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曙光
阴历八月十五，莫高窟的月亮特圆，特亮。远离尘世，空气净洁得能捏出水来。婆娑的柳枝下面，放着几张从庙里抬出来的供桌，上面摆满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亲手种植的鲜桃、脆梨、大红枣、哈密瓜。刚刚摘下来的瓜果，还沾着露水呢!桌子周围是一张张年轻的、生气勃勃的笑脸——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全体同仁，正在兴高采烈地欢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前来接管研究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物处长赵望云坐在一个树墩上，低头闭目，聚精会神地拉着板胡，为大家演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一曲过后，大画家又拉起了欢快的《达坂城的姑娘》。常书鸿兴之所至，戴了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跳到场子中间，和李承仙跳起新疆舞来，滑稽笨拙的舞姿引来阵阵笑声和掌声。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打破了欢乐的气氛。头上冒着热气的窦占彪跳下马来，将一封电报交到常书鸿手里——他刚刚从县城赶来。常书鸿打开一看，是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发来的急电：“经中央研究决定，为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敦煌文物展览会，请速携带全部敦煌壁画摹本和重要经卷文物来京筹备为要。”
常书鸿和赵望云交换了一下意见，事不宜迟，决定连夜进行准备。大伙儿分头行动，检点了六朝写经、唐代绢画，以及1948、1949两年临摹的各种壁画代表作品和专题小品，装满了两大皮箱，分驮在两匹马上。凌晨4时，当黎明前的雾霭布满三危山时，常书鸿和赵望云已经跨上马背，策马飞奔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了。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迎着东方满天的朝霞，常书鸿忽然想起了王昌龄的《从军行》。一千多年前的这首唐诗，用来形容他此时此地的心境，那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书鸿，”赵望云放松了缰绳，和常书鸿并排走在一起，“郑振铎先生你认识吗？”
“不但认识，而且相当熟悉哩。”
“噢？”
1924年的一天，20岁的常书鸿正在杭州梅花碑旧书店翻书，忽见一位长袍眼镜先生夹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进来。包袱里装着刚刚收购的明清善本。书店老板王以仁悄悄告诉常书鸿：“这就是有名的西谛先生，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也为这位目不斜视、专心致志看书的青年所吸引，笑吟吟地问常书鸿：“你喜欢《小说月报》吗？”
“喜欢，喜欢。”
“那很好，”郑振铎拍着常书鸿的肩膀说，“我以后给你寄几本。”
过后不久，常书鸿果然收到了郑振铎寄来的《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而常书鸿对文学的喜爱，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你们是老朋友了，”赵望云笑道，“有这层关系，今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天亮时到了县城。从县城坐汽车赶到西安。在西安参加了第一次西北文代会，然后和赵望云一起乘火车来到新中国的首都。这时李承仙和常沙娜已分头从上海和杭州取回新中国成立前夕寄放在亲戚家的全部敦煌壁画摹本。
筹备工作在郑振铎局长的主持和徐悲鸿、沈从文、梁思成、夏鼐、向达、阴法鲁、董希文、潘絜兹等专家学者的帮助下进展顺利。经过近五个月的紧张工作，筹展工作大致就绪。1951年4月7日是个星期天，布展的同志都休息去了，会场上只剩下常书鸿在校对整理展品。忽然从中南海打来一个电话，说下午有一位首长要来参观。
常书鸿回答说：“今天是星期日，讲解的同志都出去了。”
“你是谁？”电话那头问。
“我是常书鸿。”
“有你就行了。请你下午三点准时接待，不要外出。”
