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面壁
几天来，张大千一直沉浸在极度的兴奋和巨大的喜悦之中。尽管临来敦煌时查阅了一些资料，对它的情况略有所知，但身临其境后，敦煌绘画的水平之高，数量之巨，依然超出了他的想象。特别是那神秘、博大、深奥的佛国氛围，更使这位居士欣喜若狂。他为这样一座举世无匹的艺术宝窟竟然长期以来无人管理而深感惋惜。太腐败了!那一届届标榜着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那一任任自称造福一方的官员，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公款吃喝，虚报浮夸，贪污贿赂，邀功请赏，除了抓这些“大事”之外，在那样长的时间之中，竟然无人对莫高窟进行登记编号，任其坍塌、毁灭。就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后，一些放羊人依然将羊群赶进洞窟过夜，一些香客依然在洞子里烧火做饭。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前些年，一群反对十月革命的白俄士兵被苏联红军追到中国境内，要求政治避难。中国政府在接受了他们的避难要求之后，却为如何安置这些人犯了愁。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不出一块地方，一座房屋。大员们研究了又研究，书信、电报、报告、文件，“磋商”了半年之久，最后终于为这四百多名哥萨克骑兵找了个安乐窝——敦煌莫高窟。他们在洞子里支床做饭，烧火取暖，在壁画上钉钉子，挂衣服，贴照片，在佛像脸上写部队番号，想干什么干什么。后来由于当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束手无策的大员们又将这些士兵送还苏联，才算卸去了堂堂民国政府的一块心病。绝代艺术殿堂，长期以来成了羊圈、旅店、兵营和马棚。痛心啊!大千只觉得两眼冒火，肝胆欲裂，眼泪却暗暗地往肚子里流。
中国人的热血和艺术家的良知，使张大千决心以一己之力把莫高窟管起来。而他原来的目的只是观赏和临摹壁画，作短时期的停留而已。他决定先对数百个洞窟做一次认真细致的记录和登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编号，使庞大的石窟群有个眉目，有个章法，以便世人对其心中有数。然而这却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别的不说，单就人力而言也是不够的：就他和14岁的儿子心智。宛君要做饭，料理后勤，压根儿帮不上手。但他是张大千，是中国硬汉张大千!他毅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和行程。晚上，他对宛君和心智说：“咱们原来打算只住三个月，现在怕是不行了。这么多的洞子，半天看一个，也得半年时间啊!”
宛君一惊：“什么？要住半年？”
大千摇摇头：“半年太少了。”
大千看看黑瘦下来的太太，又摸摸儿子的头：“你们听我说嘛!我说的半年，那是只看一遍。现在我有了新的想法：我张大千不能学王道士和那一帮子狗官，不能做列祖列宗的不肖子孙!祖先给我们留下这么巨大的一份遗产，我们做后代的不能把它扔在沙漠里不管。”
“你的意思是——”宛君抬起眼睛，望着面容坚定的丈夫。
“我想把它们逐个登记一遍，然后正式编号，以利于将来的保护和研究。”
“那得多长时间？”
“两年，”大千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至少两年!”
宛君不吭声了，眸子里闪出了泪光。来此沙漠绝塞已有好些日子了，对于一个不事绘画的人来说，新鲜感早已过去了，剩下的只有无边的寂寞和艰苦。特别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女演员，吃不到水果和蔬菜，吃不到鸡蛋和肉食，顿顿白水面片子，最多有点凉拌萝卜，简直是度日如年。来了这些日子，风沙就没有断过一天。屋子里到处都是沙子，床上、桌子上、锅碗瓢盆、衣服架上，一摸一手沙子，刚刚换洗的白衬衣，到外面打一个来回，就成黑的了。在这样的地方住上两年，她这个北京城里有名的曲苑之花怕早就凋谢了，但她没有让泪珠溢出眼眶。她定定地看着丈夫。大千也瘦多了!他也是一来就拉肚子，最近才好了一点。他在四川吃惯了米饭和鱼肉，来此后只能吃没有油水的面食，但他却显得那样高兴，那样生气勃勃，每天依然高谈阔论，纵声大笑，豪气不减半分。他真不愧是一个伟男子!真不愧是一个干大事业的人!她太清楚丈夫的脾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她打心底里佩服他，敬仰他，愿意为这样的真男子做出牺牲。于是她抹去了眼角的泪水，深情地点了点头：“随你。”
心智虽然留恋成都的热闹和欢乐，不太愿意在敦煌长期待下去，但看到父亲殷切诚恳的目光，便马上表示愿意陪着父亲住两年——他已经懂事了。
