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中国议程设置过程展望

本研究认为，经过了从1983年-2005年的二十多年的发展，艾滋病议题目前已经进入到中国的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由于艾滋病议题与贫困、性别不平等、道德与法律、歧视与污名等问题紧密相关，只要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艾滋病议题就会存在于各种议程中，可能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中国艾滋病议题而言，本研究希望未来的议程设置过程将会有所变化，希望媒介的作用会得到加强，正如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中英艾滋病项目副主任王若涛所说的，希望“媒介成为各方面沟通的一个平台，用参与式、讨论式的方法，（政策）决策者、卫生工作者、艾滋病感染者相互沟通，使得消除误解，加强理解^[13]”。

同时，就更广泛的议题而言，笔者希望未来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中，民意或者说舆论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会更大，媒介在下情上达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即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将会产生影响、公众议程将会影响政策议程。

这种变化可能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但是迹象已经显现出来，如2003年的SARS事件和孙志刚事件被公认为是民意通过媒介影响政府决策的典型^[14]。一般认为媒介的市场化、全球化、信息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市民社会的逐步成长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影响媒介、民意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的变化^[15]。

同时，笔者也希望，媒介在发挥喉舌作用、上情下达时，也会更加注意技巧、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关注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改革，特别要求党报在新闻报道中要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所谓的新闻“三贴近”本质上就是让媒体的议程变成公众议程，把政府所关心的事情和问题变成广大公众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三贴近”也是对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的最基本的要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牢掌握新闻发布规律，使政府的议程、媒体的议程和公共议程三合为一，更有效地引导舆论，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