下午两点，常书鸿早早地来到午门楼上，望着端门的进口处。天正下着霏霏细雨，紫禁城一带一片迷蒙。两点半钟，一辆小车从端门驶出来，穿过灰蒙蒙的雨雾，向着午门而来——大型敦煌艺术展览即将在这里举行。小车缓缓地停在午门城楼下。警卫员先跳下车来，将一件淡蓝色的雨衣披在随即下车的首长身上。常书鸿立即迎上前去。当首长健步走上台阶，快到城楼时，常书鸿的目光凝固了：周总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有力地握着常书鸿的手，炯炯有神的目光热情地望着常书鸿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为保护敦煌做出了贡献，人民应该感谢你。”常书鸿热泪盈眶：“总理，我也早就知道您了，五六年前就知道您了!是您在最黑暗的时候，给了我们敦煌人最大的支持……”
那是1945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张民权带了十几幅临摹的敦煌壁画，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楼上展出。由于作品太少，展出显得比较冷清。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展览却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赞誉。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专程参观了展览，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郭沫若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感情充沛的诗篇。而此时常书鸿正在戈壁瀚海的波涛中苦苦挣扎着。中共领袖的热情鼓励像火一样重新点燃了敦煌人心中即将熄灭的火种，使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坚持下来了。
“那次展览是在重庆七星岗看的，只有一二十件展品。”总理回忆着，又望了一眼午门大厅里张挂的几百幅壁画摹本和经卷文物，满意地点点头：“现在规模要大得多了。”
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总理看到常书鸿没有穿雨衣，便将雨衣脱下来交给警卫员，和常书鸿一起淋着雨走进展览大厅。
周总理一边观看壁画，一边发表议论，兴致极高。他在428窟北魏飞天摹本前面站住了，抱着双臂，仔细端详了一会，说道：“我看这和云冈、龙门石窟雕刻一样，其气势之雄伟，造型之生动，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气韵生动’的特点。当然，云冈、龙门主要是刀斧之功，而这里展现的却是笔墨之力。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是当时评选中国画创作的标准，想不到在敦煌壁画中得到了印证。”停停又说，“向觉民先生曾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敦煌艺术：‘弟视云冈，儿蓄龙门’，我看是有点道理的。”
常书鸿不住地点着头，暗暗佩服总理对敦煌艺术的精湛见解。
总理对董希文临摹的北魏《降魔变》十分欣赏。他在仔细观看了魔兵外道的服装和魔女变丑的描写时说：“这些笔触，颇有龙门十二品和魏碑上龙飞凤舞的气魄。一些神鬼的造型使我想起了——你也应该记得——巴黎圣母院屋檐上装饰的怪兽的造型。由此可以想到，中西文化是有某种相通的地方的。”
常书鸿点点头：“是这样。巴黎圣母院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代表，这种艺术是希腊罗马艺术和少数民族哥特人的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而敦煌北魏时期的艺术，实际上也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敦煌艺术与欧洲艺术之间是有着一种有机的联系的。”继之又向总理请教：“这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征兆呢？”
