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对心理学 的理论与实践影响

一、布伯对话哲学对心理学理论层面的影响

（一）罗杰斯与布伯的相遇与所受影响

20世纪50年代，马丁·布伯和美国著名心理疗法学家卡尔·罗杰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意义深长的对话。他们在这场展开差异的对话中，各自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瞬间相遇，在某些见解方面甚至达成了新的共识。马丁·布伯强调重视“我与你”关系的主张，对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这在罗杰斯的“交朋友小组”（encounter group）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罗杰斯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了大量论文，认为要使心理治疗获得成功，除了治疗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之外，治疗者与患者之间深刻的交往与一致感也是很关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治疗就是一种真正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体验。其实，这正是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关系思想在罗杰斯心理治疗观中的再现。布伯对罗杰斯发生主要影响的是，他对所谓的“我与你”关系的性质和作用的深刻解释。布伯强调，“我与你”关系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他用“会面”一词来形容这一情形。布伯认为真正的“会面”具有治疗的功能。在罗杰斯看来，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和传统的指导式治疗家，其与研究对象和当事人的关系就是一种“我与它”关系，而在以人为中心的治疗中，当治疗者处于一种“透明状态”，不将当事人看成一个求助者，而是专注于对方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没有障碍地与对方的现象世界进行交流，这时的关系就非常类似布伯的“我与你”关系（Anderson R．，＆ Cissna K．，1997，29－31）。关系的双方是两个以其本相出现的，不带角色面具的真实的个人，并且这两个人在非常深入的层面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布伯认为，与一个人真诚地交谈而不必扮演某种“角色”，即两个人在一种深刻而有意义的水平上相会，这种深刻的体验有一种治疗的效果。布伯把这一过程称之为“通过会面而治愈”（healing through meeting），罗杰斯也承认这一过程正是在治疗关系最有效的时候体验到的。

但是尽管罗杰斯对马丁·布伯的思想推崇备至，但是他也意识到马丁·布伯仍然是一位犹太宗教观的哲学家，因而罗杰斯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全盘附和，并没有过多强求心灵的隐秘。他只是将布伯的“我与你”关系很好地运用到了治疗中去，强调治疗家与来访者面对面地直接交流，强调治疗者要全身心地倾听来访者的倾诉，要把患者当作正常的生命个体来对待，尊重患者，充分包容患者的各种内心体验，不刻意要求患者按照治疗者提供的模式去发展，在彼此交往中调整内心的状态。

（二）马斯洛对马丁·布伯的推崇与所受影响

马斯洛和马丁·布伯有着同样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背景，这一点，与布伯的经历非常地相近。布伯就此埋下了与人“我与你”对话的渴望，而马斯洛也同样以追求美好生活，使人类生活更为充实为自己的目标。马斯洛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罗洛·梅（R．May）等人的介绍而开始接触存在主义的。但是在所有的存在主义者中，他最为赞赏的是马丁·布伯，对于布伯所认为的神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人与神的关系不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的关系，神永驻你我心中，与你我同一，人的存在或是一种直接的、相互性的两个个人的现在关系，或是一种间接性、非相互性的本质上已观念化的关系；前者是个人真实存在的显现，因为个人只有以他的全部个人角色投入其中，投入到人的关系中，他才是他而不是它等观点，都得到马斯洛的肯定和推崇。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很赞同布伯的观点。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具备深厚的人际关系，对他们具有强烈的爱、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如同布伯所指的“我与你”之间的对话关系。

他认为，布伯对“我与你”关系的描述构成了心理治疗的一种新的范式，因此，在两个深刻交往体验中产生的“我与你”知识比客观的“我与它”知识更有效。他曾经说过：“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关系模式是在心理学中产生人本主义范式的一个实例”（车文博，2001，170，＆ DeCarvalbo R．G．，1991，62）。马斯洛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与你”的范式是以双方的平等与亲密的对话为基础的。布伯的这种人际“我与你”关系的描述还成为马斯洛批判机械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有力武器。同时，他还以布伯对“我与你”关系的描述为基础，提出将人际“我与你”知识作为人的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以补充机械主义心理学所热衷的“旁观知识”的不足。（彭运石，1999，48－97）他认为，机械主义的心理学坚持的是“科学的客观”，是“旁观知识”，是布伯所谈及的“我与它”关系；而他本人所倡导的“道家的客观”是一种“人际的知识”，是布伯的“我与你”关系。马斯洛认为，布伯的思想有助于他打破目前所存在的“科学主义至上”的原则，也有助于激起期待已久的科学理论的革命。布伯的理论对马斯洛具有很大的影响，也受到了马斯洛极大的推崇。但是如果将其认定为“因果论”或是“根源论”，倒不如定义为“平行论”来得更为确切一些。二者虽然有一致的地方，但是用马斯洛的观点来看，这只表明二者都在独立地“反映着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真确的现实”。

