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洋玄奘——平山郁夫和他的同胞

他是从原子弹的废墟中走出来的幸存者，也是日本当代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先生1959年站在青森县八甲山的顶峰上，向西遥望。由于原子弹的辐射，那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白血病，体重只剩下40公斤。到现在他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就在他站在海风吹拂的青山之巅，极目向西远眺时，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辽阔沙漠——敦煌的沙漠。一位僧人——后来他才明白那是玄奘大师，正骑着一匹白马，顽强地在“死亡之海”跋涉着，他的前面是一排排密如蜂房的佛窟……

就是这一瞬间灵感的昭示，决定了平山郁夫一生的道路。他将一幅以这一幻觉为题材创作的《古代东方传教者》的油画送给了梵蒂冈近代美术馆。只收藏以基督教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罗马教廷破例收藏了这幅宣扬东方文化的美术珍品。1974年圣诞前夕，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接见了平山郁夫。二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我们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敦煌和玄奘对于平山郁夫的影响。

保罗六世：“您是说英语、法语还是意大利语呢？”

平山郁夫：“都会一点儿。”

保罗六世：“我想不用翻译，直接交谈。用英语可以吗？听得懂吗？”

平山郁夫：“这种程度的对话是可以的。”

接着罗马教皇便问：“平山先生，是什么原因使您画出了《古代东方传教者》这样的作品呢？”

平山郁夫略一沉思，回答道：“作为一个画家，我孜孜以求的是日本美的源流。可是，这种源流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遥远的敦煌。而我的人生支柱则是玄奘三藏。我认为，日本文化离开敦煌就无从谈起。敦煌为我们准备了非同寻常的人生画廊。正因为如此，我从1968年起，开始探索丝绸之路的奥秘，寻觅敦煌的真谛。这幅画也许正是这种追求的表现。”

罗马教皇点点头：“对的。许多个世纪以来，传教都是从步行开始的。我认为艰苦的跋涉是宗教活动的开端，因而我欣赏玄奘那种跋山涉水万里取经的精神，这种精神虽然是东方的，却有着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正是由于玄奘精神的指引，平山郁夫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跨海西行70余次，踏破了丝绸之路，行程累计80万公里，可绕地球20多圈。作画6000多幅，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以中国西部为题材的个人画展，在日本列岛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和平山旋风。他本人也被日本画界誉为“当代玄奘”或者“玄奘转世”。为了保护和弘扬敦煌艺术，他将个人卖画所得的2亿日元全部捐赠给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学术研究基金，并说服日本政府拿出10亿日元无偿援建了规模宏大的敦煌文物陈列馆。

每当中国朋友称赞他为敦煌艺术所作的贡献时，平山先生却极为诚恳地说：“不，不，是玄奘法师救了我。我的生命，我的事业，都是玄奘给我的。而伟大的敦煌文化又燃起了我心中不灭的明灯……”

1945年8月6日上午，日本广岛天气晴朗，碧空万里。15岁的修道中学三年级学生平山郁夫在陆军兵器补给厂的一个木材堆积场干活——战争时期，学生们经常被动员去参加各种义务劳动。木材堆积场在离市区约一公里的野外。八时左右，平山郁夫漫不经心地走出更衣小屋，只见西边天空中出现了三条白色航迹云。白色条云在万里晴空中缓慢地移动着，很像是B29编队飞行。平山郁夫刚想说“那是什么玩意儿”时，白色降落伞已飘浮在天空，伞下吊着黑色的怪物。

“怪物要掉下来啦!”

平山郁夫大声喊叫着冲进小屋，告诉他的伙伴们。这时只听“咔——嚓——”一声巨响，天地间便充满了令人目眩的白光。平山郁夫立即觉得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紧接着，强光和热浪从小屋顶上的木板缝隙中冲了进来。

平山郁夫迅疾趴倒在地，双目紧闭，双手捂耳，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广岛市到处是强光、火焰、爆炸声、灼人的热风……过了好一会儿，他站了起来，走出木屋。这时天空中已经矗立起了一朵蘑菇云。少年平山辨认着里面的颜色：黄、白、黑、褐、紫，混合着各种杂色的烟雾，无声地冲向天空，形成巨大的云柱。他立即掉头向兵器总厂跑去，想得到一点指示。到总厂一看，满脸血污的将校们正在嘶声叫喊：

“原子弹!这是原子弹!”