登记工作进行得很慢。大千先用铅笔画了一幅石窟分布草图，按图纸给石窟临时编了号。然后和心智提着煤油马灯，对数百个洞窟作详细的观察和记录。登记的内容包括每个洞子的位置，高几尺几寸，宽几尺几寸，深几尺几寸，里面有几尊塑像，画的什么壁画，壁画的年代和题记，供养人是谁等。一些洞子很高，靠一盏昏暗的马灯只能看清下面的壁画，上面和顶部，就看不清楚了。于是搭上并排而立的两架扶梯，高处用绳子绑接起来，大千站在扶梯的一侧作记录，心智提着马灯站在扶梯的另一侧，为父亲照亮。心智年纪小，站在扶梯上总是战战兢兢的，但看看挺身而立专心致志的父亲，慢慢地也就不害怕了。为了加快进度，大千坚持不回住处吃饭，宛君便把饭送到洞子里来。敦煌的夏天酷热难耐，在洞子里工作一天，晚上回到住处，衣服上都能拧出水了。大千为了解乏，就让宛君唱一段京韵大鼓。宛君一边替爷儿俩洗着衣服，一边有腔有调地哼起大鼓来。大千听得高兴了，便扯开嗓子学那余叔岩的《打棍出箱》，唱念做打，提袍甩袖，吼得满屋生辉，举座皆欢。整整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父子二人，再加上后来雇的几位民工，终于将四百多个洞窟登记完毕。然后进行正式编号。每天早晨，大千都泡一大盆石灰，过滤后放一些盐和胶水，由心智和民工提着石灰桶，抬着梯子，从南向北按顺序编号。大千对编号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几个标准：一、刷石灰方块不准影响壁画画面，梯子要轻靠，搬动要小心；二、方块要刷得整齐，大小规格虽不用尺量，但要差不多；三、刷石灰时不能流汤滴水，弄脏石窟墙面，特别注意不能脏了壁画。为了万无一失，大千亲自动手示范，心智他们边学边干。当时已是冬天。敦煌的冬季零下二十多度，石灰水刷在洞窟外面的墙上，人还没有离去就结了冰，要等太阳晒几天以后才能干透。大千和心智写一会儿，手就冻僵了，赶紧在火炉上烤一烤，又接着编下去。一直到深冬时节，这项工作才结束。从此，莫高窟有了从南到北、由底层而上层的科学系统的编号。这就是国际公认的“张氏编号”。
到了阴历腊月，莫高窟的气候越发寒冷了。厨房水缸里的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块，要用斧子砸开才能放进锅里。而宛君也越发憔悴了。鉴于开春后要进行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大千决定让宛君先回成都，让夫人黄凝素和侄子张心德过完春节后携带绘画工具和四季衣物来敦煌。同时致函好友谢稚柳和学生刘力上、萧建初，邀请他们来敦煌参加临摹工作，并决定趁这一段空闲去一趟青海塔尔寺，雇请几名藏族画师到敦煌协助工作。
1941年底，张大千携子心智，途经酒泉、张掖、武威、窑街，到达青海省会西宁。一路上颇多应酬，为各方人士留下了大量墨宝。想不到就在这次行程中，触犯了国民党酒泉专员，为他日后的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
张大千父子一路风尘到达酒泉时，这位专员立即前来拜访。一大串谀词之后，便请求画家“恩赐墨宝”。大千为他画了一张写意画。画面上一块奇石，石上有两只小鸟，石的后面是墨竹，落款在左上角。谁知专员大人却不满意。这位附庸风雅的外行并不懂得写意画的真谛，以为画得越复杂、着笔越多越好。便又客气地请大千在画面上再添几笔。大千鄙夷地瞥了专员一眼，嘲讽地说道：
“好嘛!等我有空了给你把画面填满。”
这位老土鳖刚一离开，大千就将画幅几把撕碎，扔进了纸篓里。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酒泉。至于这位“公仆”日后会怎样处心积虑地“回敬”，便不去管它了。
到了青海以后，张大千住在他的好友——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赵守钰的行署。大千说明了来意，赵专使沉吟不语了。半晌，才对大千说：“这事有点棘手。青海实际是马步芳的家天下。这位‘西北王’控制着青海两百多万人的生死。在青海，马步芳的话就是圣旨。没有马步芳的允许，别说请几位喇嘛，就是一根木头你也拿不出。”
大千沉默了。
一听请喇嘛还要通过马步芳，大千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对赵专使说：“守钰兄!我张大千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向来不巴结权贵。哪怕此事弄不成，我也不去拜访这位主席大人。”
赵守钰想了想，说道：“我倒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明天我办几桌回民席为你洗尘，也请马步芳参加。我和他父亲马麒是旧交，他表面上对我还算尊重，明天的宴会多半会来的。到时候我替你说项。”
其实，他们对马步芳估计得有点儿低了。中国的军阀政客一向附庸风雅，特别是对于张大千这样的名流，更是趋之若鹜。马步芳第二天不但早早地来了，还带来了青海著名的土特产黑紫羔皮皮筒，恭敬地送给张大千。当赵守钰提出大千要请几位喇嘛时，马步芳拍了拍胸脯，满口答应道：“张老夫子嘛，日奶奶的大画家，请几位阿卡到敦煌，那是咱们青海的光荣嘛!要几个都可以，驴日鼠的由你挑!”
