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媒介议程是如何设置的
就中国的艾滋病议题而言，通过以上章节的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从报道数量还是从报道内容的发展变化来看，媒介议程都是围绕着政策议程进行的，媒介更多是在报道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消息，是围绕着领导人的活动而进行的。
《人民日报》1983年-2005年中的关于中国艾滋病报道多是关于“艾滋病防治/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教育/纪念/抗议活动/影讯/书讯”、“宏观的防治政策/防治会议/领导人活动”、“具体的防治/救治措施/政策的实施”以及“疫情报告/感染者或患者人数报告/死亡报告”。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报道，更多地体现了上情下达的作用。所以，本研究认为，在中国艾滋病议题的报道上，媒介议程主要受政策议程的影响。
《人民日报》1983-2005年累计中国艾滋病主题报道各类内容出现次数（多选）
本结论与传播学议程设置过程理论有所不同，在传播学议程设置过程理论中是议题先进入媒介议程，媒介可以直接对政策议程有影响，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从而间接来影响政策议程。
但议程设置理论是在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下产生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石是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为主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也是美国大众传播业维持其独立性和职业地位的基础。大众媒介在美国被称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体现在监督政府和官员、影响选举、作为民众和利益集团的表达渠道，以及为公众和政府设定议程并影响行动方向。在这个大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得以产生，提出了媒介议程决定公众议程，从而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
由于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在政策过程中，在西方国家，媒介更多地是作为议程创建时的要求通道和政策制订过程中各方进行博弈时的议题游说者，而一旦政策出台，媒介往往也不站在政府一方为其进行宣传鼓动。而在我国，情况则恰好相反，媒介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宣传和动员上。[44]”
在我国传统的新闻体制中，大众媒介，特别是党报，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的，毛泽东早在1948《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即在党和政府同社会的信息交流过程中，公开的大众媒介主要承担下行政治沟通的功能，主要角色可以概括为“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
在我国传统的新闻体制下，“对于往往反映了社会制度性缺陷的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更是担心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而不能公开，它们更多地是通过内参或其他高度封闭的传播系统进行。[45]”
艾滋病议题首先是一个传染性疾病问题、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对这类议题的媒介报道，中国政府有相应的规定。
1989年卫生部发布《关于授权公布传染病疫情的通知》，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可以决定及时如实地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疫情，但发生鼠疫、霍乱、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爆发性大流行的疫情，以及艾滋病、性病病例，在对外通报和公布前须征得卫生部同意。通知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准对外通报、公布和引用未经公布的传染病疫情。”[46]
在此之前的1960年代，《健康报》也发生过因为报道了某些地区出现霍乱的详细疫情，而把印出的报纸全部收回，编辑部向卫生部作专门检讨的事件。[47]
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中国日报》在1988年1月26日向国外报道了甲肝疫情，公布了患病人数，这一举动曾被认为“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48]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艾滋病议题的媒介报道，政策文件中的规定也有所变化，从原来的限制报道到强制要求报道数量必须达到一定要求。
在我国防治艾滋病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明确提出：宣传教育部门及大众传播媒介要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中央和省级电视台、广播电台的第一套节目每周至少播放一次艾滋病性病防治、推广无偿献血的公益广告或有关节目。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报纸每周至少刊登一次预防艾滋病性病、推广无偿献血的报道或公益广告。中央和地方影响较大的有关期刊也要适当刊登有关文章和公益广告。
2004年4月15日国艾办专门印发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方案（2004—2008）》，对于大众媒介的宣传频度给出了具体的要求：
● 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文艺等各类节目要将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内容列入日常规划，积极宣传艾滋病防治工作信息和防治知识，有关卫生健康栏目以突出科普知识教育为主。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以及各省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要在黄金时间和主要频道播出艾滋病防治及其相关知识的节目或公益广告，保证每周播出不少于两次，并不断增加播出频次；在重点地区和高流行地区要设立固定栏目进行集中宣传，平均每天播出一个以上有关节目或公益广告。
● 全国各主要报纸、期刊要定期刊登艾滋病防治及其相关知识的文章或公益广告，保证报纸、期刊媒介每年刊出公益广告的版面不少于发布商业广告版面的3%。到2005年，全国各主要报纸、期刊达到每周或每期刊登一次以上；各省级主要报纸、期刊（发行量居前五位）要定期刊登，重点地区或高流行地区达到每周或每期刊登一次以上，其他报刊类每月也应有相应内容；刊载率要逐年提高，到2008年，全国和各省级主要报纸、期刊达到每周或每期刊登两次以上；重点地区和高流行区达到每周或每期刊登两次以上；
● 各主要互联网站要设有艾滋病防治和相关知识的宣传栏目，内容定期更新并与本站主页建立直接链接。到2005年，三大门户网站（搜虎、新浪、网易）均应设有宣传专栏和直接链接，主要综合类网站的专栏设置和直接链接率达到80%；到2008年，主要综合类网站的宣传专栏和直接链接率达到100%。
在中国，除了大众媒介的艾滋病议题报道可以影响公众以外，还有直接面向民众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也称为健康教育，这类活动主要是通过散发招贴画、小册子等宣传品，或者通过展览的方式而进行，一般多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进行。
伴随着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发展变化，针对普通民众的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的策略也经历了演变的过程[49]。
在1980年代初期，是以“恐吓”为主的宣传教育，将艾滋病描述成“超级癌症”、“世纪瘟疫”等，使得公众视艾滋病为洪水猛兽或妖魔，心存恐惧、迷惘，并对如何预防无所适从；艾滋病病人受到亲友和社会的疏远乃至敌视。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采用的宣传策略是遵纪守法、遵守性道德、不性乱等说教式宣传为主，并将艾滋病与道德败坏、行为不检点及违法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得公众认为“艾滋病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是那些道德不好的人才会得的病”，促进社会公众对一些边缘人群（注射吸毒者、暗娼、男男同性恋）及感染者的歧视，给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是以“高危人群”干预为主的宣传教育，突出“高危人群”与艾滋病流行的关系。把艾滋病视作某一类人特有的疾病，结果使得公众认为：“我不是高危人群”或“我不接触高危人群”，所以我没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青少年艾滋病防护意识差。
1990年代末期至今针对“高危行为”宣传教育，以大力宣传“安全性行为”及安全套推广运动为标志，注重如何让人们认识到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及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方式，而不是强调“高危人群”在艾滋病传播中的作用。目的是使普通公众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多性伴不使用安全套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危险行为，普遍在婚前性行为及多性伴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2000年至今宣传教育的重点是反歧视与促进感染者积极生活，注重引导公众从科学、正面的角度认识艾滋病及感染者，不以文化、道德、价值取向判定感染者“有辜”或“无辜”，通过积极、正面的感染者生活报道，消除公众的恐惧心理。目的在于使公众对艾滋病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消除了恐惧心理，对感染者更加理解与宽容。
总之，本研究认为，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艾滋病议题的媒介议程以及宣传教育的策略主要受政策议程的影响。
【注释】
[1]James W. Dearing，Evererr M Rogers. Agenda-Setting［M］.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p.28.
