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督办玉器制作

雍正一朝，宫廷到底制作了多少玉器，恐怕至今也难以说清楚。但雍正时，宫廷绝大部分玉器是明朝或明朝以前遗留下来的旧器，或者是这些旧器的改造器，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顺治、康熙年间，新疆偶有玉石进贡朝廷，但数量极其有限。宫廷造办处玉匠每日工作，也不过是对旧玉器进行修修补补、收拾见新而已，很少有制作新玉器的活。

从雍正十三年（1735）《养心殿造办处收贮清册》中可以看出，当时库存的白玉、碧玉、青白玉等玉料，不到七百斤，其中还包括前朝遗留下来的玉料。这一年支取玉料用于新玉器制作，一共才八斤三两五钱。可想而知，雍正一朝十三年，宫廷玉器制作确实数量非常有限。

怡亲王负责造办处事务后，工作很认真，也很投入。在受命职掌造办处至雍正八年（1730）去世前的八年时间里，他不但为造办处各作立下了诸多规矩和章程，也在玉器的改制、刻做、抛光、鉴定，以及挑选玉匠、管理玉匠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为乾隆朝将玉器制作推向极致和辉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早期玉匠

雍正朝，养心殿造办处设有玉作，但由于活计不多，也没有过多的新玉器制作任务，玉匠人数始终保持在七八人。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清洗前朝遗留下来的旧玉器，或抛光见亮，或改造改制，或为皇上鉴定这些玉器的年份等。

雍正九年（1731）以前，南方苏州、杭州等地还没有承担宫廷玉器的制作任务。

雍正九年（1731）三月二十一日，造办处郎中海保调任苏州，管理织造事务，此后开始零星地为宫廷制作玉器。

雍正十年（1732）九月十五日，雍正令内务府总管年羹尧找些“好玉材料”，交与苏州织造郎中海保，制作几件玉器。这是雍正朝苏州为宫廷制作玉器的唯一官方记载。

宫廷玉器的制作任务全部由造办处玉作承担。制作新玉器的机会虽然不多，但当时的宫廷玉匠已经能够制作相当复杂工艺的玉器了。

雍正四年（1726）正月二十三日，怡亲王奉雍正的旨意，指示玉作的玉匠陈廷秀、许国政、杨玉等，制作一件青玉双管瓶。这种玉器集切割、掏膛、钻孔、琢磨、抛光等工艺于一身，能在当时只有七八人的小玉作里完成，说明当时宫廷玉匠的手艺堪称一流。

雍正五年（1727）初，当时造办处的玉匠只有七人，全部来自南方，他们是：陈廷秀、许国政、杨玉、施仁政、陈宜嘉、王斌、鲍有信。其中陈廷秀还兼玉器鉴定工作，这在当时，他可称得上是宫廷玉器鉴定第一人了。

因受考古、出土等各种条件因素的限制，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玉器在当时都鉴定为汉代。甚至有些唐宋元时的玉器，也鉴定为汉代。到了乾隆朝，这种局面也没有改变，以致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有大量汉玉的记载。这些“汉玉”的具体年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鉴定起来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难度。但在当时，能把唐宋以前的玉器鉴定为汉代，这已经是国家级专家的鉴定水平了。

不久，陈廷秀、许国政、杨玉三人因年迈体衰分别病故。施仁政也回南方老家了。造办处玉匠只剩下陈宜嘉、王斌、鲍有信三人。

怡亲王闻此，让郎中海望急速招募四名玉匠顶替，在造办处当差。南方玉匠招不齐，北方手艺好的也可以，工匠工钱饭银，分别等次，均照南方匠役按例配给。

这说明，在雍正朝的宫廷造办处玉作里工作的玉匠，一般保持在七人左右。他们是清初有官方文字记载的玉匠，他们为清初宫廷玉器的制作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三，因有三名玉匠因故离职，怡亲王府总管太监张瑞，向怡亲王推荐了三名南方玉匠，他们是：姚宗仁、都志通、韩士良。其中姚宗仁，后来成为乾隆朝宫廷的著名玉匠。他不仅会制作各种玉器，还会鉴定古玉、绘画、刻字，被乾隆称为“玉画匠”。每当遇有高新尖端的玉器制作，乾隆往往会亲自指派姚宗仁承做，因此，他深受乾隆皇帝的信任和喜爱。

怡亲王详细阅读三人简历并面试后，让他们在造办处“行走试看”，最终他们都留在了造办处玉作。这是怡亲王生前最后一次办理造办处事务，玉匠姚宗仁是他留给乾隆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份礼物。乾隆朝玉器的辉煌成就，也有怡亲王在选人用人上的一份贡献。

二、改做旧器

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二日，此时雍正皇帝刚刚登基。这天，属下打扫库房时，发现一方刻有“万几余暇”字样的双龙白玉图章，和一方刻有“敬天勤民”字样的檀香木图章，并将它们交到怡亲王手里。

怡亲王有点古玩鉴赏常识，在皇父康熙朝时，就曾在闲暇时帮着看点儿东西。眼力虽然不是很过硬，但他还是能辨认出此二方图章是明代留下来的物件，应是前朝皇帝盖在御笔书画上的闲章。这类闲章，看似不起眼，但内涵丰富，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明代皇帝自身的性格特点、生活情趣和文化修养。

