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政策议程是如何设置的

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需要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和输出政策的能力却是很有限的，因此，只有一部分社会问题才能进入政策议程。

从我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的发展变化情况来看，政策的制定与当时艾滋病流行情况紧密结合，体现出我国政策制定遵循了一定的优先策略；政府决策层从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承认艾滋病的威胁发展到现在的高度关注；政策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操作性增强，更利于实施；政策制定注重人权与伦理，考虑到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需求，同时高危行为干预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善^[42]。

在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一些艾滋病防治的医学专家，如曾毅、桂希恩、高耀洁的努力和奔走呼吁也功不可没。2000年，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在中科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上发表演讲：“假如我们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损失可高达人民币4600亿元到7700亿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使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辛勤建设的所有成果化为乌有……”

中国科学院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为了避免未来危机，政府应该迅速加强控制艾滋病的措施。同时，大量医学专家呼吁政府增加抗击艾滋病的力度。

另外，一些有组织的或无组织艾滋病感染者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在推动艾滋病议题进入政策议程也起到一定作用。感染者联合起来的事例多是河南因有偿献血感染者和血友病中的感染者。

1999年3月3日，感染者宋鹏飞及其父母发表“给中国消费者协会、卫生部、人大代表和新闻界的公开信”。

2001年5月9日，5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感染者来到武汉，走向媒体，寻求公众理解和帮助；5月30日，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7名村民来到北京，并带来一封请愿信，寻求帮助；2001年11月10日，9名来自河南睢县的感染者和部分北京地区的社会工作者和记者共同签署“致全国艾滋病大会组委会的一封信”，呼吁即将召开的全国性病艾滋病大会、中央和河南地方政府，关注河南农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情况，给予紧急的医疗帮助。

2002年元月22日，来自河南睢县东关村的感染者代表在北京向卫生部和国际援助机构递交一份该村86名感染者及其亲属的呼吁书，寻求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与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比起来，因患血友病输入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的人联系更加密切，更加有组织，有专门的代表来反映群体的要求。

1998年上海发现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患者，经病人相互传递信息和媒体报道后，上海地区曾经使用过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凝血因子产品的血友病人相继做了检查，现在已经发现感染艾滋病患者64名。

2000年上海血友病感染者集体法律诉讼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要求其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并做出赔偿，但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拒绝对此承担责任。2001年底，上海的感染者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人道救助及疾病的全面免费治疗。

2003年11月，全国部分血友病感染者联名写信给温家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反映中国血友病感染者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救治和关怀，法律给予的公正。

2003年12月卫生部办公厅发布了162号文件《关于做好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有关救治问题的通知》，促请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当地卫生厅予以重视，参照上海血友病感染者的救治方法，解决好患者们免费治疗和生活救助事宜。

但是，各地方政府以发生地不在当地，责任人明确及种种理由，拒绝对血友病感染者进行治疗和生活救助。各地的感染者分别上访或写信致当地省长、卫生厅长，请求治疗及生活救助。

2004年7月在泰国国际艾滋病大会上，血友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阚志明向卫生部王陇德副部长递交了中国血友病感染HIV情况报告，与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艾艾滋病控制中心主任沈洁进行了交流。在卫生部的干预下，目前，各省已知的血友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全部获到了抗病毒药物免费治疗^[43]。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到，艾滋病感染者可以通过上访、给政府官员写信等渠道来反映自己的呼声。

另外，艾滋病感染者反映情况的另一个渠道就是大众媒介，在2000年以后，一些地方性媒体报道过河南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以及血友病患者因输入第八因子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但在《人民日报》没有体现，可能通过内参等形式下情上达了。

总的说来，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定是自上而下的。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从政策的制定上看，还是为了应对当时所出现的问题，紧紧围绕着艾滋病流行的客观事实进行的。所以，本研究认为就艾滋病议题而言，真实世界的客观事实是政策议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组织、精英人士、利益团体的影响也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