总理笑笑说：“北魏艺术是否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河，可以算作是一家之言。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把敦煌艺术的千年发展称为敦煌世纪，也就是中国绘画艺术最辉煌的时期。你看这幅惟妙惟肖的《鹿王本生图》，它所讲的九色鹿的长卷故事，不就是我国古代的连环画吗？”讲到这里，总理的眼里露出了严峻的目光，用低沉的声调说：“一些外国人，盗窃了敦煌的文化艺术宝藏，一到他们国家就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大事张扬，成为他们的显学。而我们自己反而默默无所作为，那我们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当然，过去有一批志士仁人，如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王重民、贺昌群、向达诸先生，都做过一些开拓性的工作，算是第一代敦煌学者。后来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就很少了。担子落在你们肩上。你们要急起直追，当仁不让地振臂高呼。要研究敦煌，宣传敦煌，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敦煌的伟大，古代艺术家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国的伟大!使敦煌石窟艺术从我们这一代获得新生。”
一直到了晚年，常书鸿的记忆里还牢牢地印着那年在午门楼上，警卫员手拿雨衣侍立一旁，总理和他站在蒙蒙细雨之中亲切交谈的画面。
展览会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带着总理的嘱托，怀着无限喜悦和满腔热情，回到了春风荡漾的三危山下，率领全所同志投入到新的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战斗之中。
一场春雨之后，大地换上了亮丽的新装。和暖的东风将树上的榆钱和地上的苜蓿吹绿，在灰黄的砂岩间点缀出嫩绿的新芽。而鲜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也争闹枝头，送出沁人心脾的幽香。整个冬天不知去向的燕子，又飞回了莫高窟，在各个寺院的屋檐上紧张地筑巢。活蹦乱飞的小鸟和水渠中青蛙的鸣叫，唤醒了千佛洞大片的白杨和垂柳，也唤醒了远处沙滩上的红柳和马兰。到了最后，那极具西域情调的沙枣花，便连那金黄的色彩和浓郁的香味，一齐奉献给为敦煌艺术奔忙的人们。
在这花香鸟语的日子里，敦煌文物研究所上至大名鼎鼎的“佛爷”常书鸿，下至赶马车的“马车夫斯基”，全都沉浸在紧张而又愉快的工作之中。有计划的临摹和研究开始了，准备将重点洞窟的壁画全部临摹下来，出100本画册和书籍。同志们起早贪黑，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要求临摹壁画必须忠实于原作，要原大原色，原汁原味。不要随意改动，随意变色，甚至将自己的创作冒充摹品。规定了三查四评——请注意：这可不是我们听惯的那种让人发憷和起鸡皮疙瘩的检查评比，而是艺术家常书鸿独出心裁的杰作：查起稿是否准确，查色调是否准确，查定稿是否符合原作精神；评画稿，评上色，评传神，评总体质量。每到晚上，所长先生土屋里的土沙发、土凳子和土炕上，便坐满了大大小小气吞山河志向非凡的男女艺术家，带着自己视为生命的作品，让“老佛爷”过目。而我们的所长同志也就俨然最高法官，用挑剔的目光仔细地审视每一件摹品，指指画画，细细评说，最后亮出分数牌。如果遇到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那张慈祥的胖脸便会绽出像弥勒佛一样的笑容。
为了加快临摹工作的进度，常书鸿决定解决照明问题。太困难了!一盏鬼火似的小油灯，在黑暗的洞子里晃来晃去，许多同志的眼睛都搞坏了，临出的作品难免不准和失误。艺术家们为此想了好多办法，他们将一面面镜子放在洞口，利用太阳的反光得一点光明。随着太阳的移动，不断地变换镜子的方向。然而那也比小油灯强不了多少，且不论刮风天阴的日子。常书鸿便领着大伙儿修渠打坝，在宕泉河搞了一次水力发电。谁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爱的艺术家们终于没有尝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甜头，那“发电站”发出的电像萤火虫闪了一下就再也不见了。常书鸿于是另谋良策。
经过紧张的奔波，有关方面同意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拨款，解决发电问题。艺术家们扛起镢头，挽起膀子，栽电杆，拉电线，装电灯，忙得不亦乐乎。千佛洞里整天传出川剧、秦腔、花儿和民歌小调的哼哼声。1954年10月25日，莫高窟正式发电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长年四季在黑暗中艰苦摸索的艺术家们提前吃了晚饭，早早地坐在洞窟新装好的灯泡下，静静地守候着，等待光明世界的到来。常书鸿更是兴奋得不能自已，在各个洞子里穿来穿去，就像当年爱迪生发明电灯时急切地等待着火光闪现一样。忽然，隆隆的发动机声划破了沙漠的寂静，从中寺到古汉桥，所有的电灯同时放出晶亮的光芒，数百个洞窟一下子变成了白昼!
