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马丁·布伯理论简评

一、马丁·布伯理论对心理学的启示

马丁·布伯以其独特的对话哲学为研究视角，展开了其独到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对于哲学，同时也对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很多学科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应该说，他的理论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遗憾和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上看，布伯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表现在，布伯的关系本体突破了传统哲学的实体论的形而上学。其次，以关系论超越传统认识论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是深刻的思想洞见。他认为，真正人性化的关系是主体之间爱的关联，是自由平等的对话，是超越性的生存统一性，这无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如果从对心理学的影响上看，布伯的思想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理念出发，把心理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视为是“我”与“你”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关系中的对话性、包容性和共享性等。从理论上讲，它对原有的心理学中存在的不足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并建构了一种独特模式的新构想。从实践上讲，它对组织管理心理学、大众传播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等方面均有所启迪和贡献。马丁·布伯的理论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也给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乐国安，管健，2005a，27－32）

（一）由物化到人化的心理学

马丁·布伯的思想确立“人”的存在为心理学之本的理念。马丁·布伯指出，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首先体现的是作为“人”相遇在一起时产生的关系，因此彼此之间应该是“我与你”的关系，确立“人”的客观存在是至关重要的。（M．Friedman，1998，2000）把人看作核心是布伯的一大特点。在他的认识中，在心理学研究中，无论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都是没有高低、强弱和尊劣的人，尽管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专业知识、经验等，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之间进行“我与你”关系的对话，也只有这样的彼此向往，才能使心理学逐渐由小心理学向大心理学转化。布伯的思想正是将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之中，这就一改过去传统心理学局限于意识经验的元素分析的狭隘封闭性，径直探讨关系的重要，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研究的内涵，进一步确立了“人”的存在为心理学之本的理念，使心理学重新回到对话与沟通的轨道上来。（乐国安，管健，2005b，109）马丁·布伯理论给心理学带来的启示是，将双方视为一种彼此开放和平等的相互交流的关系，研究者要真正参与到被研究的人或事当中，这种参与不是形式上的参与，而是真正地融入到二者的互动（相遇）之中，在互动中完成彼此的相互理解（Beverly Hills，1998）。这种互动打破了主体与被试之间的“人与物”的关系模式，建立了一种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马丁·布伯的理论，心理学应该对自身进行一番积极的反思。

（二）主体之于主体的对话关系

马丁·布伯的理论为心理学建立对话式的融洽关系提供理论资源。在他的对话思想中，他用“我与你”关系取代了“我与它”的取向，力图建立一种主体之于主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不是一种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的关系，而是一种超越这种关系的“会合”与“相遇”的关系。其次，他用交互原则取代了主从原则，他坚持“关系是相互的”（M．Buber，1957，8），关系双方无主次、等级之分。在传统西方哲学里，立足于“我与它”取向的理论必然将一种主从性的原则作为其指南。它们或像古希腊宇宙本体论那样坚持“它”是支配者，“我”是从属者；或像近代康德理性本体论那样坚持“我”是支配者，“它”是从属者。与这类“父子型”的“还原论”或“基础主义”的哲学完全不同，布伯则坚持“关系是相互的”（M．Buber，1958，8），关系双方并无主次、等级之分（J．Benjamin，1998）。再有，他用直接关系取代了间接关系，积极维护人与对象之间的非人为的天然联系，认为“与你的关系是直接的”，“一切手段都是一种障碍，只有当一切手段都土崩瓦解的时候，才会从中迸发出相遇”（M．Buber，1957，11－12）。马丁·布伯的理论既非主客体之间的“人—物”的关系，也非“人—人”的单向度的关系（主体的自言自语），它将主客体的关系变成一种彼此平等和相互开放的主体之于主体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完全平等的，这将对心理学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马丁·布伯理论的缺憾

（一）过于浪漫的阐释

马丁·布伯将关系解释为单纯的“我与你”关系，这是对本体的诗化。“我与你”关系是主体价值的人为给予，关系如果作为本体，就不能只是关系中的特殊情形。不能因强调一种理想化的关系，而否认另一种关系的地位和合理性。其次，对主体性原则的批判也失之于简单化。主客二分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性特质，绝对地批判对象化实质上就是否定人的存在的可能性，超越也是在分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批判实际上就是将对象化与异化混为一谈。再次，对主体间关系的定位过于理想化。主体间关系的合理性，不在于以“我与你”关系取代“我与它”关系，而在于人是否能以完整性来展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最后，马丁·布伯的生存理念缺乏历史的厚重感，而这来源于他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而且如果从统一性上考虑，他的浪漫化的思想还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如果按照马丁·布伯的逻辑，人必是无法实际地生存。同时，马丁·布伯主张以生存的统一性关系超越传统认识论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实际上就是反对主体的自我中心，希望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正人性化的关系，从而克服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的异化。这是深刻的思想洞见，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是这是非历史主义的浪漫化反思，他将关系解释为单纯的“我与你”关系，这是对本体的诗化（王晓东，2003，15－22），对近代主体性思想的批判失之于简单化。

