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
一辆大轱辘牛车在没有尽头的沙道上缓慢地行走着，孤零零地蠕动着，就像是大海上的一片树叶。此时已是正午，茫茫无际的戈壁沙滩被太阳炙烤着，一股股白色的轻烟从地面上升起，发出热烘烘的、呛人的气息。目力所及的地方，连一株低矮的野草都没有，更别说是蹦跳的兔子或是黄羊了。
车的主人——一位光头长髯的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眯缝起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情，很有兴致地观赏着令人生畏的绝漠。他回过头去，用浓重的四川方言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说道：“娃儿，记不记得班超的那两句话：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那孩子噘着嘴，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就到了班超说的玉门关外——快到敦煌了!”说这话时，中年汉子捋了捋胡子，眼里闪着熠熠的光彩。
“那班超为什么还要上书汉武帝，要求‘但愿生入玉门关’呢？”坐在车中间的一位十分清丽的年轻女人瞥了汉子一眼，用清脆的北京话问道。
“因为我们不是班超。我们是唐僧，唐玄奘。我们要到西天——敦煌去取经。”汉子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似乎感染了车上的人，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中年汉子就是当时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那个嫩生生的娃儿是他的儿子张心智。而操一口流利京腔的年轻女士，则是大千先生的如夫人杨宛君。几年前，张大千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画展的时候，一位青年大鼓演员杨宛君来看画展，张大千陪着她看，这样便认识了。后来，张大千经常到青书阁去听书，既看戏，又看人。二人心里都有了意。经朋友一牵线，便在北平结了婚。接着日本鬼子占领北平，杨宛君便随着张大千离开北平，辗转数千里，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经历了千难万险，来到陪都重庆。在四川没住上多长时间，张大千决意西行。这位驰誉北平曲艺界的京韵大鼓新秀二话不说，又陪着丈夫踏上了万里征尘。一路乘卡车，骑骆驼，坐牛车，风霜雨雪，烈日狂沙，走了好几个月，才到了这安西和敦煌之间的戈壁滩上。掐指算来，现在应该是1941年的3月底，四川已经是桃红柳绿的春天了。
“还有水吗？”心智用乞求的目光望了父亲一眼。
大千晃了晃身边的葫芦，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安西出发时灌得满满的一葫芦水，早已喝光了。他心疼地看着儿子。这个出脱得俊朗的少年，嘴唇上结了厚厚的一层血痂。几个月来这个娃儿随着自己翻巴山，越秦岭，渡黄河，穿戈壁，表现了顽强的意志，性格很像自己。大千怀着既疼爱又赏识的心情，摸了摸儿子的头。他又看了看夫人。杨宛君的脸庞明显地消瘦了一圈，白皙的皮肤也变得又粗又黑了。但是这个女人却无怨无悔，几个月的风尘颠簸，尽管有时也发点小小的牢骚，但还是尽心尽意地照顾着自己的丈夫，一齐走到了西天的尽头——马上就要到敦煌了。
“再忍耐一下，”大千抚摸着儿子短短的头发，“你看前面——”他指着遥远的地平线，“有树林，有房屋……看到了吧？”
心智睁大眼睛，极目望去，果然看到了一排错落有致的房舍，还有好多好多的树木。
但是当他们铆足了劲赶到那儿时，村庄不见了，树林不见了，看到的依然是茫茫大漠。无穷的沙丘在阳光下起伏波动，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
过了一会儿，心智喊起来了：“河!一条大河!”
大千和宛君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了一条宽阔的河流。浩渺的水面上蒸腾着一层层乳白色的水汽。
大千忽然悟出了什么，放声地笑了起来。“我们又上当了!”大千扶了扶眼镜，止住了笑，“肯定是海市蜃楼。”
“明明是一条大河嘛!”心智坚持着自己的发现。
“到时候就清楚了。”大千说着，取出画夹，勾勒了几笔这虚无缥缈的沙漠奇景。
一会儿，奇景消失了。心智拉下脸，不吭声了。
天黑透以后，牛车终于走到了一个光秃秃的村落。这是一个不满十户人家的小庄子，名叫疙瘩井。将车停在一处四面墙壁坍塌的空旷的院落，支了几块石头当灶，拣了一些枯枝烂叶，烧开了一锅苦咸水，主食是晒干了的馒头片。大千端起苦咸水，啃着干馒头，吃得很香。宛君慢慢地嚼着干馍馍，皱着眉头。心智只喝水，不吃馍馍。大千问他：“你怎么不吃？”又笑笑说：“要不是到敦煌取经，在成都想吃这个还吃不上呢。”心智毕竟是孩子，接口说道：“吃不到就吃不到。我还不想吃它呢!”说着把干馒头扔了。
“啥子名堂哟!”大千的口气骤然变冷了，“老子小的时候，屋头穷得很!”大千背着手，在地上转着圈子，余怒未息地说，“跟着婆婆在内江街上卖画，回到屋头连红苕都吃不饱。今天你们享福了，连白面馍馍也不想吃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气消了，又和颜悦色地对心智和宛君说：“刚才你们烧水的时候，我到街上转了转，观察了一下。这里的老百姓好穷啊，他们的晚饭是带麸皮的黑馍馍，喝一碗黄米汤。哪还敢想白面馍馍啊!”
