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常书鸿的笑声将栖息在白杨枝头的鸟雀惊散了——他的眼前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群神通广大的佛门弟子：董希文、张琳英、潘絜兹、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他们都是他在北平艺专和和国立艺专授业时的高足。他们听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消息后，卖掉了衣物，自筹经费，千里迢迢地追寻师父到了天边，在鸣沙山下相会了。

师徒相聚，头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洞窟参拜，以便对研究所的家底心中有数。他们首先参观了第254号洞窟。巨大的北魏早期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赫然出现在艺术家们的面前。这是《大藏经》中的一个故事：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大车国。国王有三位王子，大王子叫摩诃波罗，二王子叫摩诃提婆，最小的叫摩诃萨埵。有一天，三位王子外出游玩，来到一座陡峭的高山上。这时，山谷中有七只出生不久的小虎，围着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母虎，嗷嗷待哺。八条生命即将从世上消失，萨埵那太子极为伤感。“我应该救活它们，它们应该享受生命的快乐。”他在心里默念着，“我要像一条大船那样，从大海中把落水者救起来，使他们渡向安全的彼岸。”于是下定决心舍身饲虎。他支走了两个哥哥，默默地祈祷上天让母虎延续生命，然后刺破血管，从崖顶纵身跳到虎旁。顿时，大地为之震动，太阳为之无光。狂风怒吼，海浪翻滚，一个鲜血染红的悲壮场面出现在天地之间……

粗野狂放的画风，深刻含蓄的寓意，使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久久不能自已。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常书鸿凝视着1500年前的画面，若有所思地说，“于院长一再叮嘱：到了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现在看来，于院长这话是用心良苦，别有深意的。是啊，对于研究所的每位同仁来说，只有抱定舍身饲虎的决心，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弟子们动容地点了点头。

参观中，艺术家们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原以为全是佛教艺术的敦煌壁画，竟然夹杂着大量的社会生活画面。数百个洞窟，将古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情景都形象地记录下来了。特别像行船、走马、耕种、收割、狩猎、百戏等劳动人民的生活，表现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请看这些纤夫，”常书鸿指着第323窟的《鹿王本生故事》说，“弯腰驼背，肩负重荷，用力拉纤的形象是多么生动!通过这幅作品，唐代劳动人民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情景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所谓大唐盛世，底层小民的日子并不轻松啊。”

“还有这幅挤奶的作品，”潘絜兹接上说，“何其生动啊!大家看，一个被牵着的赭色小牛，百般挣扎着向母牛冲去，冲力之大，几乎使牧童牵制不住。而被挤奶的母牛则半张开了嘴，向小牛发出无可奈何的呼叫。特别是远处奔驰的那只野牛，形象之生动，笔力之磅礴，完全具有顾恺之‘大势奔腾’的气魄。”

“再看这幅《旅途休息》。”陈芝秀也兴奋地插了进来，“两条西部汉子在马背上度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在戈壁滩上打尖小息。两匹卸去了缰鞍的马儿在地上轻松地打滚，扬起缕缕尘埃，而疲倦的旅人则靠着随身携带的行李，在沙地上和衣而卧。从这幅传神写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1300多年前西北乡民的生活。”

常书鸿感叹道：“来敦煌这些日子，我老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外的某些敦煌学家一直认为敦煌艺术不是正统的中国民族传统，而是外来艺术。然而通过我们对四百多个洞窟的实地观察，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个融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于一体的稀世遗存，正是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一脉相承的民族艺术传统的杰作。它系统而完整地填补了晋魏以后、明代以前这一段时期散失了的历史名画真迹，堪称我国中世纪的美术珍宝馆。由于它的存在，我们可以上接汉代出土墓室的壁画，下连永乐宫、法海寺等地的明清绘画，一直和近代衔接起来。这样，通过敦煌这串灿烂的艺术明珠，就连成了一部完整的以绘画为主的中国美术史。”

“先生说得极是。”董希文的眼里闪着熠熠的亮光，接过常书鸿的话头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台山图》。这幅超大型的壁画，画的完全是中原的生活。气魄超群的无名画师，将五台山一带五百里内的山川、城池、桥梁、道路、寺庙融于一图。那些割草的、赶车的、磨面的、开店的，全都是栩栩如生的中原百姓。如果不是中国的画家，能创作出如此完美的中华艺术吗？”

“莫不是洋人有特异功能，从大西洋边吹一口臊气，就吹成了敦煌壁画？”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调皮话，惹得大家都笑了。

这时千佛洞下已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一群群商贩，一队队香客，以及牛羊骡马大小车辆，络绎而来——盛大的四月八庙会开始了。按照往年的习惯，香客们将牲口拴在白杨树上，羊群赶进青草园里，自己则找个好点的洞子住下。常书鸿不允许他们住，他们就问常书鸿：“我们的庙，我们为啥住不得？”研究所长正告说：“莫高窟已经收归国有了，你们知道吗？”

“那我们就开店钱。这总行了吧？”香客们说着就去掏口袋。

常书鸿哭笑不得。于是下决心修筑一堵长达两公里的高大围墙，将千佛洞彻底保护起来。否则，一场庙会下来，树皮被牲口啃光了，洞子被人们熏黑了，无异于遭受一场劫难。

他把这个计划向敦煌县长说了，希望得到县政府的支持。不料这位“父母”官尚未听完就笑出了眼泪。

“我的所长先生!”县太爷擤着鼻涕，头摇得拨浪鼓儿似的，“你的洋墨水喝得太多了。这里不是你们浙江，也不是我们湖北。这里是中国有名的鸣沙山，这里全是沙、沙、沙!你要筑墙，有土吗？没有土，别说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来了，也无计可施呀!”

