家扫墓。乾隆说：“不必声明告假，着内务府有交织造处织办的物件，派他带去交该织造办理。”
有的匠役十几年也未曾回家探亲，每当遇到此时，匠人申请超出规定的探家时间，往往也会得到批准。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初七，画珐琅匠李慧林申请回家探亲，造办处在给皇上的折子里这样写道：“据画珐琅匠李慧林呈称，伊母年七十三岁，来京一十六载未曾省亲，恳乞给假一年回家省亲，假满来京应役。”
请皇上准假一年，令其回家省亲，假满来京继续当差，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但乾隆还是恩准了。
南匠常年在京城做事，长时间不回家，家里难免会发生什么事情，父母生病过世就是最大的事了。各作匠役请假回籍，要先“声报”作里，请求“赏假”。作里监督查明行文造办处，再由造办处奏请皇上恩准。也就是说，匠役请假回籍必须由皇上批准同意后，才可回家。
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十八日，如意馆裱匠马遵仪，因要为已故父母合并墓穴，请假回籍，德魁等监督带领马遵仪到造办处请假。造办处在调查了解后，给皇上写了一道折子：“查，裱匠马遵仪实系父母两地，尚未并穴等因前来，相应照例奏请假四个月回籍葬亲，假满即令来京当差。”由太监胡世杰转呈乾隆，乾隆下旨：“知道了。钦此。”
如果匠役请假回籍是安葬亲属，乾隆一般还要赏给安葬银两，赏银多少不一，以示慰藉。
乾隆九年（1744），南匠张雨森告假回籍葬亲，花费了二百两白银。乾隆知道后，传旨造办处：“张雨森告假回籍葬亲，其安葬之费用银二百两，酌量料理。钦此。”
有的因亲疏关系较远，安葬费就少很多。
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初二，和硕怡亲王请旨：“如意馆画画人余省呈称，接得家信，婶母已于七月十四日在籍病故。余省自幼过继婶母为嗣，并无兄弟，只有余省一人。恳请给假回籍料理，事毕令伊来京。”
乾隆考虑余省已经过继了，婶母病故安葬不能按常规办理，应有所区别。于是下旨：“准其回籍，着用造办处银赏给三十两。钦此。”
工匠假满回到京城，要奏请皇上恩准后，才能在造办处继续做事。同时还要将该匠所食银两一并上报。
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初四，和硕怡亲王上奏皇上：“本处珐琅作行走画珐琅人黄琛，因母病告假回籍探亲，于乾隆十一年（1746）九月奏准在案。今假满来京，应仍令在珐琅作应差。谨此画珐琅人黄琛每月食造办处银八两，每年粤海关给安家银八十两。谨奏。”乾隆批示：“知道了。”
时间久了，工匠告假的频率逐渐频繁起来，甚至有的刚来京时间不长，就以种种借口回籍探亲，并无故拖延在家时间。乾隆听说后，很是不满。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二十二日，当苏州玉匠徐明彩来京不久，就因母亲去世提出告假回籍时，就被乾隆拒绝了，暂时未获批准，并要求苏州织造萨哈岱，调查玉匠徐明彩丧母的情形是否属实。
乾隆在给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尔经额的上谕中说：“造办处工匠，向令苏州织造及粤海关监督等挑选送京。乃该工匠等往往到京未久，辄行借词告假。予假之后，迟延时日不即赴工。现在苏州玉匠徐明彩，因母丧呈请回籍，经造办处奏请行文本籍，令其查明后再行给假办理未尝不是。但该处行文往返未免迟缓，着传谕苏州织造萨哈岱，即将该匠是否母丧属实，速行查明具复。再，苏州、广东工匠甚多，此后挑选时，应择其手艺精工而无家累牵制者送京，何必以亲老不能久离者充数，亦可省将来告假纷纷，稽查往返之烦。着将此一并传谕粤海关监督知之。钦此。”
经苏州织造萨哈岱派人调查，玉匠徐明彩的母亲病重，但还没有过世。乾隆知道后，把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尔经额训斥一番。这件事，内务府在未查明请假缘由是否属实前，即行奏请皇上准假，已属不是，皇上训斥你，你就老老实实听着、全盘接受就是了。但和尔经额却在乾隆面前百般解释，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乾隆“折磨”得心烦意乱。
乾隆愤怒了，尽管和尔经额是亲支近派，还是决定免去他的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务，以整肃官场的办事风气。但此时已临近大年春节，宫中有很多事情还要和尔经额来操办，此时免职，有点不合时宜。
乾隆二十九年（1764）二月，大年春节过后的第二个月，乾隆发了一道谕旨：“和尔经额遇事推诿，着革去总管内务府大臣，不必管理圆明园事务，仍留正红旗汉军副都统，着管理万寿山静宜园。嗣后，看伊行走，若不勤敏，即将副都统一并革退。钦此。”
十五、生病
匠役常年勤苦劳作，难免会生病。雍正时期，工匠患严重疾病，或病休两个月不愈，即革去所食钱粮，并遭革退。如雍正六年（1728）正月，南方大器匠梅士学，因“肝肾虚亏，瞳光昏暗，革退所食钱粮”。如果工匠“素日当差勤敏，艺业精熟，可以多容限数余日回籍，并照发钱粮”。
