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质性研究概述

质性研究是多种学科共同孕育出的一种研究范式，它同时跨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物理科学，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传统。质性研究的定义相当宽泛，有人说，质性研究像一把“大伞”，各种各样的方法分支都可以被囊括其下。尽管如此，质性研究的主要特点还是得到了研究者的公认，如注重研究情境的自然性、研究视野的整体性、研究关系的互动性，以及研究过程的动态性等。据此，国内学者陈向明（2000，12）就将质性研究定义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搜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一、质性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质性研究最早起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改革运动中沿袭了社会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传统。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方法思潮和方法运动真正兴起以来，质性研究已在其三大母体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孕育成熟，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

（一）质性研究的兴起

人类学是质性研究的摇篮，其田野研究（field research）的传统也是目前质性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田野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来建构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早期的田野研究带有十分明显的殖民色彩，通常源于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原始文化或落后民族的研究兴趣。研究者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与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工作主要是搜集当地人的一些人造物品和文献资料，带到自己所在的“文明”社会的博物馆里进行展览。这种以搜集实物资料为主要工作的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首次对实地调查的方法进行实践的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Boas）。从1886年开始，博厄斯就对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进行了田野调查，写就了《原始人的心理》这一美国最早的民族志专著。但博厄斯在研究中通常依靠一位会说英语的当地人为自己提供信息，自己则很少居住在当地。真正开创长时期实地调查传统的是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和特罗比恩岛上进行了长期的实地工作，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对当地人的语言和行为进行了描述，开创了专业人类学家首次用土著语言进行异文化实地田野调查的先河。其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民》是两部比较经典的民族志专著。人类学的这种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国内学者秦金亮（2003，20）将其意义归纳为：①倡导对异文化进行长期的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理解；②强调了作为田野工作者的学习者而非研究者身份，这是以研究者为中心的“客位研究”转向以被研究者为中心的“主位研究”的深层方法学渊源；③田野研究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奠定了以后质性研究收集资料的基本途径，民族志的描述、分析风格也成为质性研究精细描述、微言辨析的独特范型；④田野研究确立了文化反观的基本研究立场，比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样式要合理和深刻得多；⑤田野研究最直接的方法学意义还在于，促使人类学家从安乐椅上的玄想中苏醒，走向火热的文化社会生活，在文化反差中获得对文化的理解。

社会学的实地调查方法也是质性研究方法论的源头之一。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学派运用访谈和观察法对城市和农村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如帕克（R．Park）等人对美国一些城市内不同少数民族群体、亚文化群体的调查，托马斯（W．Thomas）和兹南尼基斯（F．Znaniecki）利用大量个人信件对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主观心态进行的深入探究，等等。此时的研究重点在于从文件中挖掘当事人的观点和态度，却很少对研究者本人的角色身份和研究关系进行反省。随着亚非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人类学研究者逐渐将注意力从异文化的研究中转移到对历史文献、语言学和本土文化的研究上面，人类学和社会学开始了学科上的合流。芝加哥学派开始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对城市的贫民、种族、区域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地研究，因此而开创了“城市生态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冷战结束后，质性研究在“文化多元”这一旗帜的鼓舞下卷入了多种相互不可通约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范式的论战之中。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研究不可能完全“客观”，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再现世界，而且也是创造世界。此时的质性研究与社会变革和社会行动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研究者认识到，“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等级制度和权利约束，研究永远不可能保持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中立”（陈向明，2000）。

质性研究在心理学中的兴起始于冯特1900—1920年间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冯特认为，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可避免地同语言、神话和风俗习惯等社会产物联系在一起，因而心理学家可以通过对社会产物的分析推演出高级心理过程的基本规律。（叶浩生，1998，81）冯特的这种社会产品分析法实际上就是语言分析、文献分析、口语记录和民族志法的结合。此后，质性研究伴随着心理学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实践。

首先，是现象学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意动心理学的创始人布伦塔诺运用反省法和观察法对“意动”进行研究，这种类似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推动了质性研究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发展。格式塔学派将这种现象学思想运用到对直接经验和现象行为的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惠特海默、苛勒、卡夫卡、勒温等认为，现象学方法不仅应成为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而且也应当使现象学实验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本主义运动的兴起也使现象学研究方法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实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不仅将现象学作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还将其运用于心理治疗的实践中。