“美国的原子弹!”

平山要求给予明确的指示，军官们却说：“快跑吧，小伙子!自己顾自己，跑到哪儿都不会说你是逃兵。”

路上尽是飞奔的人群，炸断双手的，眼球被炸出来的，面目灼伤不复人形的。眼前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被炸成两半的人体，被压成肉饼的死尸，被烧焦的士兵原地未动地站立着……到处是嚎哭声和呻吟声，空气中充满了焦臭的烤肉味。平山郁夫登上山坡一看，市区一片火海，大火吞食着美丽的广岛，地面上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了。此情此景，比起《地狱图》来，不知要凄惨恐怖多少倍!多少年后，平山郁夫一想起这场令人切齿的大残杀，仍然感到一阵阵恶心。1979年，他画了一幅《广岛生变图》，再现了这场灾难。画面几乎涂满了红色，用以表现极光和大火。画面下部是烈焰覆盖着的广岛市区——用黑色线条来表示。在鲜红的画面左上角，勾画出巍然挺立的不动明王。烈火包围着不动明王，不动明王用愤怒的神情俯视下界，口中念念有词：

“活下去!”

平山郁夫奇迹般地活下来了。1952年，他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踏上了职业绘画的道路。由于严重的“广岛后遗症”，加上战后生活十分艰苦，工作又过于劳累，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整个人瘦得像根细麻秆，大风一吹就摇摇晃晃地站不稳。洗澡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到像搓板似的两排肋骨。医生的诊断是：白细胞极度减少，只有正常人的一半。那时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到晚上，就怕闭上眼睛再也见不到天亮了。看看两岁的儿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心中禁不住一阵酸楚。而在绘画事业上，也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虽然画了不少牧歌式的风俗画，但在社会上却没有产生影响。为了战胜死神的威胁，为了从极度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决心超越过去，在事业上来一个大飞跃。然而如何飞跃呢？又从哪里下手呢？

1958年，引导平山郁夫走向未来的一条伏线出现了。他之所以将这个契机称为“伏线”，是因为当时他并未觉察到这件事对他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在东京都高岛屋举行的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一共展出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临摹的三百幅敦煌壁画。说是临摹，实则如真品一般。平山郁夫挤在潮水般的观众中欣赏了这些美不胜收的艺术珍品。众多的飞天仙子那种生气勃勃、凌空飞舞的姿态，给他精神上以猛烈的撞击。而一幅幅北魏壁画所表现的狂放有力的风格，又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震撼。这些从未见过的敦煌壁画使平山郁夫耳目一新，身心愉悦。

参观了敦煌艺术展览后不久，平山郁夫便在身体极端虚弱的恍惚之中，看到了骑着白马在沙漠中顽强跋涉的玄奘大师。那是1959年春天，他拒绝了医生的劝告，毅然参加了东京艺术大学赴青森县八甲山的写生旅行。平山郁夫至今还记得，当他背起挎包，拖着病弱的身体，和学生们一起走出校门时，身后传来了医生的咕哝声：“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随他的便吧!”

但是和医生的预料相反，这次远行登山写生，不仅是平山郁夫事业上的一个转机，而且也是他生命的转机。清新的山风吹透了他的肺腑，五月的新绿沐浴了他的心田——大自然给他的生命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这万籁无声、悠悠忽忽的虚无状态中，他的灵魂仿佛飘向了浩瀚无垠的敦煌大漠，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位苦行求法的僧人，虽然疲劳至极，却竭尽全力勇往直前。这时他的耳边响起了父亲在故乡生口岛朗朗诵经的声音。此时听来，那声音似乎是生命的赞歌：“挣脱羁绊，放弃贪欲，丢掉迷惘和嫌恶，失去生命无所惧。我行我素，如同犀牛之角。”这是释迦牟尼的语录。用平山郁夫的理解就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从作茧自缚中解脱出来，向着自由的境界飞奔!