乾隆重视人才，特别是在内廷行走的有特殊技艺的工匠，如果他们生病，往往较为宽宥。
牙匠黄振效生病，调养了三个月，虽按照旧例暂停所食钱粮，但乾隆还是破例地“每个月赏银三两，用作调养之费，其本地养家口银两俱不必动”。同时，乾隆还下令：“匠役生病两个月不必革退，每个月减去一半钱粮银。”
内廷的匠役整日里做活、吃饭、睡觉，生活寂寞枯燥，有的匠役终日借酒消愁，以致终成病疾。
乾隆二十四年（1759），造办处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送来的广木匠王常存，手艺超群，在广木作可谓独当一面。但因不习惯宫廷枯燥乏味的生活，加之从南方来到北方，人文地理环境迥然各异，水土也不服，于是终日借酒消愁，有时还胡言乱语，痛哭流涕。
一日，王常存对领班说，他要自杀。领班急忙报告郎中白世秀、郎中金辉。二人问其为何想自杀，王常存说，因为打坏了铜雀瓦砚。
乾隆知道后，下旨令白世秀、金辉二人调查，拿出解决此事的办法。
二人随即查看瓦砚，瓦砚并未被打坏。再问，王常存只是摇头哭泣，言语错乱。见此情形，白世秀、金辉急忙请示皇上，让其回籍了事。二人说：“王常存素无偷盗情事，该作亦无遗失物件。今王常存既染疾症，难以供役，相应令其回籍。仍着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挑选好手广木匠一名，送赴来京，顶补当差。”乾隆听后，也只能无奈地同意了。
匠役生病是很正常的事，一般头疼脑热的病，自己调理一下，也就过去了。但遇到大病，往往就要回原籍调养医治了。
朝廷有太医院，但那是给皇上看病的，不可能给地位低下的匠役看病。
乾隆九年（1744）四月二十日，广东象牙工匠黄振效，因水土不服发病，吃了京城中医开的几服中草药，也不见好转。
五月十一日，乾隆令造办处传旨：“广东牙匠黄振效不服水土生病，着家人送回广东，俟病症大好时再来京当差。钦此。”
当时，京城里看病的中医，治病水平确实有限，像南方人到北方后出现的水土不服，在当时也医治不了。
十六、退役
清朝匠役到了一定年龄，也要退休回家。工匠退休没有年龄限制，一般是干到年老体衰、病魔缠身。但管理官员要提前上报造办处，造办处再奏明皇上批准。如果真到了干不动了再上报，要处罚有关官员。
退役后，原来所食钱粮银、衣服银等，一并革除，但每月给一点养老金，供晚年生活补贴用。
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月十九，乾隆耳闻如意馆裱匠张恺年老体衰，但仍在造办处做事，甚为不悦。于是传旨造办处查办，另外再看看有无类似情况一并上报。
当日，造办处即上报皇上：“查，如意馆南匠张恺年八十六，实属衰迈，难以进内当差，应将张恺退役。其每月所食钱粮银四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俱行裁革。再，造办处现有南匠十名，年力强壮，俱可应差。”
乾隆看后大为不满，心里琢磨着，都八十六岁了，还让其在如意馆干活，管理人员有失察行为，怎么没提出对如意馆负责人李文照、六格的处理意见呢？实属有意回避、逃脱责任。
随后，乾隆令传旨造办处：“张恺每月赏给银一两养老，其李文照、六格治不是。钦此。”
造办处不敢耽搁，立即派人查办上奏：“查，如意馆裱匠张恺年已衰老，既不能进内当差，该管官员理应预行呈明办理。乃李文照、六格二人意存姑容，并不呈明办理，实属不合，应将伊等各罚俸禄三个月，以示惩戒。”
乾隆阅后认为，这个处理结果还差不多，点头应允了。
乾隆皇上对造办处玉匠往往厚爱有加，多有照顾。如果玉匠父母年迈，身边需要家人照顾，有时也会应允提前退役，但需要招募新人顶替后，方可办理退役手续。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初，如意馆玉匠张德绍接到家书，告知父亲年迈，身边无人照顾，盼望儿子能回籍照顾。张德绍已在外多年，思父心切，急忙上报造办处，恳请皇上恩准提前退役，回籍照顾老父。
乾隆同意了，但要求苏州织造舒文，在当地挑选一名玉匠顶替。舒文没有任何耽搁，很快为内廷挑选了一名玉匠蒋均德。
五月二十五日，造办处为此事请旨：“今据舒文选得玉匠蒋均德一名，送赴来京。奴才等随试，看得蒋均德成做玉器活计，手艺尚好，堪以应役，理合奏明，令伊在如意馆当差。张德绍每月原食钱粮银三两，每季衣服银七两五钱。今送到玉匠蒋均德，应否照伊张德绍赏给钱粮银、衣服银两之处，伏候谕旨遵行。”
乾隆朱批“知道了”，以示同意。
乾隆对待即将退休的南匠，往往要赏赐银两。有的南匠父子同在朝廷做事，每遇父亲病退时，乾隆总会给予特别关照。
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初一，司库朗正培奏报：广东牙匠陈祖章因年迈眼迟，不能行走，恳请回籍，并乞求天恩，令其子陈观泉送父回广东。
乾隆随即在来文上批示：“准其回籍，令内务府大臣海望赏给银三十两。着伊子陈观泉送往广东，一年内急速来京，将陈祖章安家银两赏给陈观泉安家。钦此。”
父子同在朝廷做事，安家银只给一份。此时父亲病退回籍，其子自然就接手了这份安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