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心理学产生的背景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化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60、 70年代，并迅速在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传统心理学特别是主流心理学给予了很大的冲击，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文化心理学是怎样兴起的呢？它又是如何发展的呢？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有利于认识文化心理学的性质和把握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方向。

一、主流心理学的困境

文化问题本是心理学研究的题中之义。早在心理学诞生之初，冯特就敏锐地意识到文化是心理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提出了“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但是冯特本人对心理学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后，留给后世研究者的是他自己都未能统一起来的庞杂的学科体系。他一方面从自然科学中移植了实验研究的方法，建立了实验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关注了心理发展与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民族心理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心理学100多年的历史中，科学心理学也就是西方主流心理学却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取向。主流心理学家们试图让心理学走入自然科学的行列，他们借用物理的、生物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集中于独立的个体心理。

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行为主义登上了心理学的舞台。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主张以客观的方法代替内省法，研究对象也转向于可观察的心理与行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试图将人的心理类比动物的各种反射机能，在心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注重以量化和控制为手段、以实证为目的的实验研究，似乎这样才能使人类心理得到“准确”的揭示，能对心理学进行“精细”的描述。但是由于心理的极端复杂性和发展变化性，绝不能使人类心理等同于机器或者低等动物的延续。文化虽然是影响人的心理的重要因素，但其操作性与量化性不符合上述规范，只能被当作无关的变量游离于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文化沙漠或文化空白。

20世纪60年代，在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影响下出现了认知心理学派。认知心理学家积极吸纳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将人的心理活动过程类比为信息加工过程，以此作为研究人的内部心理活动的方法论基础。认知心理学代表了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主流，研究方法越来越精致，研究技术越来越先进，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当然，认知心理学并非没有受到批评，如果说行为主义将人比作动物是忽略了人的主体性、文化性而成为一种非人化的研究，那么认知心理学将人的心理比作计算机，与行为主义又有什么区别？人的意识性、自觉性和文化性与计算机如何类比？

迄今为止，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发展由于其心理学观和方法论的局限而深深地陷入了困境：武断地选取人的心理现象的一个侧面，用特定的方法进行孤立的研究，肢解了人的心理生活的原貌，造成了心理学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采用的方法越严谨、技术越精确、控制越严密，得出的研究结论越远离真实的心理生活。这种状况引起了心理学界有识之士的深刻反省与觉悟，他们在艰难地思索、不懈地探求，心理学的出路何在？心理观与方法论的突破势在必行，关注心理学的文化性质，重新定位方法论基础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二、非主流心理学的文化倾向

在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线索中，精神分析、人本主义与超个人心理学是并行于主流心理学发展的非主流心理学。在心理学发展的舞台上，主流心理学对非主流心理学一直持否定、怀疑、排斥甚至轻视的态度，他们怀疑非主流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研究结论的真实性，要么将其视为毫无根据的江湖骗术，要么将其视为安乐椅上的冥想。

非主流心理学在主流心理学抛弃的领域，如社会文化领域中长期进行着锲而不舍的耕耘，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当主流心理学步履维艰、困境重重之时，回过头来就会看到有许多弥补自身不足的可能性反而就在于重新审视非主流心理学的研究，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Moscovici）在为两位英国学者主编的《本土心理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就把重新面对传统心理学看作是科学心理学中的“回归革命”（retrorevolution）。

精神分析学派从创立之日起就非常关注文化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与人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始祖，其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建立和完善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力图对人的心理过程和实质作一般性的解释。到了晚期，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将关注的中心与目标聚焦于社会历史领域，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提出了有关社会文化的基本观点。精神分析超越了心理学范围而涉足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并由一种无意识的心理学体系发展成为一种解释个人、文化和社会历史现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阿德勒开创的个体心理学旗帜鲜明地提出其理论研究以社会文化为取向，他把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人的社会性视为行为的动力，认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