这位满口脏话的土皇帝还专门派了自己的座车，送大千和心智到塔尔寺去。让副官给塔尔寺的当家喇嘛打招呼：“张老夫子是马主席的老朋友、座上客，怎么个招待法，你们看着办。”
时值农历年底，春节将临。塔尔寺的上百名能工巧匠正在日夜赶制闻名遐迩的酥油花。塔尔寺的习俗，每年春节期间，要举办一次大规模的酥油灯会，灯会从正月十五开始，届时青海各地及甘肃、四川的一些香客都会前来参观叩拜。大千领着心智，饶有兴味地观看了酥油花的制作。心灵手巧的喇嘛们将一团团酥油塑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佛像和菩萨，以及佛经故事里的各种人物和花卉。有些酥油花，则以数十个神佛和信徒组成连环画式的长卷故事。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丰富多彩。到了晚上，透过塑像下面数以千计的铜质酥油小灯发出的亮光，更是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使人恍若置身于极乐世界。到了灯会正式举行的日子，鲁萨尔镇呈现出一派欢乐喜庆的节日景象。成千上万的信徒穿着民族服装，纷纷前来朝拜。他们在山坡上搭起帐篷，一座座帐篷犹如白色的云朵，随着春风荡漾。大千的心醉了!他拿出画夹大笔勾勒了许多速写。后来到了国外，大千老人怀念故土同胞，就以这些速写为基础，创作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名画《醉舞图》、《藏族妇女》、《黑虎》和《享堂峡》。
灯会结束后，大千请了五位藏族喇嘛：昂吉、格朗、三知、夏吾才郎和杜杰林切。年长的昂吉和三知是善画工笔重彩的画师，将和大千一起临摹壁画。而格朗等三位年轻喇嘛，则要帮大千缝制画布，磨制颜料和金粉。大千又在鲁萨尔买了几百斤藏蓝、藏绿和朱砂，七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一路摇摇晃晃回到敦煌。这时老友谢稚柳，学生刘力上、萧建初，夫人黄凝素和侄儿张心德也都陆续来了。一场历时两年、耗费数万银元的临摹便开始了。
临摹之前，张大千陪着大家到一些重点洞窟看了一遍，使他们对莫高窟有个初步印象。
“大千，”谢稚柳一边欣赏着飘飘欲动的壁画，一边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地说，“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要舍弃在四川安逸舒适的生活，来敦煌青灯冷灶地礼佛面壁了。太值得，太值得了!老兄，你不是凡人，不是凡人。”
张大千看着这位著名的绘画大师、中央大学教授，诚恳地说：“稚柳!不瞒你说，我张大千平时也是自负的人。年轻时跟着曾农髯、李梅庵两位老师学习书法和诗文，曾有幸看过他们收藏的古代名人书画。以后云游四方，又有幸领略不少古人真迹，自己也买了一些。说句不客气的话：流传于世的古人珍品，大千十有七八都见到过。然而到了敦煌，看了这四百多个洞子，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那种自负不但盲目而且可笑了。”
“说得好，说得好。”谢稚柳笑望着大千，目光里充满了敬佩之情，“仅从刚才这番肺腑之言里，就可以窥见你老兄后半生的宏图大业了。”
“面对这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我总是想起荀子的那句话：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诚哉斯言!”张大千继续说下去，“这些壁画，上自晋魏，下迄宋元，历经千年，各有特色。晋魏之作，风格粗犷，气势雄迈，以苍凉悲壮取胜。隋代作品则给人一种宁静质朴的感觉，大概是南北朝二百多年的战乱，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需要一种安定的环境，画风自然就温和平静了。唐朝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时代，文治武功，国富民殷。反映在壁画上，既雄浑有力，又清新俊逸，集刚健、婉约之风于一身。你看这些飞天，临风起舞，飘飘欲仙，好像真的就在空中飞动一般。用一句行话来说，就叫气韵生动。说真的，敦煌壁画，够我辈揣摩终生的啊!”