“再见!”常书鸿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情，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大大小小的官僚身上，那就意味着离傻瓜不远了。还是那句话：自己救自己。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如醍醐灌顶。那天，他带着芝秀和沙娜在热闹的庙会上闲逛，无意间看见两家饭馆用沙土筑起了一堵小小的围墙。他连忙去向饭馆老板请教。老板笑笑说：“倒也没有什么诀窍。还不就是当地的沙子。”

“噢？”常书鸿一愣。因为他已经和所里的同仁尝试着打过一次围墙了，结果根本凝固不住。上午筑的墙，中午就倒了。

“关键是要加点水。”老板说，“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和沙土搅和在一起，夯实了，完全可以作墙。”

“嘘——”常书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老板见画家高兴得眉飞色舞的样子，补充说：“这是逼出来的。每年四月八来千佛洞开饭馆，总得打个灶呀，围个墙呀什么的，慢慢地也就摸索出来了。”

常书鸿当场为老板画了一幅肖像，恭恭敬敬地送给他：“好兄弟，你可是帮了研究所的大忙啊!”

老板喜滋滋地接过画像，胸脯拍得梆梆响：“所长先生，打围墙时有什么困难，给兄弟吭一声!”

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筑围墙，憨厚的山民们背着炒面，扛着铁锨，从四乡八岔跑来帮忙。山民们热热乎乎地说：“这下，看他洋鬼子还怎么进洞偷佛爷？”全所同仁和山民们起早贪黑，挖沙浇水，光着脊梁干了五十多天，筑起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结实坚固的围墙，将被向达誉为“弟视云冈，儿蓄龙门”的492个石窟连同上寺、中寺、下寺三座庙观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正是这座黄沙修筑的“长城”，堵住了流沙的侵袭，堵住了羊群的践踏，也堵住了外国的、中国的，明的、暗的，大的、小的各式强盗!六十多年了，常书鸿和他的许多弟子已经离开人世，这座饱经沧桑的围墙却依然挺立在莫高窟的身旁!

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大家就开始着手业务活动了。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从兰州带来的那点纸很快就用完了，而由于交通闭塞，在敦煌很难买到临摹效果比较理想的四川夹江纸。艺术家们只好就地取材，收集了许多质地较好的窗户纸，自己来裱褙。颜料需要量很大，靠兰州带来的那一点，不啻是杯水车薪。于是他们想起了古代艺人用的颜料，就自己动手试验。艺术家们找来许多红泥，用水漂净，再加上胶汁，就成了红色颜料。依此类推，黄泥巴做成了黄颜料，黑泥巴做成了黑颜料。经常是这样：当艺术家们在洞子里临摹了一天，回到住处吃过晚饭以后，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每人手里端个大泥碗，拿根小棍儿，一边天南海北地侃着，一边搅动小棍儿。上下五千年侃完了，那碗里的颜料也就碾成了。

最头痛的是临摹巨型壁画，特别是高达五六米的洞顶画面，简直无从着手。因为洞子幽暗、深邃，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炼狱。天阴的时候，连自己伸出的手指都看不清楚，何谈原原本本、一笔不错地临摹？聪明的艺术家们发明了一种“蜈蚣梯”——在一根两丈多长的圆木上，钻上距离相等的圆孔，插入一根根木桩，便成了一条百脚蜈蚣。临摹时，常书鸿喊着号子，一帮年轻人一齐用力，将蜈蚣梯竖起来。李浴、乌密风、潘絜兹便上到梯子的顶端，将画板、画架、颜色箱、水瓶、水罐，一一用绳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蜡烛，摩顶放踵，俯仰伸屈，一站便是半天。满身的汗水和沙子粘到一起，发出臭烘烘的味儿。

至于到悬崖绝壁去考察栈道塌毁的洞窟，那就更加困难了。有一次，常书鸿和董希文、潘絜兹架起蜈蚣梯，手脚并用，攀登到大佛殿九层楼南侧的196号石窟。此窟孤悬在离地40多米的岩壁上，十分危险。考察结束后，发现梯子不知什么时候倒下去了。师徒三人被困在绝壁危岩上。随行的工人窦占彪看了看周围的地形，沉稳地说：“大家都别慌。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险是险些，好在路不长。我先爬给你们看。”说着便弯腰弓身，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了上去。常书鸿自恃胆大，试着往前跨了几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一蹬便会踩出一个窝窝，作为支点，下一步再跨出去。谁知那是砾石，十分坚硬光滑，一脚下去，就像踩在大理石上一样，“哧溜——”一声。常书鸿急忙扒住陡坡，才未滑下崖壁，而手中的调查纪录则已飘飘荡荡地落到崖底。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

窦占彪见这些念起洋文来就像竹筒倒豆子的博士先生们并非爬山高手，便喝了一声：“站住!都给我站住!”说着一溜烟跑了。

好大工夫，他气喘吁吁地拿来一捆绳子，站在山顶上，将三位后来给中国画坛增添了无限风光的才子吊上山去。

这还仅仅是一些小小的困难。自从1944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它的主管单位——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将这个单位忘了。艺术家们在沙漠绝塞之中夜以继日地劳作，却半年时间领不到工资。接二连三地发电催要，一概石沉大海。无奈之中，给梁思成去了一封电报，请他帮助查询一下。梁思成立即去教育部查问，教育部推到财政部。又到财政部去问，财政部查了半天，回答说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样一个单位，倒有“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因地址不详，无从汇款。梁思成一听，十分愤慨。肯定又是哪位老爷或小姐打麻将打得发了昏，将“敦煌”写成“东方”!而正是这些写不来“敦煌”的蠢货，却主宰着学贯中西的艺术家们的命运，你还有什么办法？!