（二）强烈的非理性特征

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中的非理性倾向非常明显，甚至是对精神、非理性因素作了非正常的、极端化的强调。他的思想中的对个体的凸显，张扬个体的价值，捍卫精神独立性，都是十分可贵和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在根本的意义上，都不能以反社会为前提，也不能以反社会为归宿。他因主张个人及其精神的高贵而成为“精神的贵族”，从而陷入一种新形式的绝对个人主义。如果将这些观点作为固定性的结论或作为某种实践原则，就是十分可怕和危险的。马丁·布伯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的对非理性主义的痴迷，同样是文化发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理性与非理性无论哪一方，对于人类来说，都是重要的，都是人类存在不可分割的方面。凸显任何一个方面，只是理论的需要，只是批判的需要，但都不是人的完整性的体现，不是完美的理想生活的需要。

（三）缺乏实证性的检验与支持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考虑，布伯的思想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的理论是由一系列联系非常松散的观点组成的，使人无法对这些观点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相反，这些观点似乎和宗教与哲学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看上去更是一种哲学或宗教观念的引导，因而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和可实证性。他的理论虽然是以存在主义和宗教学为基础的，但他却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理论结构，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的理论体系无疑略显粗糙。

同时，他作为一个有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对心理学中的关系的观察和认识带有一种高度抽象和理想的神秘主义色彩。他提出的对话、包容和理解的特性在实践中很难具体化和操作化，因而在实践的指导方面其作用相当微弱。它更倾向于发展性的心理咨询而非适时的行为干预和指导性治疗，只对轻度心理失调者有效。而且由于其重情轻理的气息强烈，过分强调关系的重要，并将其地位推向了极致，而使得理性的力量退居不重要的地位。它以关系为中心，过分轻视方法特别是那些影响性技巧，把重点集中在缔造一种良好的治疗关系上。治疗观点中的许多证据是基于治疗过程中的临床观察，而且往往是治疗者内省的结果，缺乏可操作性，不符合科学的精确性和可验证性。更何况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没有严格清晰的理论界定，在使用过程中也相当不严谨；排斥任何诊断或评估，不对障碍进行任何分类，也忽视具体策略和技术的运用，因此也往往被认为是治疗家给了来访者“一道爱的处方”。

此外，尽管他对关系的解释和理解是十分深刻和敏锐的，但他的表述由于缺乏可操作性也影响了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布伯的思想崇尚存在主义，过分强调“我”与“你”的关系，过分强调假设、推演或类推而忽视实证的研究，从而深深地打上了主体思辨哲学的印记。由于拒绝科学心理学的思想，认为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有利于对那些孤立的行为事件进行科学的分析，而无助于理解人生与人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种观点虽然对发现人的整体研究不无价值，但是企图抛弃一切科学研究就显得有些荒谬。

（四）浓厚的宗教色彩

由于受到家庭宗教气氛的影响，尤其是他所接受的宗教神学方面教育的影响，马丁·布伯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因而他被人称为是存在主义神学家。布伯的思想对心理学的发展和自我反思的确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如布伯关于“我与你”关系的丰富内涵和独特视角，对重新审视传统治疗关系，建构信任、包容、平等的治疗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宗教思维毕竟是宗教思维，其虽然与世俗有相通之处，但人们也不应该抹杀二者的本质区别。宗教追求的境界与世俗追求的境界有很大的区别。宗教的对话强调物欲的超脱、精神的相遇与升华，世俗的对话却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功利色彩。宗教对话是一种以神本主义为宗旨的对话，它强调治疗家和来访者之间的对话应该像祷告忏悔一样虔诚，这种情形应该是上帝与人进行心灵对话的情形，但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达到的。“相遇”是布伯思想的核心原则，“相遇”引发治疗家和来访者之间交互式的“对话”。布伯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只不过反映了人与上帝的相遇。布伯对“我与你”关系的构想含有太多的理想成分，他忽略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地位、个性等许多方面的差异。在他眼中，人性被美化了，人被当作一个纯粹的具有同一性的主体。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布伯的思想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非体系性，二是非指导性。称其非体系性，是由于布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理论体系，而且他也无意提供这样一个体系，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体系都会窒息思想。思想是对话性的，而不是体系性的。一个对人类精神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并不一定要构建这样一个哲学或其他学科的体系。实际上，许多“非经验”反而是非常宝贵的因素。称其是非指导性，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心理学研究，尤其是心理咨询和治疗应该为治疗家或咨询者提供完善的咨询指南，使其能够照本宣科地按照要求去执行，但布伯断然拒绝这样做。他认为，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与你”关系中发现自己内心的纯然精神品质和各种可能性。对心理治疗最重要的，不是制定各种规范、技术和准则，而是对关系本质的领悟和实现。我们与其为我们的行动寻求一张“指示地图”，还不如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倾听来自来访者“绝对”或“永恒的你”的声音。因而这种对话思想并不能向人们提供可以熟读或牢记的操作守则，而是内心精神的修炼和提升的过程。布伯的缺陷，也正是他的卓越所在，因为这是一种疾呼，他的思想凸显了时代的困境与问题，对“你”的呼唤，将会使心理学走向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