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敦煌
1943年的春天来得很晚，已经是阳历三月了，古城兰州还披着一层烟尘和土雾。唯一使它显得有点生气的是满街乱窜的“下边人”——抗战期间突然从南方各地拥来一些着西服打领带穿旗袍登高跟鞋的男男女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化人。在这些匆匆奔走的过客之中，有一对气度不凡的青年特别引人注目：高大魁梧的常书鸿和漂亮活泼的陈芝秀。这是一对来自法国巴黎的艺术家夫妇。他俩来兰州已经好些日子了，整天无所事事地到处转悠着，眉宇间充满无可奈何的忧戚。
常书鸿对古老的兰州水车情有独钟。每天清晨，他总要坐在黄河岸边，望着巨大的、披满了绿色苔衣的水车缓慢地、永不停息地转动，发出沉重的、有节奏的吱扭声。水斗里洒出的水花溅在他的身上、头上，使他感到一种透心的凉快。手里的画笔疾速地挥舞着，勾勒出充满西部情韵的高原春晓。他的脚下，刚刚解冻的黄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跳跃嘶鸣着向前奔去。河面上浮动的晶莹细碎的冰块，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蓝色、紫色和红色的光。五彩的河水向着遥远的地方永无止息地流去、流去……常书鸿不由停下了手中的画笔。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了一条蓝色的河——美丽的塞纳河……
每当傍晚时分，一群留学法国的青年艺术家，总爱来到塞纳河畔散步和谈心。他们是“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的成员：冼星海、沈西苓、常书鸿、刘开渠、吕斯百、王临乙、陈芝秀……他们经常探讨和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向何处去？冼星海和沈西苓认为，艺术要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要为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而战，艺术的根深埋在祖国的土地上。常书鸿则认为，艺术必须是纯而又纯、静而又静的，纯粹得像新鲜的空气，平静得像老子的哲学。这样的艺术才是崇高的、永恒的。所以当沈西苓回到上海，拍出了电影《十字街头》时，冼星海回到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时，常书鸿还踯躅在巴黎街头，俨然以蒙巴那斯画家自居，在西方艺术的海洋里徜徉。他整天待在画室里，专心致志于静物画的创作。画呀画，一直画到鲜葡萄变成了烂葡萄，鲜蘑菇生出的菌丝蜘蛛网似的布满瓷盆和台布。他更用鲜花一样的心情去描绘裸体少女优美的身姿，决心画出像古希腊的女神，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和19世纪安格尔的作品那样永恒美丽的画面。那一段时期，他对西洋绘画的痴迷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他千百遍地在卢浮宫和其他一些美术馆巡礼，对达维的《加冕礼》、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马纳的《草地上的午餐》、莫奈的《睡莲系列》、德加的《年轻女子肖像》、米勒的《晚钟》等名画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坚信这才是世界美术的正宗，人类艺术的源泉。
一天，常书鸿怀着十二分满足的心情，从卢浮宫参观出来。他习惯散步经过圣杰曼大道，顺便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去浏览浏览。塞纳河水轻轻地荡漾着，微风掀开旧书摊上的书页。常书鸿随意地翻寻着，忽然发现了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好奇地打开了合装的书壳，眼睛突然一亮：整整300幅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图片!完全陌生的东西!那大幅大幅的佛教艺术构图，特别是公元5世纪北魏早期壁画，那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完全可以和拜占庭基督教绘画相媲美。其风格的奔放，甚至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野。而它的人物又刻画得那样的生动细腻!问题是，而这竟是1500年前的作品呀!他惊讶得扭曲了面容，半天也合不上嘴巴。就是这次小小的也是意外的发现，决定了他此后将近六十年的人生道路。
“先生，”书摊主人被青年画家如痴如醉的神情吸引住了，“您是中国人吧？”
“哦，是的。”常书鸿翻着画册，头也不抬地回答。
“这些东西，”书摊主人带着炫耀的口气说，“还是我们的英雄伯希和博士去新疆地区探险时，在贵国的荒漠中发现的。”
“噢？”常书鸿又是一惊。
“是从一个叫做敦煌的山洞中拍摄的。”
“敦煌!”常书鸿不由念出了声，“哦，敦煌!”他心里涌上了一股悲凉：自己身为中国人，却从来不关心也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倒是法兰西的“英雄”伯希和捷足先登了。
多么不可思议呀，这样多珍贵的壁画照片及一千多年前各民族古代文字的题款。常书鸿凝神静气，爱不释手地翻看着，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巴黎傍晚的夜色徐徐降临，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也慢慢浓重了。
“先生，”主人要收拾书摊了，“您是否要买这套图册？”
“是……是的。”常书鸿摸了摸口袋，犹豫地问道，“要多少钱？”
“看样子您是一位学生。”书摊主人和善地说道，“这样吧，你给个成本价：100法郎。”
常书鸿倒抽了一口凉气。他平日除了画一点静物画，有些微薄的收入，勉
强维持自己和妻子陈芝秀以及在法国出生的女儿常沙娜三人的生活，除此可以说是身无长物。哪来100法郎买书？
看到青年画家尴尬的模样，热心的书摊主人爽朗地说：“先生，您不必买它了。我给您介绍一个地方，保您大饱眼福。”
常书鸿用感激又殷切的目光望着书摊主人。
“离此不远，有个吉美博物馆，您大概没有去过吧？那里收藏着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您看了一定会满意的。”
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就来到了吉美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盗来的唐代大幅绢画。青年画家眼含热泪，目不暇接地参观了四个小时。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幅公元7世纪时所作的彩绘《父母恩重经》上。这幅巧夺天工的作品，早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600多年；早于西洋油画的创始者凡艾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大师布格罗1200多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且不仅仅是时代上的差距，敦煌艺术比起早期西洋艺术来，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更显出隽永高超的水平!