那僧人终于走出了沙漠，回到绿洲。从荒凉萧瑟的死寂世界来到了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天国。僧人合十而立。

“就是他!——玄奘三藏!”

这正是他苦思冥索、一直想要描绘的形象。而在原先，这个形象一直是朦朦胧胧、模糊不清的。现在却一下子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了。平山郁夫一阵狂喜：玄奘大师，是您指引了我前进的道路!

他开始构思画面。在到底是表现玄奘出发取经，还是取经归来这一点上，他一度犹豫不决。似乎是被某种超理性的力量所左右，他的脑子里闪过了玄奘充满喜悦的神情。对，就写取经归来，就画玄奘的胜利!因为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他终于带回了真经。这才是最重要的。在画面上，平山郁夫抛弃了具体的描写，而着意于新的感觉和手法。他将人物的眼、鼻、口画得朦朦胧胧，似有似无，不追求外形的描绘，而着力于内心世界的发掘。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上，有两位僧人。其中一位僧人手指前方，面容坚毅，表现了意志力和使命感——而这正是画家本人心灵的投影。对于平山郁夫来说，创作《佛教传来》主要是为了拯救自己。作品完成后，他的精力竟消耗殆尽，躯体也似乎只剩下一个外壳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这幅风格全新的作品交给了日本美术院展览会。一炮打响!《佛教传来》轰动了日本美术界。京都大学校长何北伦明先生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平山郁夫反复地读着这位美术界权威的赞誉：“在这幅画中，独特之处在于整体的色调是群青色。其中又浸透着朱红、金黄和白色的光辉，给人以在老成之中散发着青春活力之感。留给人们水灵而恬静、爽朗而热情的印象。”

“得救了!”

平山郁夫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呼喊着，抱起一对儿女亲了又亲。他知道自己找到了通向成功的路径。这一年他29岁，跟玄奘三藏当年走上丝绸之路的年龄相差无几。

平山郁夫的新生活开始了。

鉴于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尚未实现，无法前往敦煌，他便决定先从葱岭以西开始他的丝绸古道之行。他去了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以及中亚诸国，在那里寻找玄奘的足迹。画出了《天山南路》、《出山》、《入涅槃幻想》、《七步行》、《受胎灵梦》等一系列以玄奘和佛教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受到了国际画坛的注目，并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员。1979年，平山郁夫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敦煌之行。

“啊，敦煌!我终于来了，真的来了!”

当他经过万里征程的颠簸，于9月19日下午看到耸立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之中的九层楼和众多石窟时，不由地发出了一声欢呼。此时他的心情颇像玄奘三藏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来到释迦顿悟之地的菩提树下，激动得泪水涟涟了。正值黄昏时分，秋风掠过树梢，白杨树叶哗哗作响。铁马风铃奏出悦耳的叮当之声，似乎在欢迎来自东瀛的客人。这时窟门已经关闭，要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参观。平山郁夫不能抑制自己的兴奋，当即取出画夹，趁着夕阳的余晖作起画来。沙粒悄悄地飘落在写生簿上，抚摸着远方客人的手背。常书鸿和夫人一直站在他的身后，凝神观看日本画坛巨匠的写意。一直到夜幕完全笼罩了神秘的莫高窟，平山郁夫还静静地坐在沙滩上，谛听悠悠风铃的鸣唱，他恍然觉得那是古代僧侣们朗朗的诵经之声，而玄奘法师就在这庄严的声音中向前行进……

