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建议

（一）本研究的不足

笔者认为本研究的选题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是一个好的选题，但由于能力及条件所限，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

● 本研究只对《人民日报》一家媒体1983-2005年的艾滋病主题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条件允许的话，应该选择多方位的媒体，包括印刷媒体（如晚报及近年来的都市报）、电子媒体等进行历时性分析；

● 在传统的议程设置实证研究中，都是把媒介的内容分析与同时期的民意调查结合起来，本研究由于是回顾性研究，不能回到过去，自己去进行调查来了解民众议程，只能收集以往别的机构或学者作的调查结果，而这些调查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在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的问法上没有统一，并且调查的实施时间集中在2000年以后，所以无法用量化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检验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

● 在分析艾滋病防治的政策议程时，有条件的话应该去访谈几位参与制定政策的人，从而了解对政策决策者的触动因素是什么；

● 在一些国外的研究中，是采用量化的指标来描述政策议程，如用政府艾滋病防治的预算来表示政策议程，这样可以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来探究因果关系。但在中国，没有找到合适的量化指标来描述政策议程，曾经考虑过用每年制定的政策文件的数量，来表示政策议程，但不同政策文件的份量是不同的，并且就艾滋病议题而言，由于认识的变化，防治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 艾滋病议题有很多属性，即包括知识性的认知问题，也包括歧视与偏见等态度问题，还包括认知以后的行为转变问题等等，本研究没有细分艾滋病议题的具体属性；

● 本研究最大的不足在于笔者文字表达能力及思辨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本研究停留在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上，希望所要论述的道理不言自明。

在中国抗击艾滋病的过程中，战役刚刚打响，未来会不断有艾滋病相关问题成为新闻事件，艾滋病议题还会持续呆在各类议程上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更加努力，把这个选题继续做下去，对本研究的不足加以弥补。

（二）未来研究的建议1.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

● 关于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可以考虑选取类似环境污染这样的公众可以直接接触、直接感知的议题来进行历时性实证研究，以便同艾滋病议题进行比较；

● 现有的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多是关于议题如何进入议程的，对于一个议题是如何退出各种议程的研究很少，可以作为研究题目；

● 在公众议程的研究中，除了采用民意调查的方法外，可以采用深度访谈、小组座谈会等方法以获得深入的数据；

● 对媒介的把关人进行研究，深入了解某个议题是如何进入媒介议程的；

● 互联网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如研究在互联网时代，一些群体（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性恋、血友病患者、乙肝携带者等）是如何以网络为媒介，联系在一起，组织起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 就艾滋病议题而言，有很多的属性，可以对不同属性的议程设置过程分别加以研究；

● 对于媒介议程，现有的研究多是以出现的报道数量为衡量指标的，但本研究中感到这样做很不足，应该把出现的版面、篇幅的长短也考虑进去，建立综合指标来衡量媒介议程。

2.关于艾滋病议题的传播学研究

● 可以长期研究艾滋病议题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考察在转型期的中国，政策议程、媒介议程以及公众议程是如何互动的；

● 针对流行人口和高风险人群进行研究，了解他们的信息来源，更好地制定艾滋病预防的宣传策略；

● 对于大众媒介和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活动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研究，以制定更有效的宣传策略；

● 由于很多的艾滋病病毒高风险人群，如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可能接触大众媒介不多，所以更要关注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模式的研究；

● 对艾滋病议题的相关属性进行深入研究，如预防知识的认知与行为的改变、歧视与污名的改变等，当然，这样的研究可能历时会很长才能见到变化。

总之，通过本研究，使得笔者开阔了眼界，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更希望本研究能够抛砖引玉，使艾滋病议题的传播学研究深入下去，促进中国的健康传播学科建设，同时，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所帮助。

【注释】

[1]孙江平《艾滋病的社会属性及其在中国的映射》［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4，（10），第470页。

[2]转引自《艾滋病防治媒体报道参考手册》［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同上，第7页。

[4]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5]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6]C. Ham and M. Hill，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Capitalist State. Harvester Wheat sheaf，1993，p.108转引自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7]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8]喻国明《嬗变的轨迹》［M］转引自《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9]George C. Edwards and Ira Sharkansky The Policy Predicament：making&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San Francisco：W. H. Freeman and Company，1978，p.294转引自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10]靳薇《领导干部的调查》［R］2002年版，第2页。

[11]［美］Roger Hilsman《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

[12]《卫生部2004年中国居民艾滋病常识及态度和行为状况研究报告》［R］，2004年，第96页。

[13]王若涛《报道艾滋病的记者要会讲故事》［Z］《艾滋病媒体读本》［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

[14]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5]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16]李希光《媒体商业化与新闻执政》［J］《新闻：政治的幻象》［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