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继承父志

乾隆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即皇父雍正的举丧期是照他所提出的三年，还是依群臣的“以日易月之请”，缩短举丧日期。这也是乾隆即位后，直面群臣反对意见而接受的第一个挑战。如何处理此事，对他今后决断朝政事务、形成办事风格、铸就帝王品质，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诸王大臣依照清世祖顺治帝举丧期之例，以及清朝祖上旧制，提出“以二十七日释服”，即登基二十七日后，皇上御门听政、朝觐大典都应“吉服升殿”，颁旨受贺。而且三年丧期，时间太长，“难以举行”，进本办事，恐有贻误，应“以日易月”。

大臣们最有力的撒手锏，就是搬出雍正的遗诏，说遗诏上有“二十七日释服”之旨。面对办事干练、老谋深算的老臣所请，刚刚坐上清朝政坛第一把交椅、不知官场水深火热、年轻气盛的乾隆，确实遇到了难题。

乾隆登上皇位时虽年仅二十五岁，但二十三岁时因准噶尔叛乱和西北战事，即已受皇父之命，“综理军机，咨决大计”了，多少也积累了一些处理应急事件的经验和摆平棘手问题的手段。此时他暗暗思忖，群臣的意见要听，断不能一句话回绝，不然将来会留下专横武断、藐视臣下的罪名。但也不能一上来就言听计从，否则，皇上的威信、权威、尊严无从谈起。

深思熟虑后，乾隆召集辅政四大臣、各部院大臣、礼部侍郎等诸官于养心殿，开始了登基后对臣下的第一次训谕。

乾隆说：“诸王大臣奏称三年之丧过长，恐贻误公事。请朕仍依旧制，并以皇父遗诏为据，以二十七日释服，‘以日易月’。臣下所请句句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为我江山社稷永享升平之福，恪守先志、竭尽忠诚，朕深感欣慰。但朕受皇考昊天深恩，心中哀慕，实不能自已，所以欲行三年之丧，以稍进子臣之孝心。朕自幼读书，披阅典籍或有未及者，但自古帝王也有行三年之丧者，诸王大臣怎能以本朝旧制为据焉？皇考遗诏中确有‘二十七日释服’之旨，此乃为天下臣民而言，非指朕一人也。从前世祖顺治皇帝过世，圣祖康熙皇帝尚且年幼，故未得举行。而我皇考大行皇帝即位之时，即使军国重务速应办理之处甚多，仍素服斋居，三年如一日也。况且，昨日大学士等奏称十五日以后，应照例进本办事，朕已经准行，岂有行三年之丧，就不能办理一切事务。再，元旦朝贺，请朕吉服升殿，虽国家之典，然群臣只为朕一人称庆，且在二十七日之内吉服受贺，朕心深感不安。又称御门听政，穿素服未免不便等语，朕缟素斋居，凡一切引见官员、启事降旨，据可于便殿举行，非必须御门方可办理也。至于郊坛祭祀大典，朕意斋戒的日子，可以穿素服；祈求祝愿时，当穿礼服，以表敬意。此乃并行不悖也。”

王公大臣、朝廷元老们听后面面相觑，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年纪轻轻、刚刚登上皇位的皇子，能够如此的深谋远虑，考虑问题能如此的细致周全，以致让他们无隙可乘、无言以对。

乾隆感觉到新官上任的这头把火，似乎已经燃起，已经烧到老臣们那颗疑团满腹、轻世傲物的心，应该再借助点风势，让其越烧越大，以便将来不会被轻易扑灭。

于是，乾隆继续说：“三年之丧，在朕看来实属可行。诸王大臣所奏‘以日易月’之说，断不可行。朕意已定，不得再请，退下。”

乾隆妥善应对了即位后的第一次君臣碰撞，巧妙地化解了臣下对皇上权威的挑战，为日后君临天下，成就“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