谢稚柳赞同地点点头。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这些壁画的作者，即所谓画匠，在倾注毕生心血完成了如此辉煌的作品之后，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而有些画匠的艺术水平，其实并不比同时代的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差。但是他们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大名——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符号。面对这些无名画匠的不世丹青，我张大千实在只有尽心竭力，恭恭敬敬地做一个小学生了。”
为了保证临摹的质量，开始的一段时间，由张大千和谢稚柳画壁画的主要部分。几位学生、子侄和喇嘛只是帮助勾勒一些辅助线条。特别是佛和菩萨的面部，大千必定亲自临摹，不让别人动手。大千精力过人，谈笑风生。除了画人物的五官时集中精力、屏息不语外，多半时候总是一边画，一边摆龙门阵。摆着摆着，话题又到了临摹壁画的要点上：“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敦煌壁画，十之八九都以人物为主，实际上是人物故事画。所以在临摹时，必须把握好人这个基本要素。不仅要临摹出人的形，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人的情，既要形似，更要神似。你们看，这些佛像肃穆端庄，菩萨慈祥可爱，飞天秀丽活泼，天王力士则威武雄壮。神态迥异，各有千秋。当然，肃穆端庄并不是呆板，秀丽活泼也不是轻飘，威武雄壮更不是凶恶。这就要求我们认真观察，仔细品味，下笔时慎之又慎，才能忠其形，得其意，传其神，不失敦煌壁画的真味。”末了又补上一句：“真的，就是我，临摹时也是战战兢兢，犹如布鼓雷门啊!”
在张大千的言传身教之下，萧建初、刘力上、张心德、张心智等人很快就掌握了临摹的技巧。几人分工合作，勾线的勾线，上色的上色，采取流水作业的方法，大大加快了临摹的进度。尤其是那几位喇嘛的工作，更使大千赞叹不已。昂吉和三知帮助大千临摹壁画，同样的金粉，一经他们的手，用在画上就特别鲜亮。使用复笔重色的本领娴熟自如，胜过许多专业画家。另外三位年轻喇嘛缝制的画布和古代画布一般无二，令人叫绝。而他们磨制的颜料又和壁画的原色是那样的相同。他们烧制的木炭条细如发丝，刚柔适度，用起来得心应手。大千不由对谢稚柳感叹道：“别看他们面孔黝黑，沉默寡言，他们的本领并不比我们差啊!看着他们默默无声地工作，我便想起了创造敦煌壁画的无名画匠，他们才是民族艺术的脊梁啊!”
就在这时，已届高龄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一路颠簸劳顿，从重庆来到敦煌视察。时值八月中秋，于右任骑一匹汗血大马，在张大千、谢稚柳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鸣沙山、月牙泉，然后提着马灯详细地参观了莫高窟。于老先生面对伤痕累累、瑰丽无比的敦煌石窟，思潮滚滚，浮想联翩，
写下了一首首激情满怀、字字声泪的七绝：
立马沙山一泫然，
执戈能复似当年；
月牙泉上今宵月，
独为愁人分外圆。
敦煌文物散全球，
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赏，
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
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
中国学人知不知？
隋人墨迹唐入画，
宋抹元涂复几层；
不解高僧何事去，
独留道士守残灯。
诗人感慨万千，最后发出了“醰醰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的喊声。
为于右任的豪情所动，张大千接过笔来，在雪白的宣纸上从容写道：
广漠荒荒万里长，
黄沙白草剧堪怜；
从知蜂蝶寻常事，
梦到青城古洞前。
少顷又吟：
摩挲洞窟纪循行，
散尽天花佛有情；
晏坐小桥听流水，
乱山回首夕阳明。
太阳落山时，张大千在莫高窟的白杨林里，为于右任搞了一顿别具特色的晚餐：敦煌烤羊肉。它和新疆烤羊肉迥然不同：并非将生肉用炭火熏烤，而是将羊肉煮至七成熟，切条架在烤撑上，然后用当地红柳柴点火烧烤。只加少许盐末，烟熏火燎，旋翻旋烤，待油渍下滴时，趁热而食。红柳生长在盐碱荒漠，富有大量盐分，当其燃烧时，盐分随烟渗入肉内，烤出的羊肉肥而不腻，肉质嫩香。据传还是霍去病追逐匈奴时在敦煌的沙漠里发明的哩。
“嗯，不错不错。”于右任吃了一大条烤羊肉，掏出手绢擦擦胡须上的油滴，连声称赞。
“于院长，”张大千又递上去一条羊肉，“今天是托了你的福，才能吃到这两千多年前的塞上风味。想起霍去病，我诌了首五言绝句：立马沙山上，高吟天马歌。英雄不复出，天马更如何？”
“嘹！”于右任拈须颔首，嘴里押着韵脚，“英雄不复出，天马更如何？意境很好，但似乎说得过了一点。”