第二天一大早，平山郁夫先生在常书鸿和段文杰的陪同下，参观了壁画和彩塑。第一次见识如此美妙绝伦的艺术真品，平山激动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他在《敦煌·有我追求的艺术》一书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太棒了!棒极了!”我几度赞叹，但不知如何表述谢意，只会自言自语：“多谢了!多谢了!”这是对常书鸿先生为首的研究所诸位的感谢，感谢他们保存并研究了如此美好的宝藏。

——千年文化，齐集于敦煌莫高窟，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我非常钦佩留下这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的先人们。

——我真没有想到莫高窟壁画如此精美。照片与实物大不相同，实物比照片漂亮多了。毫无疑问，世界性名作都齐集于敦煌。

——超越时代，超越国境，超越所有人的价值观。

——如同玄奘三藏在印度找到佛教经典一样，我在敦煌找到了我的激情之源泉。因为对于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纯真的激情。

——我曾幻想在那遥远的西天，有着日本文化的源泉。现在幻想变成了现实，日本文化的源泉就呈现在我的面前——而这也是我的艺术的源泉。

平山郁夫对于敦煌刻骨铭心的热爱，在他和著名作家井上靖、陈舜臣的对话录里有进一步的阐述——

陈舜臣：平山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去两次敦煌，可见对于敦煌的向往。我想问一句：您已踏遍了丝绸之路，去过那样多的地方和城市，为什么单单偏爱敦煌呢？

平山郁夫：因为我总觉得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或者说是源泉。源泉就是故乡。溯源而行，就是寻找精神故乡之行。心灵中的故乡，是人心激动之核心。我认为，接触源泉之源、核心之核的行为，可以发现自我，解剖自我。

井上靖：丝绸之路从罗马，从印度，从天山北路与南路，从西域南道甚至从西藏，从俄罗斯，每条路线都汇集到敦煌。可以这样说：条条道路通敦煌。所以古代的人们把视线集中到敦煌，反过来又可以看到世界的一切。

平山郁夫：井上先生的这一判断是能够成立的。或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井上先生才以一种强烈的愿望，一种激昂的热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敦煌》一书。

井上靖：中国人似乎不太理解我们日本人对丝绸之路的渴慕心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进行解释。日本人之所以憧憬辽阔、粗犷的敦煌，或许与大家久居狭隘封闭的岛国有一定关系吧！（笑）

陈舜臣：平山先生曾经说过：“不为名利的经营最后反而会把名利还给自己。我最需要的是使自身走向创作热源。我要的是纯真的激情，而这激情只有在敦煌莫高窟中才能找到。”请你阐释一下。

平山郁夫：每当我站在那一幅幅逾越千年的精美壁画之前时，总会有一种无法言传的激动贯穿我的全身，使我呆若木鸡。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醍醐灌顶吧!那些一千年前的作品，即使和鲁奥的名作放在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特别是唐代飞天，一笔下来，拉出的线条给人以跳动之感。尽管是画在垂直的墙壁上，也如同画在纸上一样栩栩如生。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地听到作者的气息，而作者的激情也就会传递给我们。我所探求的源流正在于此。

自从1979年第一次到敦煌之后，平山先生又数十次到敦煌写生、作画，创作了大量在世界美术界引起反响的作品，成为在日本和东山魁夷齐名的画坛领袖，并被选为东京艺术大学校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要求东京艺大的学生每年至少去敦煌一次，亲自看看日本文化的原典，否则不予毕业。