工资寄来了，研究所里又有了笑声。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那样差：董希文、潘絜兹、李浴、乌密风这些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家都住在马棚里。那是什么样的住处哟!在马棚的一侧，盘了一个极大的土炕，艺术家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头和脚互相磕碰，实在比监狱里的通铺好不到哪里去。一张从庙里搬来的油渍斑斑的供桌放在土炕前面，供艺术家们作画、写诗、练书法。而另一侧则是牲口和草料。这些天国的使者们白天在黑乎乎的洞子里临摹，晚上就闻着马粪驴尿的味道，在牛马驴骡咀嚼草料的伴奏声中呼呼入睡。

吃的面要自己磨。艺术家们像牛似的拉着磨盘，将小麦、玉米、糜子磨成面粉，然后自己动手揪面片子，做杂面馍馍。没有筷子，从沙漠里砍来一簇红柳条子，一折两半。上至常书鸿，下至窦占彪，每人一双，一直用到1949年9月30日。偶然从城里买一点肉，如果是夏天，驮到半路上，就被沙漠里高达五六十度的气温晒臭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吓倒这些当代的达摩祖师。只要有一点点草料，他们就能挤出新鲜的奶汁。特别是董希文，那种为艺术拼搏的狠劲，常常使常书鸿感动得落泪。这个性格倔强的青年，几乎是丢魂失魄地畅游在中华古代的艺术之宫里。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洗过澡，甚至没有痛痛快快地洗过一次脸，蓬乱的头发披散在肩上，脸上的胡子足有一尺长。皮肤晒得又黑又粗糙，衣服裤子磨得到处是洞，补丁打了一个又一个。偶尔照照镜子，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被同事们戏称为野人。然而正是这位“野人”，却最大限度地摄取了敦煌艺术的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熔中西画风于一炉的独特风格。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名画《开国大典》就完全摆脱了西洋油画的程式，抛弃了一边明一边暗的阴影法，而采用敦煌壁画中的渲染法，使人物的面部有了立体感。色彩的使用上也学习敦煌壁画的办法，面部不用黑色，不留阴影。而衣服也只用一种颜色，从而使整个画面显得凝重、浑厚。

特别使常书鸿感到欣慰的是，陈芝秀自从到了敦煌，一扫路途中的忧郁沉闷，又变得热情奔放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使得这位年轻的雕塑家欣喜若狂。在巴黎学习的时候，陈芝秀所看到的西方雕塑都是单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却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集雕塑、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那一座座佛像，一尊尊菩萨，有的丰满健壮，有的亭亭玉立，衣饰不但华丽而且非常开放，袒胸露腹早已不是洋人的专利。神态更是妙不可言，远不是“庄严生动”四个字可以概括的。这么说吧：有一千个人参观，便有一千种不同的神态；有一万个人参观，便可以留下一万种不同的印象。这怎能不使天性活泼的女雕塑家激动不已呢？她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欣赏观摩，流连忘返。她和丈夫兴奋地互相切磋探讨，急切地交流新发现新认识。在常书鸿的鼓励下，陈芝秀又开始了雕塑创作。

就在这时候，研究所来了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此人名叫赵忠清，是酒泉的一个熟人介绍来的。

赵忠清背着一支驳壳枪，精神抖擞地走到常书鸿面前，脚跟一碰，给研究所所长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

“浙江诸暨。”

“哟，那咱们是老乡了。”

大漠孤洲中遇到老乡，常书鸿心里先有了三分喜欢。于是拉起了家常：

“今年多大了？”

“还很年轻嘛。”

常书鸿指了指土沙发，让他坐下。

“诸暨什么地方人？”

“呀，”常书鸿几乎叫了出来，“这真太巧了!陈芝秀也是枫桥人。”

急忙把陈芝秀叫出来。几句寒暄之后，两位枫桥老乡已经用家乡土语聊上了。

常书鸿分配年轻精干的赵忠清担任研究所的总务主任。艺术家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得力的帮手而心中暗喜。开始一段时间，赵忠清也确实在大伙儿面前露了两手。研究所四季见不到肉，他便持枪跨马，在沙漠中打黄羊给大家吃。每当年轻的总务主任高扬马鞭，风驰电掣般地从沙尘中出现在大伙儿面前，将一只只肥硕的黄羊扔下马背时，陈芝秀的眼里便隐隐约约地闪现出明亮的光彩。她和小同乡的关系日渐亲密起来。