宛君和心智点了点头。
“我在离开四川的时候，就给你们说过，我们这次万里西行，就是要学玄奘的吃苦精神。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到了西天，取得了真经。我们虽然也吃了不少苦，但比起玄奘当年所经历的苦难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说这话时，大千不住地捋着长髯，“当然，你们也是好样的。俗话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你们硬朗得很嘛!一次鼻子也没有哭嘛!”说完瞅了宛君一眼，二人相视一笑。
在戈壁滩上行了一天路，累得难以支持，将马褥子和线毯铺在地上，大家和衣而卧，不一会儿便呼呼入睡了。大千没有睡。他背着手，在牛车周围踱着步子，吸着大漠之夜的清新气息。一只狼徘徊着，绿色的眼睛在月光下忽隐忽现。大千闻听妻儿鼾声，遥望满天星斗，不由思绪滚滚。是啊，他朝思暮想的圣地敦煌就要到了，马上要到了!而这个愿望的实现，多么来之不易啊!历历往事，过电影似的涌上心头……
张大千天资聪颖，且极端刻苦，博览古今，包容万象，20出头时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名噪中国画坛的后起之秀，画作达到“张张出新意，幅幅皆不同”的地步。26岁那年，他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画展，展出的100幅作品三天时间即被抢购一空。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盛誉满天下，“化古人为我有”的张大千在上海大宴宾客，庆祝他的33岁生日。大江南北的画界名流纷纷前来祝贺。大千乘着酒意，提笔挥毫，画了一张题为“吞吐大荒”的自画像。徐悲鸿当即在画上题诗赞道：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接着，杨度、曾农髯、黄宾虹、谢无量、陈散原等名流也在画像上题诗作赋，盛赞我国画坛的这颗闪耀着奇异光彩的新星。1936年《张大千画集》出版，徐悲鸿为画集写了题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序言。序言满怀激情地说道：“大千以天纵之才，遍览中土名山大川，长松古桧，竹篱茅舍，皆入胸怀。大千往还，多美人名士，其言谈嬉笑，手挥目送者，皆熔铸古今。荒唐与现实，仙佛与妖魔，尽晶莹洗练，光芒而无泥滓……呜呼大千之画美矣!安得大千有孙悟空之法，散其髯为三千大千，或无数量大千，而疗此昏聩凶厉之末世乎？”
就在张大千的艺术和声誉蒸蒸日上、被人们称为“南张北齐”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代大师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逃离虎穴，”张大千在心中大声地说，“越快越好!”
然而此时的日本人已经死死地盯住了他，要拿他这块金字招牌做“日中亲善”的宣传。离开北平，谈何容易!张大千想了一个主意：到天津去办画展，再设法从那儿回四川去。但是几次申请，都被日本人软软地顶了回来：办画展嘛，何必跑那么远呢？北平就很不错嘛!就在张大千束手无策的时候，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使他眼前一亮。原来，上海的朋友半年多没有得到张大千的消息，非常焦急，又传闻他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他的学生在法租界开了一个“张大千遗作展”，以寄托对大师的追念。一时之间，观者如堵，群情激奋，天人共悲。上海各家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来信还附来了一份“上海滩同声悲悼张大千”的剪报。张大千看着报纸，不禁哈哈大笑。
杨宛君瞥了丈夫一眼：“别人说你死了，你还笑呢。”
“死得好!死得好!”张大千眉毛高扬，抖着手中的剪报，“这下看他们还有何说。我要到上海去辟谣!”大千兴奋地说：“你们明天一早就悄悄地离开北平。等你们走了，我再去找他们。”
宛君依从地点了点头。
等杨宛君和家小离开北平后，从来不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张大千，亲自登门拜会日军司令。一番寒暄之后，他将上海寄来的剪报交给了日本人。日本人看着剪报，连连用中国话向大千道歉：“误会!完全是误会!”