其次，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所采用的自由联想法对质性研究的深度访谈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目前临床访谈的基础。“精神分析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另一贡献是对潜意识象征意义的病症解释和文化解释。精神分析通过对潜意识象征意义的解释学解析，发现了潜意识在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机制。这种象征意义的解释拓展了质性研究，除了要描述事实以外更要阐释事实中的意义，把人看作是编织在意义之网上的存在”（秦金亮，2003，24）。此外，心理学家勒温的行动研究也对质性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人员同实际工作者密切配合，从实际参与者那里搜集、获取信息，经理论分析或实地研究之后将结果反馈到实际参与者那里，对实际工作或团体行为过程产生影响”（Lewin，1936）。1945—1955年间，勒温在麻省理工学院创办的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开展了社会冲突、态度改变、食物习惯改变、组织变革、工人士气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对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后，由组织行为学家怀特（W．Whyte）提出了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参与行动研究方法，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质性研究路径”。同时，心理学的生态化研究也影响了质性研究的发展。生态心理学研究的主导方法是对个体所处的行为场景与行为方式进行详尽的观察、描述和记录，从而推动质性研究观察、记录、描述方法的进一步精细化。

此外，教育学、护理学、精神病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也对质性研究的兴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质性研究兴起的跨学科背景可见，它是目前多种学科的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焦点，且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质性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目前对于质性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社会学界尚没有明确统一的定论，只是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丹曾（N．Denzin）和林肯（Y．Lincon）于1994年提出质性研究的发展可分为五个时期，也叫“五次运动论”。

第一个时期是传统期（1900—1950），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实证主义。此时的研究者都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研究者作为来自发达地区的“外来专家”对他们所认为的陌生、怪异、原始的文化进行研究。他们一方面看不起田野工作，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另一方面又都以田野工作的客观性而自豪。这种古典的民族志研究传统所构建的“客观”知识体系，已经受到今日学者的质疑和挑战。

第二个时期是现代主义期（又称黄金期）（1950—1970），其主导思潮是后实证主义。这是质性研究的繁荣期，主要表现在：①在具体方法上，不少学者开始采用参与观察法和开放性访谈法，并结合标准化的定量分析，或使用一些表示数量的词语和概念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描述。②在研究内容上，研究者对一些重大社会过程如偏差行为、社会控制等产生了研究兴趣，他们同情社会上贫困、弱小的群体，提倡社会改革。换言之，这一时期是学术上和政治上质性研究的高潮期。

第三个时期是领域模糊期（1970—1986）。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指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文学的体裁和手法也可以运用到科学论文的写作之中。“领域模糊论”便由此产生。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跨领域寻找理论、模式和方法，各种文体之间交叉使用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艺术的手法和科学的规范已经浑然一体了。

第四个时期是表述危机期（1986—1990），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方式具有更强的反思性与批判性，深感语言表述中存在危机。在当时出版的著作中，都认为研究和立书写作本身就是权利、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的折射，也是一种对自我反映（selfreflection）的探索。在这种反思的视野下，曾经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效度、信度问题又重新成了问题。

第五个时期是后现代主义时期（1990—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战后，是西方社会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现代主义的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因果性、决定性的方法学观，已被不稳定性、无序性、突变性、非连续性、非线性、非决定性所取代。此时的质性研究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状况，新的理论视角和认识论开始呈现，从传统的庞大理论体系研究转向了区域性小型理论的构建，以用于说明具体情境之下的具体问题（胡幼慧，2002）。此时的研究者由一个权威者变成了行动者、学习者。

二、质性研究的操作方法

与主流心理学所采用的量化研究方法一样，质性研究也需要经历选题、研究设计、搜集资料、分析资料、撰写研究报告这样一个完整的研究步骤。但是由于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对立，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取向。