艺术家们一齐拥向洞子深处，睁大眼睛看那平日里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壁画和彩塑，贪婪地欣赏着，真切地咀嚼着，然后便拿起画笔，飞速地临摹起来。一位女同志爬上高高的架子，去画平日里模糊不清的窟顶花纹。她画上一笔，回过头来看看耀眼的灯光。再画上一笔，又回过头来看看灯光。秀丽的脸庞激动得红扑扑的。常书鸿走了进来，笑呵呵地问道：
“好吗？电灯？”
女艺术家转过头来，迎着雪亮的灯光，迎着“佛爷”的笑脸，两只眼睛扑闪扑闪的，久久说不出话来。女艺术家微微地笑着，两行热泪从脸上滚了下来。
常书鸿特意来到第17窟——当年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洗劫一空的藏经洞里，想看看半个世纪以来历经劫难的石室真面。在一只100瓦灯泡的照耀下，藏经洞里纤毫毕露。北壁上那两幅唐代供奉仕女画像，在强烈的灯光下显得更加艳丽多姿，呼之欲出。常书鸿审视良久，浮想联翩。从石窟创建的那一天起，这对仕女就寸步不离地守卫在这里，她们是千佛洞变迁的目睹者，更是敦煌惨痛历史的见证人!辉煌的光影下，仕女红润的嘴唇微微地张开，脸上露出动人的笑靥。似乎在庆幸新时代给她们带来了无限的光明，而耻辱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那是多么令人心动的微笑啊，简直是可以和《蒙娜丽莎》相媲美的具有东方风格的“永恒的微笑”!常书鸿拿出速写本，把这幅难忘的微笑勾勒了下来。
20世纪60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破天荒有了一辆大轿车——这是敦煌人的第一辆汽车。从此结束了莫高窟僧人世世代代步行进城的历史，也结束了艺术家们几十年来的跋涉之苦。对于敦煌人来说，它的意义不亚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了将这个不同凡响的日子永远地铭刻在艺术家们的心上，尊敬的“佛爷”常书鸿搞了一次别具特色的“通车典礼”：他不让轿车直接开到莫高窟，而是率领全所职工及僧俗人众，在大太阳下面步行五十多里路，越过戈壁沙漠到县城去“接车”。那一天，所长先生一大早就起来“焚香沐浴”：梳头，刮脸，刷牙，洗身，穿上只有出国时才穿的漂亮的西服，扎上鲜艳夺目的领结，皮鞋擦得锃锃亮，打扮得像一位外国绅士，神气十足地走上了尘土飞扬的荒沙野滩。于是在通向县城的道路上，出现了这样一幅饶有风趣的历史性镜头：一位“圣僧”腆着肚子，踱着方步，眼睛微微地眯着，一脸得意的神情。他的身后跟着众多虔诚的弟子，一色儿地迈着规整的方步，顶着盛夏的烈日，踏着滚烫的沙子，汗流浃背，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大轿车走去。大漠上扬起阵阵沙尘……
这个时期，在常书鸿的建议下，国务院决定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加固和修复。1962年8月，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包括治沙、地质、古代建筑、考古、美术等各方面专家的工作组到达敦煌，梁思成、刘开渠、王朝闻、宿白、李鸣刚等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活动。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试验，最后采纳了梁思成教授提出的“敦煌莫高窟危崖加固工程的设计方针：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拨款100万元实施加固工程。工程自1963年开始，至1966年结束。经过三年奋战，在总计4040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挡墙砌体和梁柱，并对363米的岩壁作了彻底加固。这次史无前例的全面修复工程，不但对洞窟本身结构起到经久加固作用，而且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危害的问题。另外还安全牢固地解决了四百多个洞窟上下三四层之间的往来交通。如今，当我们在巍峨雄奇的虚栏栈道上巡视观览时，不由生出对当年为这一工程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周恩来、梁思成、刘开渠、常书鸿等已经作古的中华雄杰和所有参与其事的专家、学者、工程人员的无限崇敬之情。
与此同时，临摹和研究工作也硕果累累。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等书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出版了《敦煌壁画艺术》和《敦煌彩塑》。一部由常书鸿编写的旨在介绍敦煌艺术的大型彩色纪录片《敦煌曲》也在积极筹备拍摄……
就在艺术家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大展宏图的时候，从遥远的北京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你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