“愿闻指教。”张大千恭敬地望着才华横溢的国民党元老。
“怎么英雄不复出呢？你张大千不就是英雄吗？”
“噢？”张大千一愣。
“北京沦陷，好多人认贼作父，当了汉奸。你张大千费尽心机，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日寇占领的北平、天津、上海，绕道大半个中国回到四川。在重庆，有人彷徨苦闷，有人醉生梦死，浑浑噩噩，不知所终。而你张大千却自己贷款，拉家携口，万里西行，来到敦煌。当时多少人劝你，拦你，挡你!到了敦煌，又自己动手，清理积沙，登记编号，奔走宣传，将国之瑰宝挽救于濒临毁亡之际。你的行为，功在国家民族，利在艺术事业，即便比上霍去病和唐玄奘，也毫不逊色呀!”于右任颇动感情，用纯正的陕西三原腔一字一板地说着，很像是秦腔舞台上的老生道白。说完呷了一大口酒。
“于院长，”张大千深受感动，眼里闪着泪光，“你既然说到这里，我也就向你剖露一点心曲——这是我想了好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你说你说。”于右任亲切地盯视着张大千，催他说下去。
“我张大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百姓，家无恒产，卖画为生。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要想保护敦煌，重建辉煌，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意思是——”
“国家应该把责任担起来!”张大千提高了声调，“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兼保护、维修和研究功能，从根本上把莫高窟管理起来。否则我张大千一走，牧羊人又会把羊群赶进洞子里过夜了。”
“好主意!”于右任双目发亮，显得异常兴奋，“这话提醒了我，提醒了我!国家是得把责任承担起来，这么大的一个艺术窟群，这么了不起的一笔历史遗产!”
“于院长，你是政府大员，身居要位。这事还要你出面来说。”张大千的眼里充满希望的光，“你带头宣传呼吁，学术界人士再一响应，成功的希望就十有八九了。”
“最好成立一个敦煌艺术学院，”于右任说出了他的设想，“请几位老师，招一批学生，当然都是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能吃苦受累甘愿寂寞的。一边保护维修，一边学习研究，发扬光大。你看如何？”
“莫得说!莫得说!”张大千仰起脖子，痛饮了一大杯西凉曲酒。
“大千，”于右任目光殷殷地望着张大千，“敦煌艺术学院成立之后，还希望你来主持其事。”
张大千摇了摇头：“于院长，你是知道的，我张大千是个云游四方的和尚，遍历中华大地，绘画九州山河，乃是我平生最大愿望。敦煌艺术学院，还得你另请贤明了。”
于右任微微颔首：“也好，也好。我心中已有一人可考虑——一位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画家。”
“莫非是常书鸿？”
“正是此人。”
“敦煌甚幸!吾侪甚幸!”张大千高高举杯，“来，于院长，请干了此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皓月当空，清风扑面，九层楼上的铁马风铃发出梦幻般的响声。张大千和于右任放开海量，喝了不少西凉曲酒。以至后来，二人眼里同时涌满了热泪——为敦煌灿烂的历史，为它令人痛心的遭遇，也为已经遥遥得见的曙光。1941年阴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当代中国有名的两位大胡子都喝醉了——醉倒在黄沙弥漫的三危山下。
于右任回到重庆后，立即写了“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送达国民政府，并在各报发表。建议书称：“敦煌壁画……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观其作风，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科，衣纹神态，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学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云。
这个建议，立即引起各方人士的热烈反响。在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建议获得通过。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送走了于右任，张大千又沉湎于无日无夜的辛劳之中。白天率领众人上洞子临摹，晚上则要在住室里作画，经常熬到两三点才睡。自从到了敦煌以后，他一直坚持夜里作画，不断地寄到重庆、成都，委托亲朋好友举办画展，以便筹集在敦煌的庞大开支。一天，他正在临摹一幅维摩诘画像，忽然侄儿心德站在洞外喊道：“八叔，有人找你!”