常书鸿感到一阵内疚。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他深为自己言必称希腊罗马，拜倒在西方艺术脚下而愧悔。他忽然悟出，对一个中国的艺术家来说，出路不在塞纳河边，而在长江黄河。还是冼星海说得对：我们的艺术之根在祖国，在饱受苦难的亿万同胞之中。当他离开吉美博物馆时，心底深处不由自主地涌动着两个滚烫的词：祖国!敦煌!就在此时此刻，他下定决心：离开法国，离开巴黎。等待着青年艺术家的将不再是各国画家聚集的热闹喧腾的蒙巴那斯大街，而是遥远荒凉的蕴藏着十几个世纪民族艺术珍宝的敦煌石窟。
1936年秋，常书鸿终于结束了艺术上的彷徨，离开侨居十年的法兰西，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故国。可是他却迟迟未能实现去敦煌参拜的夙愿。最大的原因是困扰着艺术家的经济窘迫的现实。于是他便一面在北平艺专、国立艺专教书，一面等待着机会。几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个天赐的良机。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于右任委托徐悲鸿和梁思成物色一位合适的筹备人选。徐、梁二位向于右任一致推荐常书鸿。而于右任自己对常书鸿的人品艺品也早有所闻，心里已经将其列为候选人。英雄所见略同，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这位国民党元老便专门发了烫金请柬，邀请年轻的留法画家到监察院长官邸吃便饭。
“想不到你这么年轻。”饭后，一老一少品着香茗，促膝而谈。“今年多大岁数了？”
“38岁。”
“嗬，正是大有作为的年华！”
“我一直想去敦煌，想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干点事业。”
“所以我们选中了你。不过……”于右任沉吟有顷，“敦煌可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地方啊!”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常书鸿说，“如果怕艰苦，我就不会从法国回来了。”
“这就好，这就好。”于右任用诚挚的目光看着青年艺术家，“书鸿!我说一句实话，那个地方不是一般人可以生存的。没有像宗教徒那样对艺术的虔诚，是很难长期待下去的。”
“我既然接受了任命，那就不想再离开敦煌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无半途而废的道理。”常书鸿的声调里充满了情感。
“好!”于右任一拍膝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书鸿，你使我老汉看到了敦煌的未来!”
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投机。两位艺术家围绕着敦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整侃了四个小时。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
随即，常书鸿偕夫人陈芝秀、11岁的女儿常沙娜、两岁的儿子常嘉陵离开重庆，来到西北重镇兰州，具体筹办有关事宜。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事情竟毫无头绪。刚开始时，各方人士还算热心。甘宁青检察使兼筹委会主任高一涵陪同常书鸿拜会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省参议会议长张鸿汀等。党政军大员各发了一通宏论，尤以谷胡子（谷正伦的雅号）的表态最为精彩。此人操一口贵州方言，说着说着便捶胸顿足，指天画地，唾沫星子乱溅：“格老子!龟儿保护国宝，弘扬民族文化，硬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凡我中华，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这个这个……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一句话说完：哪个龟儿反对敦煌艺术研究所，哪个龟儿就是汉奸卖国贼，格老子砍他的头，送他上西天!”然后是大会小会，然后是各种文件，然后是重要社论，再后就没有任何下文了。碰了许多软钉子之后，常书鸿终于明白，那些慷慨激昂、字正腔圆的表态，原来都是官样文章。正如当时天天飞涨的物价一样，大大小小的官儿们赌咒发誓，声泪俱下，又是紧急会议，又是重要决议，保证要抑制通货膨胀，甚至拉出几个商贩枪毙给人们看。但一切依然故我：物价继续飞涨，民众继续抱怨，而公仆们餐桌上的酒肉也愈加丰盛。
兰州的政客党棍们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态度由热变冷，还有一层只能意会不便言说的原因。一开始，大员们都主张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其道理也很充足：查资料方便，文化人又多，可以互相切磋。当然啦，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条件好，大米蔬菜水果肉蛋一应俱全，而且一出门还有“洋车”可坐。常书鸿一听火了。兰州距离敦煌2200多里路，要在欧洲，已跨过好几个国家了。这样远的距离，怎么能够保护敦煌文物、研究敦煌文物呢？一切岂不成为笑谈？他从那些闪烁其词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的真实目的：研究所设在兰州，可以安插一批党国栋梁的姘头、衙内、千金、姨太太。等于用国库的钱又开设了一个衙门。至于所谓“弘扬民族文化”等等，完全是扯淡!由于常书鸿态度坚决，力主将研究所设在敦煌，那些原来表示“大力支持”的头头脑脑一个都不见了。
常书鸿被迫孤军作战。他像一头无助的大象，到处乱碰。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龚祥礼——他在北平艺专教书时的学生。
“哦，常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西天取经，路过兰州。”
“怎么，常先生要去敦煌？”
“只有贫僧一人，难以成行啊!”