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更是明确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影响，将人看作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把人格解释为个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把理论和治疗实践的重心从个体内部转移到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如霍妮主张对人格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环境，如果不能了解某类特定文化对个人发生的种种影响，也就不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及其内心冲突的本质。霍妮还认为，“焦虑”（其理论的基本概念）可能是由于双亲对儿童的态度和行为的许多不同的表现造成的。焦虑并不是内在的，而是来自环境，来自文化因素，是社会造成的。弗洛姆试图从文化的和社会的发展观点来考察人性，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等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社会经济条件是形成人的性格结构的发端原因，而社会经济条件在表现于性格特征中的个人生活方式中得到折射。而且弗洛姆开始提出关于文化方面表达方式多样化的问题，甚至提出关于性格形成方面各种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渊源问题。埃里克森也十分强调文化的作用，他的人格理论正是在跨文化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心理受文化环境影响的社会性质为标准，他认为文化生活增添了人的因素，正是文化环境对每个人经验的性质进行选择的。卡丁纳特别关注对“原始文化”和少数民族心理的研究，提出了文化论，把新精神分析学同文化人类学联结起来，用不同的文化相对论思想和人类学来解释人格的形成，认为某些文化在心理上具有不可比较性。

除精神分析学派外，自称西方心理学“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把人置于理论和研究的核心地位，强调心理学研究的整体性，要求对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进行研究，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的潜能与价值，从而必然把心理学研究与文化结合起来。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狄尔泰、斯特恩、斯普兰格等人强调从整体上研究人格和价值观，主张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人的内部经验。狄尔泰的“解释心理学”和“历史文化解释学”突出了历史文化之作用，对人文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超个人心理学，吸收了东方文化的因素，将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科学结合起来，主张研究超个人体验，提倡心理学整合，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与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

非主流心理学的探索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内涵，打开了心理学研究向社会文化方面发展的道路。注意到了意识经验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受到主流心理学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突破主流心理学心理观和方法论的局限，并取得了一系列解释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理论成就，为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的自我反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当代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科学心理学采纳的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导致在其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被用于人性研究时，却很难达到目的。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原则上与自然科学类似，都是以对对象的描述、解释、预测、控制、应用等为主要目的，然而采纳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心理学研究，除了对行为的外在表现的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方面由于心理学的研究历史短暂，许多研究尚不成熟。而另一方面，科学心理学对人性把握的偏颇则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心理事实与物理事实有着根本的区别：人类心理是社会文化中的存在，是与文化共同创生的过程，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则不利于在研究中把握人类心理的上述特征。例如，实证方法中的原子主义、量化方法、操作主义和客观性效度等方法论原则的使用，就导致心理学研究对对象把握的失真以及研究结果的失效。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们开始反思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观。他们认识到，人类心理是社会文化中的存在，是与社会文化相互创生的过程，因此心理学研究也应该是社会、文化框架中的研究。心理学研究应该从自然科学模式向社会文化模式转变。这种心理学研究对社会文化作用的关注，对重塑传统科学观的追求，构成当代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在研究中有多种表现。为了叙述方便，可以把其分成理论表现与现实表现两种形式。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从理论表现来看，就是对心理学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的反思与诘难，以及对心理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的重新考察。心理学家们认识到，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的心理与行为，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心理学的研究方式也应该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就必须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特征，确定适合的研究程序与研究方法。例如，改变传统研究中研究者与对象分立的研究方式，使研究者参与对象的文化创生过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内省方式，以达到对内省经验的普遍性的探求，借鉴质的研究方法，建立质的文化心理方法论（qualitativ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ethodology）等。这些努力都是为重塑心理学的传统科学观，恢复心理学研究的文化品性所做的有益的尝试。