张大千走出洞窟。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人站在洞口，自称是河西日报的记者。他掏出一张报纸，上面登了一封国民党行政院拍给敦煌县长的电报：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县长陈，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滋误会。
张大千勃然大怒。这位喜怒形于色的红脸汉子将桌子重重地一拍，声震屋瓦地吼道：“一派胡言!不把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当贼，却在我张大千的头上撒尿。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来人又拿出了几张报纸：“这是报纸上指责你的文章。另外，听说甘肃省参议会还要讨论检举你破坏壁画的提案哩!”
张大千仰天大笑。笑毕，抹去了溢出眼眶的泪水，用嘲讽的语气说：“好世道!好人心!我张大千排出了洞窟的流沙，是破坏!登了记编了号，是破坏!那么这些检举我指责我的人呢？他们到过敦煌吗？谁来勘察过？谁来过问过？当然，他们坐在万里之外，酒足饭饱，倚红偎绿，再跳几支华尔兹和探戈，那就是最好的保护敦煌文物了!”
“那么，”青年有些茫然了，“请问张先生，你们长年累月地待在莫高窟，到底在干些什么？”
张大千几步跨进里屋，抱出一大抱裹成圆筒的宣纸和画布，朝画案一放：“我们就干的这个。”
说着解开一幅画布，轻轻地在地砖上铺开。青年的眼神立即变得柔和了：一尊比真人还高的仪容端庄的菩萨，静静地伫立在五彩莲台上。她腰肢柔软，体态丰满，身披飘拂的锦绣，盛开的鲜花环绕着，似乎在凝目沉思，又像谛听远处传来的仙乐……
“哦，”青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和善的目光看着张大千，“真是传神之至啊!”
“这是大势至菩萨，是我和小子心智一起临摹的。”
青年又仔细地观赏了另外几幅临画，脸上的表情由刚来时的怀疑而变为钦佩和尊重了。
“大千先生，这个事情的起因……”青年欲言又止。
张大千用和善与信任的目光看着他。
青年顿了顿，鼓足勇气说了出来：“是酒泉专员向省府和行政院告的密。”
张大千的脑子里立即掠过了去年冬天路过酒泉时所发生的事情。但他没有发作，只是平静地问道：“告我什么？”
“说你随意剥离精美的敦煌壁画。”
“哈哈哈哈！”大千爽朗地笑了起来，“这事倒有。”
“真的剥离过？”青年惊愕了。
“有，有。”大千拈着胡须，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那是两个月前的事。那天，他在20号洞窟全神贯注地临摹一幅宋代壁画。画着画着，眼光突然落在了壁画的右下角。那个地方，一小块壁画不知什么年代已经脱落了，露出内层黯淡的颜色和线条。蹲下身子仔细观看，原来是画中有画，下面还有一层壁画!根据那流畅的线条，多半是唐代作品。和谢稚柳反复商量之后，张大千决定剥掉那层败壁，重现内层壁画的真相。经高明工匠小心翼翼地剥离，果然露出了一幅艺术精湛、色彩鲜丽的唐朝壁画，上面还有唐咸通七年的题字，比原来的宋代壁画珍贵多了。这件事，原本是作为喜讯传告给人们的。没有想到那位心怀忌恨的专员大人竟然将此作为张大千的罪状，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告了密。
“百闻不如一见，我领你去看看。”张大千领着青年走进20号洞窟，“你一看就明白了。”
青年久久地站在重现于世的盛唐壁画面前，两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大千先生，这不是什么破坏，而是对敦煌艺术的一大贡献!感谢你为莫高窟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们敦煌人将世世代代记着你的功德！”
青年走后，众人七嘴八舌地吵开了，都主张要和那些人说个清楚。张大千沉稳地笑了笑：“不要理那些龟儿子。我张大千没有工夫打官司，我们干我们的。看看谁有本事拔了老子的一根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张大千到敦煌后，结识了一位河北商人，名叫刘鼎臣。此人性格豪爽，侠肝义胆，是那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张大千每次有事进城，刘鼎臣都要设宴招待。夏季天气酷热的时候，刘鼎臣便隔三间五地派一辆牛车，拉来敦煌盛产的甜瓜和李广杏，给大家解暑。进入冬季，莫高窟燃料缺乏，人们冻得鼻红脚肿时，刘鼎臣又雇上骆驼队，到两百里之外的沙漠中去寻找和挖掘原始枯木，以作画家们的取暖之用。敦煌的冬天是那样漫长，如果不是刘鼎臣的热心热肠，画家们早被塞外的奇寒赶跑了。而做这一切，刘鼎臣并不要求任何报偿，仅仅是出于对张大千的钦慕而已。
一天下午，刘鼎臣的儿子突然跌跌撞撞地跑到莫高窟来。一见张大千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凄惨地喊了一声：
“大伯!”