来自玄奘的使命感使平山郁夫在事业上奋进不止，也使他主动挑起了一副神圣而崇高的重担：为保护敦煌而努力。他在《敦煌·有我追求的艺术》一书中写道：“当我旅途劳累时，体内就会发出一个声音——使命感。我知道，这是玄奘三藏的召唤。因而使我想到了风沙威胁下的敦煌。我决心效法玄奘，为保护敦煌而努力，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在平山郁夫的倡导下，坐落在东京台东区上野公园的以保护敦煌遗迹为宗旨的“文物保护振兴财团”于1987年4月成立，准备筹资25亿日元，用于敦煌文物的保护。之后不久，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应邀到东京艺术大学和创价大学讲学，平山郁夫和他商量了具体的援助内容。段文杰提出这样几个项目：建立一座现代化的敦煌文物陈列馆；建立敦煌艺术研修中心，以便中外学者能有住宿、作画、查阅资料的地方；将上、中寺修成佛教艺术陈列馆，下寺修缮后搞成藏经洞出土文物陈列馆；设立敦煌学术研究基金以及人才培养基金。平山郁夫当即表示：关于人才培养，你派人到日本来，由我们东京艺术大学培养就是了，食宿一律免费（从那时以来，东京艺术大学每年都培养四名来自敦煌研究院的青年，其中包括我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科学博士李最雄）；学术基金，由我个人来解决。为了筹集这笔资金，平山先生举办了好几次画展，将卖画所得的两亿日元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关于现代化陈列馆的问题，平山郁夫提议由日本政府出钱建设。为了促成此事，他两次陪段文杰晋见竹下登首相，当面敲定了这个项目。1988年夏天，平山郁夫陪同竹下登首相访华，并特地去敦煌参观，实地考察了建设地址。经过日中两国工程人员的紧张建设，1994年8月，耗资10亿日元的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胜利落成。8月21日上午，三危山下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甘肃省省长张吾乐等人为中心剪彩。同日下午，平山郁夫纪念幢在热烈的掌声中揭幕，以纪念这位洋玄奘多年来对敦煌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揭幕仪式上，我有幸听到竹下登先生对敦煌的评价。这位70岁的日本政治家满怀感情地说：“敦煌是我们日本人精神上的故乡。莫高窟对于我来说，犹如一个富有传奇和梦幻色彩的世界，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和我的朋友平山郁夫能为敦煌做一点事情，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洋玄奘万里取经的故事，只是日本人民热爱敦煌的一个缩影。日本是笃佛的国家，电视上经常举办佛经知识讲座。人们听了讲座，就要到敦煌来寻根礼佛。莫高窟每年接待十几万境外游客，其中一多半是日本人。看过的人回去，又动员家人和亲戚朋友来看。许多日本人是一生中来过好几次。用前首相海部俊树的话来说，不到敦煌，就算不得一个有文化的日本人。日本国民普遍把敦煌看做日本文化的故乡。他们到敦煌来参观，带有朝圣的意味。在日本列岛，对于敦煌的宣传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许多人连具体的洞子都知道。敦煌研究院的青年去日本留学，说起甘肃没有人知道，但一说起敦煌对方马上就肃然起敬了。每年的情景都是这样：日本人来到敦煌，一下汽车，老远地就把帽子摘下来以示崇敬。看过洞子后，总要在洞口流连一会。离开洞子时，好多人都流下眼泪。

东京都一位70多岁的老人参观时非常动情地说：他是替老伴来朝圣的。他的老伴生前一直想来敦煌，但没有机会。老伴去世后，他不顾年老体弱，代表老伴到敦煌来偿还心愿。当看到158窟庄严肃穆的涅槃佛时，老人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悟，觉得心情非常宁静。参观后他就长时间地坐在大榆树下（他将它当做了菩提树），双目紧闭，希望能够静静地死在敦煌的土地上——涅槃在日本文化的“根”上。1993年8月底，一个日本旅游团从新疆吐鲁番坐了18个小时汽车来到敦煌，已是下午五点多。一看接待员们快要下班了，几个老太太趴在栏杆上就哭起来。她们边哭边说，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丝绸之路，就是为了看一眼敦煌。要不是为了看敦煌，我们会这么大热天坐18个小时的汽车吗？接待员考虑到旅游团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敦煌，乘飞机回日本，就破例延长了工作时间，满足了这些日本朋友的心愿。在莫高窟的入口处，立着一些高大的宣传栏，上面贴着许多日本友人的照片，他们都是敦煌事业的热心赞助者。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几位捐款数量不大的女士。其中一位叫山口节子的老太太，不幸患了癌症。临终以前，她将自己一生省吃俭用的100万日元捐赠给了敦煌研究院。她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只有几行字的来信，说她十年前曾经来过敦煌，被神奇的壁画艺术迷住了。她觉得为神圣的敦煌献上一点爱心，死后她的灵魂将会得到安息。还有一位越智喜代秋女士，她16岁的女儿名叫越智佳智，生前十分向往敦煌。就在越智喜代秋做好了准备带领女儿出国西游的前夕，越智佳智不幸遭遇车祸离开了人世。悲痛之中，越智喜代秋将家中积蓄的200万日元全部寄给了敦煌研究院。她觉得只有这样才算是对女儿最大的慰藉，少女纯洁的灵魂将会越过大海，飞往她热爱的艺术天国。