而此时，赤诚的艺术家却一心扑在敦煌事业上。那样多的积沙要清除，破旧的洞子要修补，一些重要的石窟要安上木门，至于壁画的临摹，文物的研究，工作量就更大了。常书鸿早晨五点多起床，晚上一两点睡觉，每天劳作十八九个小时，一上床就鼾声大作，根本顾不上去关心体贴自己的爱人。对于身边悄悄发生的微妙变化，更是毫无觉察。他忘记了他的妻子原是一个生性活泼、喜爱浮华的女人，长期的法国留学生涯，使她更习惯高雅而又摩登的生活。她像法国妇女一样，每天都要涂脂抹粉，化妆打扮。她喜欢穿高跟鞋，穿裙子，穿旗袍。潇洒的风度，艺术家的气质，使她显得既年轻又漂亮，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一朵出水的芙蓉。从兰州到敦煌，一路所经州郡府县，只要她披着波浪式的长发，步履轻捷地款款而行，便会引起街上穿着肮脏的黑布棉袄的市民们的围观。就是在堂堂的甘肃省会，陈芝秀所引来的回头率也是破纪录的。她常常为此感到骄傲。

可是现在，在这个荒无人烟、风沙蔽天的地方，陈芝秀的昔日风采一去不复返了。由于工资经常拖欠，艺术家们常常面临食不果腹的境地。而陈芝秀的家乡浙江诸暨，却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她又出身大户人家，从小吃惯了大米鱼虾，而在敦煌莫高窟，她所能享受到的，除了沙子和紫外线，就是无边的寂寞了。即便生了急病，也无法可想。有天夜里，一位青年画家突然高烧昏迷，大家急忙备了牛车，送他到几十里之外的县城去看病。青年画家吃力地睁开眼睛，含泪对常书鸿说：“所长，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我好好地埋在黄土里。千万不要把我埋在沙子里！”牛车走后，陈芝秀失声痛哭起来。她不知这种日子还要熬到几时？她深知这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可以结束的。她的丈夫已经铁了心，要和敦煌长相守，甘愿服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而她却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的精神已经垮了。

就在这时候，她的小同乡赵忠清乘虚而入，向这位南国美人展开了攻势。她病了，恹恹地躺在破庙的土炕上，常书鸿顾不上照顾她，赵忠清就十二分殷勤地照顾她。她想吃鱼，他专门骑马到酒泉去买。她想喝鸡汤，他就提着枪到戈壁滩去打野鸡。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后来他将手长时间地搭在她的额上，说看看她的烧是否退了。而这一切，常书鸿都没有察觉。这种时候，陈芝秀便珠泪涟涟地向赵忠清倾诉自己的不幸，而赵忠清也就趁机将她的手拿在自己的手里，百般地安慰她，奉承她，鼓励她离开“鬼见了都摇头”的敦煌。

他们形影不离了，在林子里散步，在洞子里密谈，甚至进城去玩。他们的行踪瞒过了满身佛气憨厚无比的常书鸿，却瞒不过别人。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谁也不愿意向常书鸿说破，人们不忍心去刺激这位“入定”的敦煌艺术的圣僧。

一个偶然的机会，常书鸿进城办事，顺便到县商会的陶会长家里坐了坐。陶会长一见常书鸿就问：

“你们所里是不是有个姓赵的？”

“有哇。怎么了？”

“哼，那不是个东西!”

看看所长先生一脸迷惘的神情，陶会长便告诉他：有一天黄昏时分，他从大十字路过，亲眼看见赵忠清和陈芝秀手拉着手，十分亲密地从电影院走了出来……

常书鸿一下蒙了，立即骑马返回莫高窟。喊来赵忠清质问，那家伙涨红了脸，低下头一声不吭。常书鸿于是明白了一切。他不愧是一位艺术家，在处理赵忠清的问题上也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他不再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也不狗血喷头地骂姓赵的（可爱的艺术家一辈子不会骂人），他叫来由警察转为工人的窦占彪，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将赵忠清驱逐出境，立即执行。窦占彪响亮地应了一声“是!”便气呼呼地喝令赵忠清骑上马背，窦占彪骑上另一匹马，手持猎枪，怒目圆睁，一路骂不绝声。两个钟头之后，已将“牲口下的孽种”驱逐出“境”了。

艺术家想得太天真了。所谓“驱逐出境”，只不过是将姓赵的赶到了县城。那里已不是研究所的“国土”。于是狡猾的兵痞便住在县城的旅社里，通过各种渠道和陈芝秀暗中联系。

有一段日子，陈芝秀表现得十分反常。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位靓妆丽影、风度翩翩的女艺术家，而是一个披头散发、目含怒火的“繁漪”。她和常书鸿无休止地吵闹，动辄摔碟子掼碗。常书鸿再三抚慰劝解都无济于事。她明确地向丈夫摊牌：要她，还是要莫高窟？如果要她，马上打点行装，全家人回江南水乡；如果要莫高窟，那她只好远走高飞了。可敬的大画家此时依然认为妻子只不过是一时想不通，说说气话罢了。时间一长，她心上的疙瘩自然就会解开的。

果然，一段时间之后，陈芝秀变得平静了，而且是异乎寻常的平静。常书鸿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天晚上，陈芝秀向丈夫提出要到县城去看病，顺便买点东西，说话时心平气和，柔声细语。常书鸿也没多想。第二天早上，常书鸿让窦占彪驾上牛车，送妻子到县城看病。临行时，陈芝秀将4岁的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然后交给丈夫。大车轱辘沉重地碾过了三危山，远处突然传来女雕塑家撕心裂肺的嚎哭。

好几天过去了，陈芝秀没有回来。每天黄昏时，常书鸿领着孩子，爷儿三个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望眼欲穿地向着烟雾迷蒙的县城遥望。

“老师，”董希文悄然来到常书鸿跟前，“您不必再等了。”

“唔？”常书鸿回过头来，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

“师母她……”董希文欲言又止。

“她怎么了？”

“她……她不会回来了!”