“快起来，快起来。啥子事？”张大千慌忙扶起那孩子，困惑的目光停留在孩子恐慌的面孔上。
“我爹……”孩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爹被军统的人抓了，说是要拉到兰州去枪毙……”
“走，我去看看。”张大千翻身骑上一匹快马，带了两名工人，连夜驰向敦煌县城。
到刘家一了解，事情十分蹊跷：昨天深夜，军统的两名特务突然到刘家“奉命搜查”。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最后拿出一包大烟，说是从刘鼎臣的柜子里搜出来的。刘鼎臣平时连香烟都不抽，哪里来的大烟？明明是他们搜查时塞进去的。特务们放出风声，要将刘鼎臣送到兰州军事法庭审判。张大千立即去找县长求援。县长带着张大千去见军统。一位扛着少校衔的特务满面春风地对张大千说：“刘鼎臣贩卖毒品，罪不容赦。但不看僧面看佛面，既然是大千先生亲自出面了，那就法外有法，兄弟我冒死作一次人情了。”当晚就将刘鼎臣放了。
第二天，这两名特务专程来莫高窟“拜会”张大千，并要求观赏大师的作品。至此，张大千才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对刘鼎臣的敲诈，原是冲着自己来的。
“龟儿子的好戏是专为我演的，”张大千在心里愤愤地说，“为敲我张大千的几幅画，他们竟能想出这样歹毒的主意来!”
为了消灾免祸，张大千拿出几幅近作让他们“赏光”。特务们满意而去，临走时撂下一句话：“张先生，您是爽快人。以后有什么事，给兄弟们说一声。”
“呸！”张大千望着特务远去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回到住处，又拿起一把扫帚里里外外地扫了一遍，将特务们的秽气赶跑。
张大千此时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来敦煌之前在成都聚信诚银行借的大笔贷款早已用完了，而且到了还本付息的期限。托朋友在四川办了几次画展，卖的钱也都花光了。而眼下，除了敦煌的惊人用度之外，四川还有一大家人要靠他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有二哥张善孖的一家人。两年前，张善孖携带自己和大千的近二百件作品，出国举办抗日募捐画展，先后在巴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费城、波士顿、河内等地举办了“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上至总统，下至妇女儿童都纷纷捐款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谁知就是这样一位被于右任赞为“气壮山河笔有神”的爱国画家，却在这次长达两年时间的募捐活动中劳累而死了。大千擦了眼泪，毅然担起了抚养二哥全家生活的担子。现在，来敦煌已经两年了，临摹了不少作品，收获不可谓不丰。然而许多作品尚未着色，还有一些重要的洞子没有临摹。而这些工作做完后，大千还要去安西榆林窟临摹。俗话说：行百步者半九十。如果现在撤离敦煌，那就前功尽弃了。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之后，张大千做出了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决定：卖掉自己收藏的明清字画，以完成在敦煌的功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夫人黄凝素。
夫人没有作声，亮晶晶的泪珠在眸子里闪动着，强忍着没有掉下来。她和丈夫相濡以沫几十年，知道这些古画是怎么搜集来的。大千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介寒士，许多画都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积攒起来买的。而那些铜板，是从一家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后来有点钱了，只要看上一幅画，必须倾其所有买下来才会称心。有时手头拮据，便借了钱去买。然后又日夜作画还债。一次为了买一幅文徵明的字，还当了夫人的首饰……
然而她没有拦挡，她深知丈夫的心。敦煌取经，是大千艺术道路上的转折点，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搞不出名堂，他是决不回头的。那些古人手迹虽然珍贵，但为了丈夫如痴如醉孜孜以求的事业，也只好忍痛割爱了。她深情地瞥了丈夫一眼，爽爽利利地说道：
“好吧，以后再买回来就是了。”
听到张大千要卖画，谢稚柳坐不住了。他赶忙来劝老朋友：
“大千，这事可要三思。你总不至于忘了‘一石三州’的往事吧？”