（三）皮尔斯人格学说中的布伯思想

20世纪60、 70年代，由于迎合了当时那种感觉自由、经验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哲学潮流，弗里德里希·S．皮尔斯的人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格式塔疗法风行一时。格式塔疗法，也叫完形疗法（Gestalt Therapy），与卡尔·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疗法”和罗洛·梅的存在主义疗法并称为人本主义三大疗法。皮尔斯的人格理论是一种现象学的观点和角度，它更关注于人的生活、人与环境的基础，强调现实中的个人存在与经验。究其渊源，皮尔斯的思想主要受到了存在主义、现象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整体论和东方思想等多种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存在主义为先，而在存在主义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要数马丁·布伯了。（舒尔茨，1988，248）皮尔斯在多次演讲中引用了马丁·布伯的观点。在皮尔斯的人格理论中，“接触”是一个极为基础的术语，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本质就是与各种不同的人、物进行接触，是一种“我与你”关系或“我与它”关系。自我就是“一个接触的系统”，个人是在与环境的接触和相互作用中存在的，并从环境中寻求营养物质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成长，这与马丁·布伯的思想有许多类似和共同之处。马丁·布伯对皮尔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格式塔疗法中，皮尔斯强调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作为两个人的真正接触，强调医患关系的“我与你”，这些都与马丁·布伯的观点是一致的。

皮尔斯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家，他首先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他创建了一套独特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技术，他提出了心理治疗的初级目标和最终目标，强调此时此刻的觉知和直接经验，强调治疗中的医患关系就是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关系，并要在这种“我与你”的接触中解决问题。这既是皮尔斯的格式塔疗法的特点，也是其基本原则。在心理治疗的医患关系问题上，皮尔斯受到马丁·布伯的影响，也坚决反对治疗师扮演掌握患者改变方向的操纵者或权威的角色。但是同样是认为只有患者才能真正地、完全地了解自己的经验世界，皮尔斯却强调了治疗师在治疗中的引导意义，更强调治疗者的参与，要求治疗师不仅仅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对患者提供无条件的完全关注，更要起到积极作用，在“我”与“你”的接触中解决问题。（Perls．F．S．，1993）

（四）弗兰克尔与布伯：寻求生命的意义

维克多·弗兰克尔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医学与存在哲学交界的地方，帮助人们发现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要寻求生命的意义，而寻求存在的完整意义也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马丁·布伯的思想实质。布伯和弗兰克尔都同样有犹太血统，而且他们都在古典的欧洲大学预科受过教育。因此，他们的生活观念包容了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深植于《圣经》传统中的信仰。虽然在用语方面，他们有些差异，但他们都拥有像“交融”、“交际”、“我与你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意义”和“希望”等主题。弗兰克尔对苏格拉底问答法的演变，与布伯把现实看作“两者间范围”、“狭窄”等观念基本相同，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我与你”和“我与它”的相互交织而实现。这一观点是布伯在1923年首次提出来的。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不同的是，布伯和弗兰克尔认为我们并没有创造自己，而是认为我们是所有造物的受托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观点，而是存在的现实。布伯的“我与你”关系作为完整人类自我的模式，是弗兰克尔宗教存在主义的基础。

二、对话哲学对心理治疗层面的影响

在心理治疗层面，他的影响主要是以其对话哲学为基础的对话心理治疗的产生。对话心理治疗主要依靠的是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philosophy of dialogue）和他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对于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甚至是心理分析都具有重大的冲击作用。对话治疗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心理治疗和咨询中的学派，它只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种和对这些人类存在的一套预先假设。这种治疗的态度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最现实、最合理、最有意义的东西来接受，认为这是认识世界和在世界中生存最根本的价值所在。这种治疗强调关系的重要，并把建立完满的“我与你”关系作为咨询和治疗的重点和线索。而治疗的目标正是通过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来寻求一门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探讨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真谛。如果从起源上看，它既不是一种系统的治疗理论，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疗体系，它只是起源于布伯思想的治疗态度而已，但正是这种态度却使众多的心理治疗家为之一振并心悦诚服地予以追随。

对话心理治疗是以相遇为核心内容的，这种相遇是在心理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展开的，它的核心模式是通过相遇而治疗。基于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对话心理治疗思想主要通过十个治疗元素来展现，它们构成了整个对话治疗的关键所在：对话心理治疗是基于“之间”和对“人的内部”（between or the interhuman）的了解而进行的治疗；对话心理治疗强调对“对话”和“他者的肯定”（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alogical）；对话心理治疗是以“我与你”关系（the recognation of“IThou”）而非“我与它”关系（the recognation of“IIt”）为基础的；对话心理治疗强调“通过相遇而治愈”（Healing through meeting）；对话心理治疗是一种无意识（unconscious）；存在的罪疚（Existential guilt）、“包含（inclusion）”和“假想的真实（imagining the real）”是对话心理治疗的元素之一；对话要求交互性的存在（the problematic of mutuality），而保证交互性得以实现的关键则是信任；心理治疗家应该同时站在自己和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从两极上来考虑问题，这就产生出对话心理治疗中的肯定（confirmation）问题；对话心理治疗是关于对话哲学的试金石（the dialogue of touchstones）。

综上所述，尽管布伯认为对话关系是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基础，但他并不想否定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是治疗者以其发展成熟的头脑来影响患者这一仍未成熟的头脑的过程。实际上，布伯提倡的对话治疗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亲和，是一种真正的互惠。它是一种发生在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和正处于成形之中的精神世界之间的交换。马丁·布伯一直坚持的观点是“一切生活皆相遇”，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也无非是这种相遇中的副产品而已，是一种人际相遇的特殊形式。肯定、包含和假想的真实都是心理治疗中的对话的必需。可以讲，对话心理治疗和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关系应该不仅仅属于个别的心理治疗的流派，它应该成为也日渐成为一种意识、一种态度和一种行为，受到各个学派心理治疗家和咨询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