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蜜境

1966年10月，中国的第一夫人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尖着嗓子宣称：“什么莫高窟？精神鸦片!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

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从北京，从兰州，从酒泉，从敦煌，气势汹汹地杀向莫高窟。然而十分有趣的是，这些红卫兵在揪斗了“鸦片贩子”，参观了“精神鸦片”之后，都一个个怀着惶惑迷惘的心情，悄悄地溜走了。

那时候，常书鸿在坐够了“喷气式飞机”之后，便被喝令跪在铺了碎石渣的地上，开始交代自己的“滔天罪行”。膝盖痛得钻心，满头的汗珠子，时时都要晕倒。但常书鸿咬牙挺住，极耐心极动情地给红卫兵讲敦煌的历史，讲敦煌艺术的价值，讲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要讲，他要细细地讲，他要如数家珍一般地讲。因为他知道，这些戴着大红袖章的红卫兵还是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应该让他们了解敦煌。慢慢地，他感到没有人用皮带抽他的脊背了，会场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也停止了。于是就又接着“交代”自己的历史：如何从法国巴黎来到祖国西部的荒原上，如何妻子离散，又如何在凄风苦雨中惨淡经营，而我们的周总理又是如何地重视敦煌艺术……会场上静静的，静得掉下一根针来都能听到。某一个角落里，传来了低低的啜泣——北京红卫兵的眼泪滴落在敦煌的沙土上。有人开始喊了：

“站起来!常书鸿站起来!”

“让他站起来交代!”

常书鸿揉揉渗血的膝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又接着讲外国盗贼对敦煌的劫掠，敦煌人怎样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这颗艺术明珠。于是又有人喊叫：

“让他坐下讲，坐下讲。”

“常书鸿坐下交代!”

一把椅子放在了常书鸿的屁股下。他的鼻子酸酸的，嘴巴张了张，却再也说不出话来。红卫兵不让他交代了，簇拥着他进了洞子——纯洁幼稚的学生娃娃要亲眼看看那些可怕的“精神鸦片”。常书鸿担当了讲解员的任务，就像面对一群外国元首似的，极认真地给娃娃们介绍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一座座出神入化的彩塑。红卫兵个个眼睛睁得大大的，黑白分明的眸子里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到了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这些原本要捣毁敦煌千佛洞，将常书鸿“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革命小将，悄悄地，一声不响地撤离了。而神圣的莫高窟依然静静地挺立在中国西部的土地上。

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的陪同下视察敦煌莫高窟。常书鸿担任解说员，领着小平同志仔细参观了重点洞窟。参观之后，在石窟走廊上放了一张桌子，几把躺椅，清茶一杯，香烟一包，总设计师和大伙儿休息聊天。

“你是哪一年生的？”邓小平摇着扇子，用浓重的四川方言问常书鸿。

“1904年。”

“哦，和我同岁，77了。哪一年到的敦煌？”

“1943年。”

邓小平沉吟有顷，用赞叹的口气说：“快四十年了，不容易啊!”

晚上，小平同志对王任重说：“常书鸿保护敦煌，数十年如一日，尽心竭力，矢志不移，他是有功劳的。我们应该关心他的生活，让他的晚年过得愉快一些。”

王任重说：“这是完全应该的。不能再让一个80岁的学者在沙漠中生活了。”

邓小平一锤定音：“调北京。安排国家文物局顾问，全国政协委员。部级待遇。”

在小平同志的关怀和过问下，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在首都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他人到了北京，心还在敦煌。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夫人来莫高窟生活一段时间。有时到洞子里临摹壁画，有时到各家各户串门，听着铁马风铃的响声，感觉着心灵上极大的快慰。一直到了深秋，天很凉了，一对白发人才相携着回到北京的家。年年如此。敦煌人都说：莫高窟是常爷的魂，常爷是莫高窟的心，谁也离不开谁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家的灵魂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用佛教术语来说，他已经达到了般若波罗蜜亦即大智大慧至善至美的境界。这一点，从他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录里即可窥见一斑。1980年4月，日本创价学会会长、蜚声世界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在北京和常书鸿进行了长达十天之久的对话，涉及哲学、佛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在这次对话里，常书鸿的人生观、艺术观得到了最为详尽明晰的展现。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摘录其中极小的部分，一睹二位哲人的风采。