“记得，记得。咋会忘了呢？”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那时候，大千和二哥善孖同住苏州网师园作画。一天，听说一位山西商人带了一幅石涛真迹来苏州出售，因要价太高而未成交。大千得知后立即到旅馆去寻那位商人。谁知画商已离开苏州，到广州去找买主了。大千急忙带了五千银元，坐火车赶到广州。几经打听，画商又去了郑州。大千又连夜乘车，风风火火地赶到郑州，终于找到了那位山西画商。
“大千平生留恋绘事，倾心丹青，古人之迹，所珍爱者虽倾家荡产在所不惜。然而我收藏古画并不是为了储之高阁，炫耀于人。而是为了学习，为了作画。为了作画可以买画，为了作画也可以卖画。”张大千恳切地对老友说，“庄子云：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如果我张大千连这点决心都下不了，那还谈什么艺术上的猛进呢？”
“我服了!”谢稚柳拍拍大千的肩膀，“你是奇人，你的见识和胆魄，都为我辈所不及。还是徐悲鸿的那句评价：独来独往，啸傲千古之士……吞纳画霸，独倾罗郎。”
这一年，张大千卖掉了大批藏画，其中包括他异常珍爱的近百幅石涛真迹。
这一年，甘肃著名书画家、前清进士范振绪老人专程从兰州到敦煌慰问张大千，并和他一起去安西榆林窟参观临摹。范振绪面对张大千临摹的一幅幅惟妙惟肖的敦煌壁画，不由击掌赞赏：“好你个张大千，闭关熬炼，果得仙丹!石窟面壁，终于破壁！”兴犹未足，又在张大千背临的《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上题跋：“此大千与余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画随意背临，神情与壁画颇肖，足征早入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
1943年5月，张大千一行结束了历时几近三年的敦煌之旅。关于这一生活，张大千在其《临抚敦煌壁画序》中有着十分精彩的回顾：“辛巳之夏，薄游西陲，止于敦煌，石窟壁画，犁然荡心。故三载以还，再出嘉峪，日夕相对，慨焉兴怀，不能自已……大千志于斯者几及三载，学道暮年，静言自悼，聊以求三年之艾，敢论起八代之衰。心力之微，当此巨迹，雷门布鼓，贻笑云尔。”
五月的敦煌是美丽的。玫瑰般的霞光投洒在三危山的崖壁上，给错落有致的佛窟抹上了一层迷离虚幻的色彩，茂密的白杨林在蓝空之下显得挺拔而又青翠。铁马风铃轻轻地摇荡着，若断若续，恍若仙乐。阵阵微风，送来了远处田野的清香。南山上，牧羊人吹着羌笛，哀哀怨怨，如泣如诉，给塞外的清晨增添了淡淡的愁绪。
刘鼎臣雇来的二十多峰骆驼驮着张大千一行两年多来临摹的壁画，静静地站立在三危山下。成立不久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都来为张大千送行。所长常书鸿紧紧拉着张大千的手，恋恋不舍。董希文、潘絜兹一一和谢稚柳话别。张大千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书鸿，我的刑期算是服满了。而对你来说，那是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常书鸿笑答：“你是居士，出家可长可短。我是沙弥，当然就要守戒一辈子了。”
张大千叹了口气：“中国所缺者，正是像你这样甘愿舍身饲虎的人。别的不论，就拿艺术界来说，有多少沽名钓誉、虚而不实之徒啊!”
说完又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卷，神秘地交给常书鸿：“这是我的锦囊妙计，你会用得上的。”
常书鸿打开一看，上面画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线条，标着文字说明，原来是在树林深处的水渠边寻找食用蘑菇的路线图。后来常书鸿就经常到那里去采摘蘑菇，以缓解蔬菜不足的困难。起程的时间到了。刘鼎臣吆喝一声，一排排骆驼便跪在沙地上。大千一行骑上骆驼，向送行的人群拱拱手，缓缓地离开了莫高窟。
走出三危山口，大千又回过头去，久久地凝望着莫高窟。莫高窟的层层石洞，像无数双黝黑的眼睛，深情地遥望着大家。宽大的白杨叶子哗啦哗啦地摆动着，好像在向大家招手。一大滴泪珠在大千的眼眶里滚动着。夫人黄凝素、老友谢稚柳、儿子心智、侄儿心德、学生刘力上、萧建初，还有那几位藏族喇嘛，眼眶里全都涌满了热泪。大千哽咽着喊了一声：
“别了，敦煌!”
然后，猛地回过头来。
一串串泪珠砸在三危山下，砸在敦煌的热土上。
凝素抹去泪水，这才发现丈夫的鬓角已经斑白了，而此时他才不过40出头啊!
在一串长久的、绵延不绝的驼铃声中，驼队消逝在浩瀚无垠的荒漠之中了。
历史将会记下这一页：在长夜难明、严冬未尽的20世纪40年代初，蜀人张大千一袭长衫，一支画笔，在千里戈壁、万顷黄沙之中，为国人踏开了一条通往艺术天国的取经之路。
从此，敦煌艺术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