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而出

驼队达到酒泉后，张大千一行改乘汽车驶往兰州。在距离兰州50公里的地方，两名军人站在路中间，不停地摇晃着红旗。汽车停下后，军人说他们有急事要到兰州去，要求搭车。司机看了看坐在驾驶室的张大千，大千点了点头。这两个军人便一左一右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这辆汽车本是包车，说好的要直接开到甘宁青监察使、著名书法家高一涵的家里。谁知汽车刚刚开过兰州黄河铁桥，这两个“搭车”的军人便出示了兰州军统检查站的证件，命令将车开到畅家巷汽车站。刚一开进汽车站，又拥上来四五名兰州军统站的特务，声称奉命检查，要求张大千将箱子全部打开。大千一听，眼睛都黑了。这二三十箱壁画，是他和家人及朋友历尽艰辛、耗尽心血临摹的成果，怎能让特务们随意翻腾和糟蹋？他连忙打电话给高一涵。不一会儿，高一涵和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王淑芳乘车赶来。王淑芳向军统检查站的一位头目客气地说：“张大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画家，这些木箱里装的都是他临摹的壁画。战区和省政府都可以证明。”那头目冷冷地回答道：“我们检查的正是壁画!今天就是谷正伦主席亲自来，我们也要检查。”王淑芳恼怒地问：“你们站长呢？”“站长到重庆去了——向戴笠局长汇报去了。”一行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军统特务将几十箱临摹的壁画铺在肮脏的地上，拉来拖去地“检查”。折腾够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才拱拱手，说了一声“打扰”扬长而去。张大千事后一打听，原来又是那位酒泉专员告的密，说他们离开敦煌时盗窃了壁画和雕塑。

这里还要赘述张大千在兰州的一桩轶事——

张大千的敦煌之旅，兰州是一个重要的驿站。那时兰州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他每次都要在这里停留很长时间。而每次都住在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的家里。鲁大昌虽然是个粗人，但对张大千这样的名流却十分敬佩，并且热心收藏历代书画作品，是甘肃有名的收藏家。对于张大千，他除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款待之外，还在资金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使得大千先生的敦煌之旅能够顺利成行。为了答谢鲁大昌的一片盛情，张大千将自己珍藏的宋代黄庭坚的一幅书法长卷赠送给了鲁大昌。新中国成立后鲁大昌被捕，将这幅长卷交给长女鲁敬，让她小心保管。“文革”前夕，预感形势不妙的鲁敬将这幅字轴的最外面装裱成雨伞的形状，让黄庭坚的行楷长卷隐藏在最里层。“文革”开始，鲁敬被捕，关押在平凉监狱。入狱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只带了一把旧雨伞。尽管她入狱是受父亲株连，自己并无过错，但他依然认罪伏法，老实改造，管教人员慢慢地放松了对她的监视。只是每到深夜，其他女囚睡熟之后，鲁敬便要取出雨伞，仔细偷看。时间一长，鲁敬的这一“怪癖”便被其他女犯窥见，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狱友们立即将这一“敌情”报告了管教人员。监狱当局如获至宝，如临大敌。这不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立功的机会到来了!经过层层会议，反复分析，侦破专家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变天账!雨伞里面肯定藏着一本变天账。鲁敬想变天!大敌当前，紧急集合，喝令鲁敬交出“变天账”。鲁敬百般解释，招来一片愤怒的口号声：“鲁敬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鲁敬无奈，只好交出旧雨伞，让他们看看有无“变天账”。这一看不得了，问题更加严重了：反动军阀的孝子贤孙，竟敢在人民的监狱里贩毒——贩卖封建主义的垃圾!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流传了一千年的铭心绝品被当场撕毁，扔进熊熊大火之中，化为灰烬。

写到此处时，我正好看到一则消息：2010年6月3日，宋代书法大家黄庭坚的名作《砥柱铭》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被一位神秘买家以四亿三千万元的天价买走。联想黄氏另一幅作品四十年前的遭遇，真不知该作何感受：哭耶？笑耶？

言归正传。1943年，橘柑飘香的季节，大千一行回到了成都。当年11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消息：画家张大千由敦煌返蓉，携来临摹的千佛洞壁画百多幅，听说将在蓉展览。

离别三载，四川家人几乎认不出大千了：原来乌黑的头发染上了一层灰霜，长长的美髯也变得花白了。而整个成都正在奔走相告：张大千回来了!

1944年元月，《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展出。人群如潮，观者如堵。争看敦煌壁画成了蓉城人的一大时髦。紧接着，又在重庆三牌坊官地庙、国立中央图书馆连续展出。重庆各界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艺术赤子的归来。徐悲鸿、黄君璧、柳亚子、叶圣陶、沈尹默、胡适之、傅斯年、陈寅恪、向达等一大批文艺界学术界名流及于右任、陈诚、孙科、张道藩等政界人士纷纷前往观看。一时重庆万人空巷。柳亚子赞叹之余，挥毫题写了“云海归来”四个遒劲雄放的大字。沈尹默参观展览后激情澎湃，为大千赠诗一首：

三年面壁信堂堂，

万里归来髯带霜；

薏苡明珠谁管得，

且安笔砚写敦煌。

陈寅恪撰文赞道：“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往研究的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开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经过千年古迹的洗礼，他的艺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精神气韵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从此，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底气更加饱满，技巧更加纯熟，手法更加多样，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世的气势恢宏、瑰丽雄奇的艺术风格。而这种风格既有着敦煌母亲的乳汁，祖国灿烂文化的底蕴，更闪耀着一代天才的光芒。他的作品不仅征服了国人，也风靡欧亚和美洲大陆。不久便被国际艺术学会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从而成为和毕加索齐名的世界画坛大师。

张大千的晚年是在海外度过的。然而无论是在巴西、美国，还是在香港、台湾，他都深深地怀恋着故国亲人，怀恋着敦煌圣土。北京解放后，寓居香港的张大千精心绘制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人带给毛泽东主席，而且将好些流散在国外的珍贵文物（如五代时的《韩熙载夜宴图》）托可靠朋友在香港转卖给国内。后来在巴西和美国，经常隔海遥望，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怀乡诗篇。谨摘其中饱含血泪的两首：

海角天涯鬓已霜，

挥毫蘸泪写沧桑；

五洲行遍犹寻胜，

万里归迟总恋乡。

还乡无日恋乡深，

岁岁相逢感不尽；

索我尘容尘满面，

多君饥饱最关心。

1983年4月2日，85岁高龄的大千先生怀着刻骨铭心的故国情怀和敦煌情结，仙逝于台湾摩耶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