怡亲王兴冲冲地将此二枚图章呈送雍正。不料，雍正皇帝对古玩古董似乎不感兴趣，还未等怡亲王开口解释，就对怡亲王说：把白玉图章上“万几余暇”四个字磨去，将檀香木图章上的“敬天勤民”四个字，刻在磨平的白玉图章上。另外，再将白玉图章上的“万几余暇”四字，找一块寿山石章料刻上。对雍正的旨意，怡亲王只能“遵旨照办”了。

怡亲王最终还是揣摩出雍正的用意。你想想，这前朝的东西还留着，那不是明摆着要复辟吗？大清王朝刚刚建立，政局还不稳定，哪儿能让这等玩物乱了治国安邦的大计。但彻底砸烂也怪可惜，毕竟当时新疆贡玉有限，玉料尤显珍贵，废旧物利用，也不失为一条可选择的上策良方。

此后，前朝旧玉器的改制工作，可称得上是如火如荼了。

据不完全统计，雍正一朝十三年，用明朝或明朝以前旧玉器改制的玉器，大约有七十件。雍正元年（1723）这一年最多，有四十件。其中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四日，一次就改做了明朝各色玉碗二十件。同月二十五日，手下人交来白玉寿字水纹杯盘一份，怡亲王传话说，按照皇上的要求，把盘子上的“寿”字和水纹都磨去，杯子上的耳朵也去掉。

器物改做的种类，主要是磨掉旧花纹，这类花纹多是明代花纹样式。其次，是将面目狰狞的螭虎磨平，或将器具上的螭虎头雕件“扎下来。”（档案原文用“扎”，现书中延用此字）再次，是将明式玉带钩，改做成本朝喜欢的款式，等等。此外，也有雍正皇帝觉得某件明朝玉器样式器型不错，传旨在其底部刻上“雍正年制”款的，但数量极少。

有时，这些前朝遗留下来的旧玉器，也奉旨拿来让新手玉匠练手，增长技艺。

雍正七年（1729）四月初五，郎中海望呈送雍正帝明朝旧存的白玉腰圆镶嵌二件，雍正说：“此二件镶嵌上面螭虎不甚文雅，着学手玉匠改做好，做镶嵌用。钦此。”

这种改制活动，在当时是完全出于统治者的利益考虑。从今天角度看，如此大规模地毁坏历史文物，雍正皇帝自然应负主要责任。

三、雍正对玉器的认识

雍正与十三弟怡亲王关系一向甚好。怡亲王受命管理造办处事务，督办玉器制作，对雍正认识古玩、了解玉器，自然有很大帮助。

雍正七年（1729）四月初五，郎中海望交给雍正一件旧存汉玉仙人。雍正看后说：“此玉甚旧、甚好，但头顶上有眼、有缺处。”雍正命海望问问玉匠，怎么能把眼和缺处补上，修好后陈设在宝贝书格上。

从雍正这段话可以看出，雍正比较喜欢旧玉、老玉。但也看出雍正不太懂玉。汉玉仙人头顶上的眼，应该是拴绳用的，它是汉代贵族妇女用来挂在脖子上的装饰件。

雍正能够区分玉石的优良。雍正不像乾隆能对玉石的质地有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他可能还不知道玉石质地有“绺性”、“石性”的表述和说法，但他已经知道用“玉情”来表示玉石的质地。

雍正九年（1731）四月二十六日，已经升任内务府总管的海望，从广储司库房找来一件旧存白玉葫芦式花插，让雍正欣赏。雍正把玩后说，此物件“玉情甚好，就是压腰部位粗了些，往细里再拾掇拾掇。做好后，配上两条珊瑚带，找个合适地方挂上”。

雍正还不能完全区分玉和石头。区分玉和石，对我们今天稍有点玉石常识的人来说，可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从外皮、纹理、硬度、透明度、颜色来看，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雍正每天要处理繁重的政务，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赏玩玉石，对玉石的了解自然也不会太多。

雍正四年（1726）二月十五日，员外郎海望呈送给雍正一件白玉双喜镇纸，雍正看后，觉得与以往玉石略有不同，颜色也过白。于是指示海望，让玉匠陈廷秀鉴定一下，“是玉的，还是石的”。

陈廷秀看后回禀皇上说，这件镇纸是白玉的，玉质莹润透彻，是难得的一块好料。雍正可能觉得它过于莹润透彻了，以致不敢确认它是玉石。

雍正一朝到底制作了多少件玉器，这个数字可能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但数量极其有限，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可能与雍正喜欢古玉不喜欢新玉有关；也可能与前朝遗留下来的旧玉器过多有关；还可能与雍正朝存在仅仅十三年时间太短有关；再有可能与造办处玉作玉匠不多，且玉器产量太少有关。

据估计，雍正朝十三年，宫廷造办处玉作新制作的玉器（改做的玉器除外），不会超过五十件。其中器物类主要有：如意、双管瓶、盘、八宝、带钩、圭、玉圈等。图章类主要有：白玉“敬天勤民”图章二方；白玉双螭龙钮“雍正御笔之宝”三方；“半日读书半日静”、“集古斋”、“皇五子之章”、“弘昼图书”、“深造自得”、“超然”等青玉、青白玉、墨玉图章六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