池田大作：常先生是在苦难中开拓了自己的道路。请问常先生度过这些苦难的原动力是什么？

常书鸿：在敦煌期间，受到民族意识和佛教的影响，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敦煌艺术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舍了命也得保护它。这种使命感使我度过了所有的艰难困苦。说得具体一些，自从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我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我尝尽了一家离散、横遭迫害的苦酒。但是，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我仍然要说：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让我后悔的事。

池田大作：请您谈谈敦煌艺术的特色。

常书鸿：敦煌的作品，是画工们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创造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敦煌艺术是画工们创意性的杰作。在众多的壁画当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即便是描写同样经典内容的艺术作品，画家们也根据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画面。拿第61窟的《五台山图》来说，既有登山的人、磨面的人，还有嬉戏的马儿、喧闹的店铺，随处可以看到画家的独具匠心。敦煌艺术之所以保存到今天还显得栩栩如生，是因为画家们是用心、用灵魂来创造的。任何从心灵深处产生出的文艺作品，都是真实的，而非虚伪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真正的艺术作品，即使经历千百年的风雨，仍然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其影响经久不衰。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池田大作：说得很对，请讲下去。

常书鸿：据我看来，在文艺作品中，有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之分。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作品，从当时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来看，或者根据某种宣传效果来看，被当做了艺术珍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它的关心渐渐淡漠了，到了后来干脆就把它遗忘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相对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活着时默默无闻的艺术家的作品，死后才被有识之士发现，经过百年千年的历史检验，成了真正的艺术珍品。这类作品便具有绝对价值——因为它是从心灵深处产生的。现在一般人看画，首先看是“谁”的作品，并不考虑作品给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弄清是“谁”画的以后，就考虑这个人是名人，还是非名人——艺术变成了商品。但是古代的艺术，并不是作为商品的艺术，而是为了给人以启迪和感召才创作的。我非常同意一位文学家的话：向大众献媚的作品，并非是好作品。

池田大作：刚才，先生谈到艺术作品中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的问题。我想，这里面包含着人生和社会生活中所有场合都通用的重要启示。它不依凭于什么，也不是为了当时的利害，而是追求永恒的人们在心灵深处进行的创造性工作。这种工作不局限于艺术，而是广阔的生活，它具有永恒的光辉。

常书鸿：完全正确。

池田大作：听说，常先生在学生时代也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看到敦煌莫高窟的遗产之后，才为这些作品的平民性所感动，自己的艺术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常书鸿：的确，在学习绘画时，我有过“为艺术而艺术”的想法。那时，法国艺术界并没有重视平民艺术的传统。但是，到了敦煌之后，我被平民艺术深深地感动了。毫无疑问，敦煌艺术是平民创作的为平民的艺术。自此之后，我感到艺术创造必须为民众服务。因此，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奉献给民众，为民众做出自己的贡献，应该是文学艺术家的天职。

池田大作：您刚才的话力抵千钧。先生的话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我深为钦佩。过去，萨特曾经问道：“对于千百万处于饥饿状态的孩子来说，文学到底有什么意义？”这里所提的问题非常尖锐，涉及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和民众、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艺术究竟如何为社会和民众服务，这一问题正好反映了“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主张，那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以文学家王尔德和波德莱尔为代表的一派都主张“艺术只是为了艺术本身而创作的”。这些令人费解的艺术理论可以暂且不论。但是，我们无法忘记艺术的精髓升华于民众的心灵。因此，只有回到“为了什么”这个出发点，它才能表现出更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先生的“艺术必须为民众服务”颇有同感。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先生自己心中民众与艺术相连的中心点是什么呢？

常书鸿：我热爱民众。民众拥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克服重重困难的力量。对我来说，这个中心点就是通过艺术来表现对民众和艺术的发自内心的炽热感情。

池田大作：我还想问一声：根据佛教的说法，人是有来生的。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呢？

常书鸿：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轮回转世。但如果真的有来世，我还将是常书鸿，还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光辉灿烂的敦煌艺术。

池田大作：太伟大了!

是的，太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