“我陪你。”
“你？”
“我去，我去。”龚祥礼的口气十分坚定。
唐僧取经，尚有师徒四人。于是龚祥礼又推荐了一位小学教员陈延儒，这就成三人了。还缺一名会计，常书鸿到教育厅举办的会计训练班去招聘。老师把他领到教室，常书鸿用浙江官话问道：
“大家知道敦煌吗？”
敦煌？敦煌在哪里？全班四十多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里一片茫然。
“敦煌可是个好地方，”常书鸿介绍说，“那里有举世闻名的壁画和彩塑，有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
“先生!”一位抹着口红的小姐打断了常书鸿的絮叨，“敦煌有电影院吗？”
常书鸿摇摇头。
“有舞厅吗？”
常书鸿耸耸双肩。
“有酒楼吗？”
“没有!”常书鸿闷声喊道。
下面传来了哧哧的笑声。
常书鸿忽然泪流满面，发出男子汉憋不住的哽咽。他为今日之中国痛哭，为民族之悲哀痛哭。
他的哭声震撼了莘莘学子的心灵，教室里死一般的沉寂。
“我报名!”一位穿着长布衫的学生站了起来。他叫辛普德。
“可是敦煌很苦啊，”常书鸿擦干了眼泪，用欣喜的目光看着朴实憨厚的辛普德，又加上了一句：“敦煌在沙漠里。”
“沙漠也不怕。您是留学法国的博士，您都能受得了，我为什么受不了？”
于是，有了师徒四人，取经的班子全齐了——这就是最初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全部人马!
然而最要命的还是钱!离开四川时，教育部只给了常书鸿五万元的筹办费。而当时的五万元，只够达官贵人们吃一桌不算豪华的酒宴。兰州长时间的耽误，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找了几次省政府，回答永远是四个字：少安毋躁。常书鸿只得自力更生。他将自己的几十幅油画装裱一新，办起了个人画展。徐悲鸿欣然命笔，为画展写了一篇激情飞扬的序言：“油绘之入中国，不佞曾与其劳。而其争盟艺坛，蔚为大观，尤在近七八年以来，盖其间英才辈出……常书鸿先生亦其中之一，而艺坛之雄也。常先生留学巴黎近十年……归国之前，曾集合所作，展览于巴黎……并被法京国立外国美术馆购藏陈列，此为国人在国外文化界所得之异数也。……兹将有西北之行，故以最近所作，各类油绘人物风景静物之属，凡四十余幅问世，类皆精品。抗战以还，陪都人士，雅增文物之好。常先生此展，必将一新其耳目也。”
不到一个礼拜，四十多幅油画被抢购一空。这才购置了纸、笔、颜料、仪器等等必需用品，包了一辆羊毛车——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旧卡车，扛着由于右任书写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浩荡而又清冷地上路了。
翻过乌鞘岭，就到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古道。天边是茫茫的祁连雪山，脚下是冰封的河西大地。当年驼铃叮当、商旅兴旺的丝绸之路，如今已是一派败落荒凉的景象。师徒四人再加上陈芝秀、常沙娜、常嘉陵一共七位朝圣者，身穿腥味刺鼻的老羊皮袄，头戴西北老农的旧毡帽，顶着戈壁早春的刺骨寒风，坐在“哐当哐当”响的敞篷卡车上，以炒面充饥，雪水解渴，望眼欲穿地向着他们心中的圣地而去。谁知这“羊毛车”破旧不堪，又缺少零件，路上经常抛锚，加之司机技术不高而又贪心不足，路上经常拉运私货，耽误了不少时日。而那条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吹上天的甘新公路，竟全是搓衣板路，一路颠簸摇晃，苦不堪言。1100多公里路程，居然走了一个多月!比牛车还慢。常书鸿举目望去，茫茫原野，一片萧瑟。几簇干枯的红柳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起伏的沙丘像荒冢似的布满大地。偶然，一位孤零零的荒村野老，蜷伏在枯瘦的毛驴背上，寂寞地走向斜阳落日黑水长流的远方。一缕淡淡的悲凉涌上他的心头。