在敦煌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我仔细观察了各种各样的游客，明显地感到了中日两国观众的文化差异。日本人到敦煌来，主要是为了看文化，为了寻找东方文化的根。而大多数中国人来敦煌，则主要是为了凑热闹，因为正在流行敦煌热。日本人是抱着虔诚的心理来的，一些国人则是抱着“玩”的心态来的。日本人看过之后久久不忍离去，一步三回头。而我们的某些同胞看完后却高呼上当，说什么“几个黑洞子，一群泥塑像，有什么看头!”我就亲耳听到一位青年叹道：“真没意思!全是些黑糊糊的壁画，还不如迪斯科广场搞得漂亮呢，真没劲!”是的，要寻求刺激，要赶潮流，本不应该到这远离人间烟火的千年古刹中找感觉的。

两国游客在石窟中的神情也是迥然有异的。日本游客一般都看得认真仔细，频频发问，脸上充满了虔敬、肃穆的表情。一些国人则嘻嘻哈哈，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从洞子里出来，日本人眉宇间所呈现的是精神享受，是心灵满足，是灵魂净化。国人脸上呈现的更多的却是无所谓、淡漠、疲惫。而且特别有趣的是，中日两国的年轻游客十分容易分辨。那些举止时髦花枝招展披金戴银趾高气扬做玩世不恭状的青年男女，多半必定是国人。而那些穿戴朴素神情专注举止稳重认真谦和的青年，则必定多半是日本的男女学生。他们很像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生的穿着打扮，女青年没有一个花枝招展涂脂抹粉的。我当时记下这样一则日记：

一群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生从石窟中走了出来，他们的面孔因为极度的兴奋显得熠熠生光。几位女生的脸上还挂着泪痕。他们默默地走向汽车，谁也不说话，显然是经受了一次内心世界的深刻撞击。当他们走近大客车时，猛然站住了，一齐回过头来，长久地凝视着莫高窟……又一群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青年走了出来，嬉笑着奔向照相摊，兴高采烈地穿起皇帝或公主的袍服，极庄重地留下他们的倩影。当我走上去问他们对敦煌的印象时，一位操南方口音的男青年说道：“就那么回事!”

我不愿意说：仅从以上这些现象，就可以看出两国青年甚至民族的未来。但我要说：一个不尊重不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的青年，是不会有多大前途的。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谈谈平山郁夫。从1980年开始，平山先生即着手在奈良药师寺完成一件气势恢宏的壁画，以报答玄奘和敦煌在艺术上对他的养育之恩。这幅壁画高2．2米、长48米，其规模之大在日本是空前的。平山表示，他要以玄奘伏案二十个春秋翻译经卷的精神为指引，计划用二十年的时间把玄奘取经的事迹全部描绘于壁画之中，特别要突出玄奘在敦煌的沙漠中顽强跋涉的场面。为了完成这一伟业，多年来平山郁夫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并且担负了壁画工程的全部费用。日本画坛和佛教界对这幅巨大的壁画寄予很大期望。当20世纪的最后一天来临的时候，这幅象征着中日友谊的人类艺术史上的杰作，在当代画圣平山郁夫的笔下打上了句号。

一座被誉为日本莫高窟的艺术殿堂，屹立于雄伟秀丽的富士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