“老师，”董希文望着脸色陡变的常书鸿，“您要不生气，我才给您说。”

“你说，你说，”常书鸿忍着内心的伤痛，“我不生气。”

几天之前，也就是陈芝秀去县城看病的前一两天，董希文在林子里散步，忽然看见上寺的小喇嘛拿着一封信，鬼鬼祟祟地从陈芝秀的住处走出来，神色十分慌张。他喝住了小喇嘛，软硬兼施，又破了一点财，小喇嘛才把信交给了他。据小喇嘛说，他已为陈芝秀和赵忠清传递过好几封信了。

“我估计师母不会回来了。”董希文说着，把截获的信件交给了常书鸿。

常书鸿拆开一看，呼吸立即变得急促起来。这是陈芝秀和赵忠清商量出走的“联络图”。

常书鸿把孩子委托给董希文，急匆匆地骑了一匹快马，向敦煌县城疾驰而去。到县城已是半夜。一打问，赵忠清和陈芝秀一大早就乘汽车离开了敦煌。常书鸿算了算，汽车当晚必定在安西住宿，便又打马向安西奔去。月光惨淡，夜幕深重，戈壁滩像死一般的沉寂。荒原上除了野狼之外，还经常有强盗出没。一些夜行的旅人被土匪抢劫后用绳子勒死，草草地埋在沙丘里，变成的千古冤魂也在飘荡。但是此刻常书鸿已经顾不得许多了。他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安西!必须在安西的旅社里截住他们!于是这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辽阔无垠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一个文弱书生旋风般打马狂奔的剪影。

赶到安西后天还未亮。急急地到车站旅社打听，说是那辆汽车已经开走了。开向何方？好像是玉门。可曾有女的？有，长得很漂亮，就坐在司机旁边。失望和疲倦袭来，他几乎要倒在地上了。但他不能跌倒，孩子们还在等着妈妈。他匆匆地喝了一点水，又跨上马背，向着玉门追去了。头在发晕，手在打战，心房怦怦地跳动。白云急速地向头顶涌来，大地一起一伏地波动着，好像海浪一般。天在旋转，地在旋转……

他整整在玉门油矿的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后得知，当他重重地掉下马背时，是好心的地质学家孙建初和工人兄弟救了他。那天上午，玉门油矿的创始人孙建初带着几位工人在赤金一带找油，发现一位书生模样的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不省人事，便急急地将他抬上汽车，送到医院抢救。从这一刻起，两位中国西部荒原的杰出开拓者，便成了心心相印的挚友。

回到敦煌后，常书鸿经历了一段心血沥沥的时光。家还是那个家，炕还是那个炕，充满了幸福充满了喜悦的全家福照片还挂在墙上，但和他相濡以沫、甘苦与共十多年的妻子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嘉陵哭闹着要妈妈，沙娜背着父亲偷偷地流泪，眼睛都哭肿了。长夜漫漫，苦不成眠。常书鸿信步走出皇庆寺。塞外清凉的风吹拂着他发烫的面容，抚慰着他滴血的心灵。铁马声声，如泣如诉。好像鬼使神差似的，他又来到了254号石窟。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画面惊心动魄地展现在他的眼前，粗野犷放的线条幻化成夺人心魄的佛光。艺术家不由自主地跪下来，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一张鲜活亮丽的面孔闪现在画面上，用耳语般的声音说：“我的丈夫，我的亲人，我在兰州等着你，等着你……”

“你不到敦煌来了吗？那么我呢？孩子们呢？”

“离开敦煌!离开敦煌!”

离开敦煌？!常书鸿惊出了一身汗。揉揉眼睛，萨埵那太子正用一双慧目默默地注视着他，无言之中包含着无限的启示。此时此地，艺术家似乎得到了顿悟，他的心情出奇的平静了。他明白，从今往后，自己就是真正的苦行僧了，然而他更明白自己的使命。在敦煌的土地上留下了足迹的玄奘、法显那些高僧能够做到的，他常书鸿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他是一个充满了良知和热血的艺术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

在采访过程中，我从敦煌老人们的口里，听到的更多的是对这位女性的理解和宽容。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陈芝秀是个好人。她生性善良，平易近人，只是有点儿单纯和幼稚。她家里的马桶，绝不让佣人洗刷。工人们生了病，她必定把自己的药拿出来。高兴时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不高兴了又哭又闹，喜怒形于色。他们说，陈芝秀比现在的一些青年好多了，她毕竟在大漠孤烟的戈壁滩中待了两年多，而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分配到敦煌后，在洞子周围转上一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开溜了，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不要了。他们能和陈芝秀比吗？人家是留法十年的艺术家啊!主要是当时太苦了，她实在挺不住，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

至于那个狡猾可恶的兵痞，新中国成立后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一命呜呼在大墙铁网的监狱之中了。

1945年秋天，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在凄风苦雨中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也迎来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此令。

真是晴天霹雳!好一个堂哉皇哉的国民政府!公款吃喝有钱，购买小车有钱，游山玩水有钱，出国“考察”有钱，唯独养不起一个小小的文化单位!苦涩的泪水从常书鸿的面颊上默默地流淌下来，他感到自己的心在被一块一块地撕碎。