这天晚上住宿在一个鸡毛小店里。半夜时分，常书鸿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他急忙披衣去开门，店家挡住了他。
“先生，这不是人在敲门。”
“唔？”常书鸿困惑地望着店家。
“你自己来看。”店家把灯笼交给了常书鸿。
常书鸿举着灯笼，从窗缝里望出去，只见一只硕大的母狼，用后腿撑着地，前爪有节奏地敲击木门，很像是人在敲门。
“砰——”说时迟，那时快，店家举起火枪，撂倒了母狼。
店家走出去，把死去的母狼拖进院子，挂在屋檐下。
“明天咱们可以吃一顿手抓狼肉了。”店家笑道。
“经常这样吗？”常书鸿问。
“隔三间五都要来。”店家拍拍手上的土，“睡吧睡吧，说不定过一会儿还有狼光顾哩。”
后半夜，房顶上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响声。屋梁上的尘土纷纷抖落下来。常书鸿倏地从炕上跃起，拿起立在墙角的一条扁担。侧耳细听，隐约可以辨出有好多爪子在用力地刨挖屋顶。一会儿工夫，屋顶就被刨开几个洞眼。星光下，一只公狼龇牙咧嘴地望着屋子里的苦行僧们。绿莹莹的眼睛里充满了复仇的光。它的身旁有一只小狼，还在使劲地刨着房顶。陈芝秀紧紧地搂着沙娜和嘉陵，娘儿仨缩成一团。两岁的嘉陵吓坏了，眼泪汪汪地哭喊着：
“爸爸，我怕!”
这时候店家赶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柄锋利的锄头。
“狗日的，给它婆姨报仇来了!”
说着便用锄头猛砍搭在屋梁上的狼爪。那公狼嗥叫一声，跳下房顶远遁了。小狼也跟着跑了。
“唉，豺狼当道!”店家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这样的日子熬到几时？”陈芝秀满脸忧戚地望着丈夫。
常书鸿无言以对。夫妻默默地相守着，一直坐到天亮。
这时候，离开兰州已经二十多天了。汽车晃晃悠悠地行进在西行至酒泉的路途上。黄昏时分，一辆驴车拦住了“羊毛卡车”。
“行行好吧，先生!”赶车人满脸哀痛地乞求着司机。
常书鸿伸头看了看，见驴车上坐着一位愁眉不展的少妇，怀里抱着个光腿赤脚的小女孩——一路所过村庄，几乎所有的儿童甚至十三四岁的少女，都只穿一件肮脏不堪的棉上衣，而腿脚却完全裸露着，冻成了紫红色。那孩子病得很重，眼睛紧闭着，嘴里喘着粗气。少妇泪眼模糊地瞅着司机，嘴里喃喃地哀告着：“带我们到酒泉吧，孩子快不行了。”
“闪开!”司机厉声喝着，频频地揿动喇叭。
“停一下。”常书鸿走下车来，帮少妇和病孩上了车，让司机连夜向酒泉开去。
夜色越来越浓了。戈壁滩上的风沙夹杂着冰冷的雪花，像刀割一样地抽打着车上的人们。大家都把头缩进老羊皮领子里，慢慢地打起了瞌睡。车厢后面，断断续续地传来少妇酸楚的哭声——小女孩粗重的喘息在刺骨的寒风中渐渐地消失了。也许是受不了这人间惨剧的刺激，一直默默不语的陈芝秀嘤嘤地抽泣起来，大而黑的眸子里充满了惶惑的神情。她哭得是那样的伤心，泪水顺着面颊流淌到老羊皮袄上。常书鸿抱着妻子的肩背，心头掠过了一丝担忧。此次敦煌之行，他内心深处最担心的就是这位在繁华的巴黎生活了将近十年的年轻女人，能否经得起艰难困苦的考验，在冷清的石窟中长期生活下去。
汽车停了下来，少妇抱着小女孩的尸体走向无边的黑暗。
夜是这样深沉，远处闪烁着忽明忽暗的荧光——那是古代战场上的冤魂在四处游荡。
常书鸿的心情变得沉重了。他已经预感到前面等待着他的，绝非是《天方夜谭》中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