（一）质性研究的选题

在进行质性研究前首先要确定研究的现象，即研究者希望了解的人物、事件、行为、过程、意义的总和。研究者需要为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来认真仔细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兴趣，并对研究现象的范围进行界定，通过不断的聚焦逐步缩小研究范围，直至找到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要保持开放的态度，避免将自己想当然的“前设”塞到对研究现象的表述之中。而量化研究在研究开始前通常都有一定的理论假设，研究的过程就是对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

适用于质性研究的课题具有特殊性、模糊性、陌生性、深层性等特点。哈德森从六个方面总结了质性研究课题的特点：①被研究的问题是不熟悉的问题；②探索性问题，其相关的概念与变量对研究者来说并不清楚；③属于深层的探索性问题，且研究问题具有模糊、广泛的背景；④探究研究问题的意义比数量更为重要；⑤研究的问题是意外地发现或突然地降临的；⑥研究的问题属于独特的事件或现象。

（二）质性研究的设计

与其他类型的研究设计相比，质性研究的设计具有不固定性，因为质性研究是一个不断循环反复、演化发展的过程，研究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先前的研究方案进行修改。但这并不是说质性研究的设计不重要，研究设计可以简要的方式集中提炼出研究的具体思路、步骤和实施方案，是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不同于传统研究设计的线性结构，质性研究的设计表现为一种循环互动的结构（见图13－1），迂回性和富有弹性是质性研究设计的特色。质性研究者会发现自己前后来回于问题的陈述、资料的搜集、分析和论文的撰写，各阶段间是非线性的，完全视资料的情况而曲折前进。不同于量化研究设计中的“所见即所得”，质性研究中的“所见只是零散的所得”，研究设计也只是提供架构和指导，并不能以公式化的研究方法为研究的效度提供保证。所以质性研究者“必须说服他们的听众，才能得到可信的、确实的研究结果和发现”（Padgett，1998）。

（三）搜集资料的方法

质性研究常用的搜集资料的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档案和文献分析法以及影像资料搜集法等，这几种方法经常同时使用。质性研究所采用的观察法通常是参与性的，这种方法长久以来一直为人类学者所推崇。研究者亲身参与到所观察的活动中，可以获得对社会文化情境的感性认识，可以看到事件或行为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因而可以掌握有关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陈向明认为，适合于参与观察的情况主要有：①对某些鲜为人知的社会现象（如同性恋、吸毒、监狱生活等）进行研究；②研究者需要了解有关事件的连续性、关联性以及背景脉络；③研究者看到的“事实”与当事人所说的内容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④研究者需要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个案调查，而且这些个案在时空上允许研究者进行一定时间的参与观察；⑤研究者不需要与被研究者进行语言交流，或在跨文化研究中遇到语言不通的情况；⑥研究者希望发现新观点，建构自己的“扎根理论”；⑦需要用参与观察对其他研究方法起辅助作用。也有研究者提倡应将观察时的参与程度降到最低，认为非参与观察能确保研究对象不受“污染”。

质性研究另一个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是访谈法。在研究初期

图13－1　质性研究设计的模式

资料来源：Deborah K．Padgett著，张英阵校：《质化研究与社会工作》，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47页。

的访谈通常是无结构性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对研究重点不断聚焦，就可逐步转用半结构性的访谈。通过访谈，研究者一方面可以体察当事人的价值观、情感体验和行为意向，了解当事人对其所处社会情境的意义构建；另一方面，通过访谈双方的互动交流，研究者可与当事人建立彼此熟悉、互相信任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后续研究的进行。在访谈开始前，研究者应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选择合适的访谈对象、确定访谈的时间和地点、设计访谈提纲等。访谈过程中应做好访谈记录，有可能的话研究者最好能对访谈进行现场录音或录像，以保证访谈信息的完整性。同时也应注意研究者本人和当事人的非言语行为，研究者的着装、表情、动作和目光等会影响当事人的反应，而当事人的非言语行为一方面反映了其个体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当事人的访谈内容。

档案和文献可以视作特定社会中特定人群所持价值观念的物化材料，其中档案主要是指政府公文、会议记录、合同、条文、执照、报纸杂志的纪实性文章等被官方、公众认可的资料；文献主要指个人的日记、书信、备忘录、田野日记等私人领域的资料。对档案和文献进行分析，可以获得有关当事人更多的背景信息，并对研究者从观察和访谈中获得的资料进行补充和相关检验。但是档案和文献资料可能会出现缺失，因为它们并不是为了研究而出版的，而且也没有固定和统一的格式，存在一定的不精确性和不完整性。如果一项研究只依赖文献资料和现有研究结果，就可能因资料的可用性和品质问题而受到限制。