加急电报。联名写信。重庆!重庆!言之凿凿，声泪俱下：如此举措，不啻自毁中华文明，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后代？不予理睬，拒绝回答。工资停发，断粮断炊。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惨淡经营，刚刚起步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不到三年就寿终正寝了。

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来向常书鸿辞行。

“老师，”董希文显得有点难以启齿，“这几年，我和琳英在敦煌受了您的不少教诲，我们会永志不忘的。现在研究所撤销了，日本鬼子也投降了，我们想回南方老家看一看。”

张琳英又加了一句：“老师将来如果还要办这个所，只要您打一声招呼，我们就来了。”

常书鸿默默地点了点头。两年多的时间，这对伉俪在常书鸿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勤奋，他们的人品，在研究所的同仁里，有口皆碑。董希文除了平日在洞子里临摹之外，还利用星期天到附近农村和牧区写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尤其是他临摹的《沙弥守戒自焚》和《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可以说是真正吸取了壁画艺术的精髓，成为敦煌摹品的佼佼者。妻子张琳英怀孕临产，因为莫高窟没有接生条件，所里用两头毛驴一副担架把她送到县城去。几十里的风沙颠簸，她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半路上，她的肚子疼得厉害，汗水浸透了衣裤，她却一直咬着牙没有呻唤。现在，在他们为敦煌事业的开拓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却要悄然无息地离去了。常书鸿背过身去，任泪水在脸上流淌。他只听见董希文临出门时喃喃自语的声音：“我和琳英虽然离去了，可我们的心永远和敦煌在一起，和老师在一起……”

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也来告别。他们三人要结伴回东北老家去，梦魂牵绕的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等着他们。

“好吧，只要你们心中还有敦煌!”

“我们哪会忘得了敦煌？”李浴颤声说，“我们要把敦煌艺术的花种，还有敦煌精神的火炬，带到长白山下、松花江畔。”

潘絜兹也来了。他嗫嚅着说：“老师，我也想……”

常书鸿鼻子一酸。这位著名的工笔画家原在张自忠部队搞宣传工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他断然丢掉在军队中的铁饭碗，一路卖画来到敦煌，成为常书鸿的得力帮手。他临摹壁画，自有一种清新刚健的风格。潘絜兹以后成为技压群芳的大画家，实在是得益于敦煌艺术的熏染。他是坚守到最后的一位弟子。如果不是远在兰州的妻子反对他继续待下去，拒绝回复他的一封封书信，他是会和常书鸿一起与敦煌共存亡的。

走了，都走了。人去楼空。

常书鸿彻底失眠了。夜是这样的长，铁马风铃一声比一声凄凉，一声比一声哀伤，似乎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挽歌，在为过早夭折的敦煌研究事业送葬。他披了一件衣服，走出屋子，到空荡荡的莫高窟辗转徘徊。太熟悉了，这里的每一个洞窟，每一抔黄土，每一片树叶!短短的两年啊，他和他的学生们不负使命，饮风茹雪，将一条条坍陷的栈道修起来，把许多破损的洞子修补好，又临摹了那样多高质量的壁画，还有离他而去的妻子陈芝秀所创作的那一件件精美的雕塑!短短的两年，他在没有一根木头的情况下，给一些主要的洞窟安上了结实的木门。那又是怎样安装起的哟!得知莫高窟来了一位留学法国的大画家，敦煌、酒泉、安西的官员、财主、商人都来求画。常书鸿来者不拒。但有个条件：每人为千佛洞做一件善事——给饱受风沙的佛爷修一扇门。当然，好多人都照办了。

月影朣朦，星光闪烁。层楼洞天，依稀可辨。他仿佛又看到了220窟贞观十六年的唐人壁画。这幅杰出的初唐作品，近千年来一直被掩盖在平庸的宋代重绘下面，是他和他的弟子们仿照张大千的办法，将这幅金碧辉煌、灿烂如新的壁画剥露出来。画面上维摩居士的形象，充分体现了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清雅传神的画风，是莫高窟所有五十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是前人——包括伯希和、斯坦因、华尔纳以及张大千所未见识的。这幅珍宝的重见阳光，无疑是敦煌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对于常书鸿来说，这些工作，犹如唐玄奘西天取经时从长安走到了咸阳，他心中的蓝图离喜马拉雅山后面的天竺国还远得很哩!

他忽然想起了一句名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嘴里默默地吟诵着，眼睛渐渐地潮湿起来。

“所长，您还没有休息？”两个操敦煌口音的青年从黑影中钻了出来，憨憨地站在常书鸿面前。

“怎么，你们也没有睡？”

令常书鸿感慨不已的是，就在这日薄西山、魂断秋风之际，平时闷声不响的这两位青年却没有离他而去。他们是泥瓦工兼车夫窦占彪、勤杂工兼总务范华。

“你们为什么不走？”

“我们就等你一句话!”

常书鸿感动了，声音哽哽地说：“兄弟，好兄弟!我马上到重庆去，你们等着我!”