[2]James W. Dearing，Evererr M Rogers. Agenda-Setting［M］.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p.18.
[3]Everett M. Rogers，James W. Dearing& Soonbum Chang. AIDS in the1980s: the agendo-Setting Process for a Public lssue［J］. Journalism Monographs，1991，p.126.
[4]Arvind Singhal，Everett M.Rogers Combating AIDS：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ction［M］. Sage Publications. 2003，p.124.
[5]景军《艾滋病检测与反歧视的必要》［Z］.《媒体记者与艾滋病报道培训讲义》，2005年。
[6]任学峰《艾滋病防治媒体报道参考手册》［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28页。
[7]Roger W. Cobb Charles D. Elde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es：The Dynamics of Agenda-Buliding,Baltimore：Johns Hopkings Press，1972.
[8]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171-172页。
[9]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2-75页。
[10]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1]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12]谢明《政策透视：政策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_32页。
[13]刘仁富 杨孟君《卫生政策制定形式》［J］.《中国卫生政策》，1990年，第7期，第51页。
[14]颜江瑛陈秋兰马彦民索罗丹Myron Cohen《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政策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年11月第26卷，第11期，第855页。
[15]颜江瑛陈秋兰马彦民索罗丹Myron Cohen《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政策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年11月第26卷，第11期，第855页。
[16]James W. Dearing，& Evererr M Rogers，Thousand Oaks［M］. Thousand Oaks，CA：Sage1992，p.18.
[17]肖明丁迈《精确新闻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112-113页。
[18]James W. Dearing，& Everert M Rogers，Thousand Oaks［M］.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p.18.
[19]James W. Dearing，& Everert M Rogers，Thousand Oaks［M］.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p.35.
[20]《人民日报社简介》，www.peop1e.com.cn.
[21]《人民日报广告部对外简介》，www.peop1e.com.cn.
[22]《人民日报社简介》，www.peop1e.com.cn.
[23]李本乾《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编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文件汇编［Z］第63页。
[2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编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文件汇编［Z］第64页。
[26]James W. Dearing，& Evererr M Rogers，Thousand Oaks［M］.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p.17-18.
[27]张世琨《预防艾滋病项目评估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
[28]靳薇《对领导干部防艾意识调查》［R］，第3-4页。
[29]靳薇《对领导干部防艾意识调查》［R］，第4页。
[30]张世琨《预防艾滋病项目评估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
[31]《2004年中国居民艾滋病常识及态度和行为状况研究报告》卫生部网站下载。
[32]www.peop1e.com.cn2004_05_13
[33]张世琨主编《预防艾滋病项目评估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16_17页。
[34]任学峰等主编《艾滋病防治媒体报道参考手册》［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35]颜江瑛陈秋兰马彦民索罗丹Myron Cohen《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政策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年第11期，第857页。
[36]李希光周敏主编《艾滋病媒体读本》［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37]郑锡文等《云南瑞丽县225例吸毒者吸毒行为及HIV感染危险因素初步调查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1，（12）：第12-14页。
[38]宋薇等《1977-1993年我国性病流行病学分析》［J］.《疾病监测》，1995，（2）：第57_60页。
[39]http://cssd.acca21.org.cn/2003/news0121.htm1
[40]任雪峰等《艾滋病防治媒体报道参考手册》［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41]颜江瑛陈秋兰马彦民索罗丹Myron Cohen《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政策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11）：第859页。
[42]颜江瑛陈秋兰马彦民索罗丹Myron Cohen《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政策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11）：第859页。
[43]血友病病例来自http://www.chain.net.n/forum/bbs/bbs2_detai1.phppid=16565&no1ei=1&co1or=
[44]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45]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6]陈绚著《新闻道德与法规：对媒介行为规范的思考》［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47]李清川《传媒与艾滋病》［Z］《艾滋病的社会免疫》［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48]同上。
[49]整理自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任学峰在2005年12月艾滋病与媒体报道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