影像资料分析是早期质性研究中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分析和表达中处于从属地位。随着影像人类学、影视社会学、影像心理学的兴起，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逐渐由辅助变为支柱，由从属地位上升至主导地位。影像资料具有直观性、可读性、信息含量的丰富性和文化的通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是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的。

（四）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多数的质性研究者在实地访查后会积累成箱的资料，例如曼沃（Manwar）及其同事（1994）对纽约的80个毒贩进行了研究，结果整理出了25000页的资料。少数研究者面对如此庞杂的资料茫然失措，因为对这些质性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没有固定的、可适用于任何情境的规则和程序。Sue Estroff（1981）在描述其民族志工作的资料分析时说：

“处理这些资料是很麻烦、复杂的过程，我从一次又一次重复阅读所有的笔记和原始资料开始，直到我能清楚每一段落的位置和内容为止，然后对各主题的结构和顺序会比较清楚，且需严格地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我在田野笔记、书籍、文章及草稿中的重要部分上集中心思，并思考、分类及作联结；只有在资料打散之后，每一个别的范畴才会成为一个单独章节。欲了解全貌需不断修改及重复相同过程。”（pp．33－34）

可见，质性资料的分析过程也是对研究者创造性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检验过程。陈向明（2000，277－286）结合有关文献及自身经验提出对质性材料的分析一般有如下方法：首先是要阅读原始资料，至少通读两遍，使自己完全沉浸到与资料的互动中。在阅读时应采取主动“投降”的态度，即悬置前设和价值判断，让资料自己说话，深刻体会自己对资料的反应，了解自己是如何理解文本的。同时应从语言、语义、语境、语用、主题、内容和符号学等层面尽可能多地选择不同的层面解读资料，让尽可能多的意义进入我们的意识。其次是要对资料进行登录，即将资料打散，赋予概念和意义，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到一起的操作化过程。一般来说，在首次对资料进行开放型登录时，应该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对资料的每个词语都进行认真的思考。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可逐步扩大分析的范围，从词语扩大到句子、段落和话语。登录的一个具体工作是找到对本研究问题有意义的登录号码，寻找号码的一个标准是有关词语或内容出现的频率。设码时要考虑号码与号码之间的关系，每个号码都应该有相应的数字或符号加以表示。第三步是寻找“本土概念”。“本土概念”是指研究对象经常使用的、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的概念。而不必是研究者本人或研究者所属文化群体不熟悉或不知道的概念，只要这个概念对研究对象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即使再平常也是一个本土概念，它可以是研究对象经常使用的特殊语言。第四步是建立编码和归档系统，第一轮登录完成后，将所有的号码都汇集起来，组成一个编码本，这是一个将所有的号码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组合起来的系统，反映的是资料浓缩后的意义分布和相互关系。在以上四个步骤的初步分析基础上，研究者还应将资料进一步浓缩，找到资料内容中的主题或故事线，在它们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为研究结果作初步结论，即对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深入分析的手段主要有：写备忘录、写日记、总结和内容摘要、画图表、和外界进行交流以发现新视角等。

（五）质性研究报告的撰写

质性研究报告的程式与一般的研究报告基本一致，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和意义的陈述、背景知识介绍、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研究结果及结果检验等组成部分。但报告的形式一般比较灵活，比如以上几个组成部分并不是缺一不可，各部分出现的顺序也不一定完全固定，并且有时研究者还可将原始资料作为附录附在论文的结尾，等等。在撰写研究报告时一般都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研究者需要对研究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深入描述，要力图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次，研究者应特别注意自己的态度和语言，不能没有原始资料作依据就贸然提出十分明确和肯定的政策性建议；最后，研究报告应当根据读者的特点，使用不同的写作风格和写作规范。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考虑到不同读者的特点和需要本身，就是对他们眼中的“现实”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