敦煌到重庆，数千公里之遥，路费怎么办？常书鸿牙一咬，决定卖掉所有的家产。他将从法国带来的高级用具，几套高级料子的西装，平时盖的毛毯，甚至连进城骑马的皮靴，都让范华拿到县城处理了。筹足了路费，艺术家怀着一腔悲愤，满腹惆怅，带着儿女离开了敦煌。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简单的行李，常书鸿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了另一头。窦占彪和范华各执一根缰绳，一左一右并排走在常书鸿旁边。

“我走后，你们要把大门看好，不要让牧人把牛羊赶进来。”

“洞子里有了沙子，要及时清理出来。也不要让闲杂人在里面住宿。”

“要把账目保管好。所里的那点财产，是咱们的命根子，不能让乡霸们瓜分了。”

两个青年答应着，眼圈红红的，鼻子酸酸的。

刺骨的寒风吹落了千佛洞前大片大片的杨树叶子，吹落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新栽的桃、杏、李树嫩生生的绿叶。落叶连同沙山上的泡泡刺，在结成冰凌的宕泉河上飘旋着，颇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苍凉。常书鸿又一次回过头去，深情地望了莫高窟一眼。三年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他忽然感到嗓子哽住了，灼热的泪水滚下脸颊，滴落在破旧的鞍子上。他使劲地踢了一下驴肚子，两只毛驴便撒开蹄子，飞快地跑下了山坡。

一直到“佛爷”（敦煌的年轻人背地里这样称呼他们的所长）的身影消逝在天的尽头，两位身高体大、满身尘垢的青年还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沙梁上，很像是两尊沙砾岩雕成的罗汉。

莫高窟从此沉寂了。

1946年冬天刚刚来临的时候，敦煌出奇地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将近一尺厚的积雪封住了阿尔金山以下方圆数百里的地面。那一天，范华和窦占彪像往常一样，手持棍棒，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在千佛洞四周巡视。“佛爷”离开敦煌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杳无音信。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常书鸿不会回来了，绝对不会回来了!但是两个青年的心里却死死地记着“佛爷”的那句话：“你们等着我!”一种直觉告诉他们：这话是算数的。

巴掌大的雪片在他们的眼前飞舞着，老羊皮袄和毡帽上的落雪已经结成了冰。他们不时地伸出手，搁在嘴边哈一哈。那哈出的气随即便变成霜花了。忽然，两位青年的目光凝固了：天地相连的前方，一个“雪人”正缓慢地在雪地上移动着。看那艰难跋涉的模样，已是精疲力竭了。但他的脚步并不停止，依然顽强地朝着莫高窟走来，一步，又一步。近了，近了，两位青年凝固的目光被泪花模糊：“佛爷”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两个青年哭着喊着，迈开大步向“佛爷”奔去。常书鸿也张开双臂，高兴地呼叫着，扑向两位可爱的青年。三个“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衣服上的冰雪被热血奔涌的身体融化了。

“你们看，”常书鸿伸手向后面指去，“那是什么!”

一队人马出现在雪原上。他们是常书鸿从重庆、成都和兰州带来的新弟子。

1945年底，常书鸿携儿带女，历尽艰辛回到重庆。此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都到南京和上海发国难财去了。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上班。每到一个单位，人家的脸上都刻着四个字：免开尊口。艺术家不死心，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一批敦煌艺术的忠贞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先把舆论造起来。十分幸运的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此时代理朱家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先生对敦煌艺术颇感兴趣，对敦煌遗书的研究亦有心得。常书鸿找到他，向新任的研究院长汇报了几年来他和他的学生们在大漠绝地孤军奋战的情形，请求恢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制。傅斯年听了以后十分动容。时间不长，就正式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归中央研究院管辖，为研究院的一个所。在傅斯年的亲自过问下，常书鸿奔忙了好几个月，购置了大批图书资料和设备器材，又从陈诚处要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接着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由中央大学教授吕斯百推荐，招聘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郭世清、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刘缦云；由国立艺专王临乙教授推荐，招聘了该校毕业生凌春德；又在四川省立艺专招聘了图案系毕业生范文藻和青年教师霍熙亮。四川省立艺专教授沈文福夫妇也一起搭车前往敦煌考察。途经兰州，又遇上了重庆国立艺专毕业生段文杰。这位青年艺术家自从两年前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之后，便深深地爱上了敦煌艺术。一年前，他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从四川步行到甘肃。到了兰州，才知道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撤销了。但他不死心，就一边在兰州挑担卖水，一边等待着机会。现在研究所又恢复了，便跟上常书鸿，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圣地。从此他便一头扎进敦煌艺术的研究之中，为敦煌学回归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我国最优秀的敦煌学家。至于一路行程，那就可想而知了。那辆所谓美制十轮大卡车，原是战场上退役下来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两个月之后才到达敦煌。刚到县城，大卡车就彻底“休息”了。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抑制不住兴奋急切的心情，不等天晴路干，就踩着厚厚的积雪，奔莫高窟而来了。

提起这段如烟的往事，已经退休多年的范华老人眼里噙着泪花，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当常书鸿在飞雪漫天的戈壁滩上出现时，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时谁都觉得他不可能再来了。他那样一个大画家，南京、上海，哪里还找不到好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到沙漠中来吃苦？他自己就不说了。可是孩子们也跟着受了罪。他第二次来敦煌时，又把一双儿女带上了。那时嘉陵才5岁，正是快上小学的时候，可是莫高窟周围没有学校，就把孩子的学习给耽误了。沙娜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学习可能也就耽误了。嘉陵后来一直找不到工作，还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的沙娜把他带到北京，学会开车，当了司机，至今还是一名工人。如果常书鸿不来敦煌，他的儿子肯定会得到很好的教育，说不定已经继承父业，成了有名的画家哩。”说到这里，老人停下了，浑浊的目光里闪现出点点火花。我感觉到，他此刻正在一往情深地重温着五十年前的生活。