“不，将军!”大千一脸凝重的神色，“这个谣言蔓延开去，不光是对我张大千的不敬，对于日本皇军的威信恐怕也有影响吧？”
“哦，那是，那是。”
“所以我想，最好的辟谣办法，就是我到上海去办画展。我人到了上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是……”日本人语塞了，近视镜片后面闪动着狡狯的光。
“那怕啥子嘛!上海不也是日本皇军的地盘吗？”张大千用日语说道。
日军司令沉吟半晌，勉强同意了。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不是把藏画都运到上海去了吗？开过画展后可否运回北平，让我也见识见识呀？”
张大千一口答应了。
1938年5月13日清晨，张大千悄然离开北平。到了上海后，他并未举办画展，而是化装成一位头戴巴拿马凉帽的商人，乘船到达香港。先期抵港的杨宛君在码头上迎接他。随后，寄放在德国朋友处的二十四箱名贵字画也运抵香港。接着又从香港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陪都重庆……
他加紧准备敦煌之行的举动，遭到了所有家人和亲友的反对。他们不能理解，像张大千这样享誉国内外的大画家，有什么必要到敦煌去取经？何况，当时交通极不便利，万里西行，其艰难困苦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张大千去意已决。长久以来，画家心底一直深藏着一种敦煌情结。他虽然看过不少石涛、八大山人等古代画家的真迹，但数量毕竟有限。而敦煌却保存着从六朝到唐宋元各代风格各异、内容丰富的壁画和彩塑，堪称世界最大的美术博物馆。他对宛君说：“敦煌丹青排千壁，前后经历1600年，有着多少先迹之奥府，绘事之神皋啊!”他要一睹唐人真迹。他冥冥之中感到这是一种契机，自己绘画艺术再一次飞升的契机，坚信那里有打开艺术天堂之门的金钥匙。他要去寻找这把金钥匙，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决心，他在门上写了一副楹联：
立脚莫从流俗走，
置身宜与古人争。
张大千之所以坚持西行，还有着一层意思：他要以自己的力量，挽救濒临破灭的敦煌艺术，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以提高抗战时期国人的自信心。他在一幅画上题写道：“倭据故都之明年，予始得闯关还蜀，来居青城。岁月不居，忽二三年，其间念念不忘敦煌礼佛，一睹列祖列宗留给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产业，此心未死，此想难灭。”这时，宛君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画家的西行大计。虽然一路上饱经风霜，颇有怨言，但还是坚强地走完了万里途程，陪伴着丈夫来到了玉门关外。
夜已深。南风送来了祁连山冰川的阵阵凉意。疙瘩井的几只公鸡唱起了第一遍晨歌，大千抖了抖身上的沙子，信步走向牛车。他深情地看着酣睡的宛君，上前给宛君整了整散乱的头发，把毯子给娃儿盖好，就侧身躺在一边睡下了。
天快亮时，一场大风将大千一行惊醒。好大的风!盖在身上的线毯和毛巾被被掀起好高，在半空中飞舞。而周围人家麦场上的柴草、屋顶上的白杨条子，则像天女散花似的到处乱飞。赶车人问：“张先生，今天不走了吧？”大千说：“这风什么时候会住？”赶车人说：“这风一刮起来，就要刮到年底。俗话说，安西风口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年三十。”大千捋着长髯，微微笑道：“世界风库，名不虚传。”用征询的目光望了望宛君，回头对赶车人说：“我张大千西天取经，一路上九九八十一难，这股风正好送我到敦煌，走吧!”
于是在亘古旷野上便出现了如下的奇观：一只小小的牛车在大风暴中摇摇晃晃，一步一颠，艰难地向前移动着。眼看着要翻车了，却又奇迹般地从风暴的中心钻了出来，继续摇晃着，颠簸着，固执而又缓慢地向前移动。而此时的陪都重庆，正是灯红酒绿、夜夜歌舞、大小官员们醉生梦死的时候。
当巍峨壮观的三危山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张大千第一个跳下牛车，伸开双臂，满含热泪地大声喊道：
“敦煌——我来了!”
“张大千——来了!”
群山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张——大——千——来——了——”
看着丈夫满脸满胡子都是滚滚的泪珠，宛君鼻子一热，眼眶里也涌满了泪水。心智跟着父亲向莫高窟奔去，一边呐喊着：
“喂——你们好吗？”
悬崖上的每一个洞窟都发出响亮的回声：
“喂——你们好吗？”
大千紧紧地拉着宛君的手，声调哽咽地说：“到家了!终于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