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从现实表现来看，则是关注文化心理的心理学学科分支或研究取向的兴起。具体来讲，表现为跨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等学科分支的蓬勃发展。跨文化心理学是从主流心理学内部演变产生的一门心理学分支，它是以文化为变量，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心理与行为的差别的考察，检验现有心理学概念、理论与方法的普遍性与有效性。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采用西方实证心理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而在跨文化的条件下进行验证性的研究，因此往往成为了“拟似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本土心理学源于弱势心理学对西方心理学普遍性的质疑与挑战，力图通过对西方心理学的批判与改造，建立适合本土文化的心理学研究体系。其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努力方向：一是反思和批判西方心理学，二是挖掘和整理本土的传统心理学资源，三是创立和建设本土的科学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也是心理学文化转向中的一种重要的表现与推动力量。文化心理学是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传统跨文化心理学的一种批判改造形式。近年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其研究方式与研究成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外，在心理学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如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研究中，关注文化因素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从理论表现与现实表现来看，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日益表现出对文化意义的关注，出现了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正是对这种文化转向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

四、相关学科的影响

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成果，也促进了文化心理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心理学是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交叉、渗透的结果。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尽管人类学和心理学都主要用实验法，都研究动物学习和身心关系，并都认为用实验法研究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然而两个学科很少相互作用。心理学主要是探求普遍性的心理结构和人类基本的心理过程，对人的理解和社会实践的内容、意义和分布不感兴趣。而人类学则一再确证群体表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和种族差异，对个人及其心理机能不感兴趣。然而随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它们交叉和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人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对个人中心的人种学、地域心理学研究和话语中心概念如心理、自我、躯体、性别、动机与情感等产生了兴趣。而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主流心理学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许多心理学家逐渐意识到原有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存在很大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原有的心理学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心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如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逐渐把研究中心转向饱含着文化与意义的课题。正是由于这两门学科因发展需要，开始逐渐注意到相同的领域并逐渐重视文化因素，它们越来越接近。

与此同时，在人类学的学科内部，发表出版了许多与文化心理学息息相关的学术成果，开展了一系列对文化心理学的兴起有很大促成作用的活动。第一个重要的事件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于1980—1981年首次召开的称为“文化的概念及其成果”的会议，会议记录后来被出版，定名为《文化理论：智力、自我和情绪文集》。文集中介绍了对心理程序的研究有重要作用的几个概念，并且重新评估了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文化与个体研究的一些早期假设。文化的概念被定义为“根植于符号系统的意义历史转载形态”，一种由符号形式表达的继承概念系统，人们通过这个概念系统来交流，延续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这个概念在今天有关文化心理学中对心理、自我、情绪的讨论中仍有重大的影响力，《文化理论》现已重版10次，并成为文化心理学专业学生的标准入门读物。第二个重要事件是《人格、自我与体验》的出版，该书涵盖了太平洋岛屿的种族文化区。第三个重要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概述性人类学综述年刊，它催化了文化心理学情绪方面的人类学研究并使之合法化。随即《语言与思维的文化模型》一书出版，鼓舞了文化心理学认知方面的研究。

与此同时，在心理学领域，马库斯（H．Markus）和尼斯伯特（R．Nisbett）在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学院成立了一个名为“文化心理学”的研讨会，它在心理学理论国际化中对智力的定义方面和在探求与种族相关的社会心理研究方面是富有影响力的，相似的研讨会和活动长期以来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在通讯与人类学方面的知识活动的一个特征。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文化心理学有关的讨论开始在各个国家兴起，最重要的是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另外，符号学与语义学的研究也在文化心理学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的研究表明，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不仅文化语境中的人所使用的符号及其规则不同，而且符号所表征的意义也相差很大。符号的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语境与符号的使用者。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心理学”的表达得以流行。1986—1987年，两个国际化的跨学科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召开，它把人类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召集在一起，还出版了《文化心理学：比较人类学文集》。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文化心理学已公开化时，对大多数科学来说，20世纪90年代不仅是“脑的十年”，也将是“种族学的十年”。实际上，有人怀疑，文化心理学的再次复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知觉知识氛围的度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