“还有，”老人接着说，“常书鸿如果这次不回来，莫高窟也就完蛋了。”

“噢？”我望着老人，停下了手中的笔。

“你想想，当时是什么形势？没有多大工夫，解放战争就开始了，国民党节节败退。那时河西一带驻满了马步芳的军队和中央军的溃兵，许多国民党特务也逃到了敦煌。这种时候，谁不想到莫高窟捞一把？一些西方文化特务也跑到敦煌来，想重温华尔纳的美梦。要不是常书鸿带着大家死死地守住洞子，闻名世界的敦煌壁画早就被这些兵匪特务剥光了。”

听着范华老人激动的话语，我似乎更深一层地理解了为什么人们要称常书鸿为“敦煌的保护神”了。

在常书鸿这次重庆之行中，还有一件十分意外的趣事：途经兰州时，为了展示两年多来的工作实绩，向敦煌艺术的故乡——甘肃的父老兄弟汇报，艺术家特地举办了一次“常书鸿父女画展”，展出了常沙娜临摹的三四十幅敦煌壁画，以及自己的二三十幅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油画和速写。展览期间，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妇叶丽华——她当时正在露易·艾黎设在甘肃山丹的工合培黎学校教书——观看了常沙娜所临的各时代壁画的摹本后，对这位聪慧伶俐的少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当即向常书鸿提出：可否让她带沙娜到美国去深造？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由她负担。常书鸿考虑了一下，觉得孩子还太小，尚无独立生活的能力，便婉言谢绝道：“叶丽华女士，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沙娜只有十三四岁，是否过几年再说？”不想过了三年，1948年夏天，这位可爱的女性竟又找到千佛洞来，要常书鸿回答三年前的问题。艺术家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思考，终于答应了这位美国朋友的要求，让她把女儿带到美国去了。沙娜去美国之后，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沙娜和一批爱国留学生回到祖国，多年来一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并担任院长。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

1947年初秋，对常书鸿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季节。在这个清风明月、瓜果飘香的季节里，一位对艺术家的人格才华仰慕已久的四川女子风尘仆仆地从成都赶到敦煌，给常书鸿带来了人生的厚礼。这位端庄清秀的才女名叫李承仙，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她的父亲李宏惠曾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她的伯父李瑞清则是张大千在上海学习书画时的老师。这位名门出身的青年艺术家为常书鸿矢志不移的精神所打动，孤身一人不远万里来找她心中的偶像。她给常书鸿带来了张大千转托的礼物：一套日本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研究》，上面有许多张大千阅读时的朱笔批语。显然，这是老朋友送给他的极其珍贵的礼物。李承仙不仅给常书鸿带来了大千居士的礼物，而且也带来了她自己对艺术家的一片痴情。八月十五月儿圆的时候，这对“敦煌痴人”在皇庆寺的土屋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那一刻开始，不管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还是风雪严寒的冬日，这对相亲相爱的知音一直风雨同舟，相依为命，携手度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常书鸿为敦煌艺术所高高扬起的大旗上，也有着李承仙的汗水和心血。

1948年8月，由五百余幅临摹壁画组成的《敦煌艺展》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展出。开幕那天，蒋介石冒雨前来参观，并留言称赞。于右任、陈立夫、孙科、胡适、傅斯年等知名人士及各国驻华使节均参观了展览。嗣后又移至上海展出，观者更加踊跃，反响也更加热烈。郑振铎先生向常书鸿提议，可考虑由他联系一些热心敦煌艺术的人士，出版一套彩色的敦煌壁画册。资金很快就筹集到了。正在制版期间，教育部派人突然来找常书鸿，拿出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笔信（这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划归教育部了），要常书鸿将全部摹本从速送往台湾展出。常书鸿立即去找郑振铎商量。郑振铎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展出是假，弄走是真。大家都知道你是敦煌的保护神，这回就看你的了。”

常书鸿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在上海的李承仙的姐夫朱惠康和在杭州的大哥常书林，让他们妥为保管，然后托朋友搞到一张去西北的机票，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兰州。等教育部过几天再去旅馆催促时，常书鸿已经辗转回到敦煌，在皇庆寺的土屋里召集全所职工，商量着如何用血肉之躯保护神圣的国宝了。

在兰州已经解放、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撤退到酒泉以后，对于作战一窍不通的常书鸿披挂上阵，像一位将军似的指挥着手下的几十号人马积极备战。他们在石窟群最高的130、156、159号洞子里储存了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大量的石块和沙袋。保卫人员手持破旧的步枪，在石窟周围日夜巡逻，准备迎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溃兵和土匪特务。马步芳的散兵几次前来抢劫，都被洞子里射出的子弹和震耳欲聋的呐喊吓退了。

1949年9月22日，从城里打探消息回来的窦占彪告诉所长：敦煌已经解放了。常书鸿带着弟子们冲上九层楼，用力地敲响了明代大铜钟。浑厚的钟声随着人们的欢呼在沉睡千年的峡谷中回荡。这时，山外忽然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声音。常书鸿举目望去，只见身着灰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分乘三辆汽车，正飞快地朝着莫高窟驶来。车头上鲜艳的红旗迎风飘荡着，像是早晨的霞光，映红了远处的山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