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众议程
从本质上看，公众议程是一个众人参与的讨论过程，是一个问题从与其有特殊联系的群体逐渐扩展到社会普通公众的变化过程，即一个问题引起相关群体的注意，进而引起更多人的兴趣，最后受到普通公众的关注。问题扩展的活力，取决于问题自身的特性。科布和艾尔德指出：一个问题的定义越模糊（特殊性的程度）、社会意义越大（社会重要性程度）、长期的关联性越大、越不具有技术性、越缺少明确的先例，则这个问题到达更广泛的公众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议程设置的研究中，公众议程的测定与研究议题的两种传统有关：
一种是在研究中同时涉及多个议题，一般是6-8个，如经典的McCombs和Shaw以及G. Ray Funkhouser的研究，这类研究所涉及的是特定的研究时点。在这类研究中，公众议程的测量是通过对民意调查中的民众认为重要的问题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然后把内容分析中得到的媒介中关于各个议题的出现次数的多少也进行排序，如下表列出了G. Ray Funkhouser的主要研究结果。
表3-4-1 Funkhouser研究中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
来源：*转引自James W. Dearing，& Evererr M Rogers，Agenda-Setting.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第43页。
**转引自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公众议程一般是通过民意调查来完成的，在样本中，个人被讯问“你认为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this country today？），这种问法最早是由乔治·盖洛普（George Ga11up）在1935年设计的，也被称为MIP问题（最重要的问题，Most Important Prob1em）。这种MIP问法的最大好处就是因为是开放式问题，所以对被访者没有任何的提示。
但这种MIP问法也是有一些缺点，如G. Ray Funkhouser认为“国家面临的问题”就在提示被访者聚焦在媒介是任何说的。如果改为询问“目前你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What is themost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you today？）或“你觉得政府应该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What is themost important prob1em that you feel our government should try to solve？），那么，结果将会与盖洛普的MIP问题的答案有所不同。
公众议程测定的另一种传统是历时性研究，探究一个议题随时间的变化在媒介中出现次数的起伏。如Rogers等人的艾滋病议题的研究。在历时性研究中，可以询问类似的MIP问题，如，“你认为环境问题的重要程度如何？”或“你认为毒品问题是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吗？”，在美国进行的有关毒品（drugs）的研究中，在1989年的全国性民意调查中，有54%的美国人认为毒品/麻醉品问题是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两年后，由于“毒品战争”（War on Drugs）的议题被其他议题挤出了议程，只有4%的美国人认为毒品/麻醉品问题是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26]。
虽然在历时性研究中可以用类似的或改良的MIP问题，但如果历时过程比较长，所研究的议题很难长期保持在重要程度上。Craig Trumbo在对全球变暖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ECI（Extreme Concern Index）的关心指数的测量方法，即有许多不同的问题共同构成ECI，Craig Trumbo的研究（1995）证明ECI指数与媒介议程相关。
由于中国的民意调查发展较晚，关于艾滋病议题的民意调查开展得比较晚，无法做到从1983年开始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所以无法对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之间进行历时性比较。
本研究采用二手资料分析的方法，以五项调查结果作为测量公众对艾滋病议题的了解和关心程度，来说明目前艾滋病议题已经进入了公众议程。下面按访问实施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分别加以说明。
（一）计生委2000年12月调查结果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支持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00年12月组织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项目基线调查，在北京、上海、黑龙江、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河南等省的七个县区中，随机抽取10个行政村/居委会，每个行政村/居委会顺序调查100户，每户随机抽取1名年龄在15-49岁的人作为调查对象。有效样本量为7053人，调查方式入户面访、访问员提问[27]。
调查结果表明被访者中有80%多听说过艾滋病，没有听说过的近20%；对于“艾滋病是否会传染？”，有72%的人知道艾滋病会传染；对于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有一半的人知道“性交”可以传播艾滋病，知道“输血”、“共用吸毒器具”以及“母婴传播”的比例分别为35%、17%以及13%；有一半的人知道“艾滋病不能被治愈”，有62%的人知道艾滋病能预防。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是多选题，表示“关心”、“同情”的比例分别为33%和23%，30%的人表示要“避免接触”，还有9%的人表示“厌恶”。
（二）中央党校2001-200年调查结果
2001-2002年中央党校靳薇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对中央党校中青班、西部班、进修二班等几个班级的学员共71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这710人是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澳门行政特区的地厅级领导干部，男性占86.7%，女性为13.3%，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占67%、研究生占33%。
这些接受调查的中央党校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的地厅级领导干部，是《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
各有49.2%的人认为“很有必要”以及“有必要”来了解艾滋病，认为“不必要”了解艾滋病的只有1.5%。96.5%的人同意“艾滋病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传染病”。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地厅级领导干部被调查者虽然“对艾滋病名称和危险性的认知较高”，但“对艾滋病发展的上升趋势估计过低”[28]。
被调查对象中认为“艾滋病目前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受威胁最大的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说法正确的占47.4%、不太正确的占40.3%、认为这个说法错误的占8.2%、“不知道/无回答”的占5.6%。
对于“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威胁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说法，被调查对象中认为正确的占65.1%、认为“不太正确”的占25.1%、认为“错误”的占5.1%、“不知道/无回答”的占6.6%。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相关知识的了解，调查表明“相当数量的人对不可能传染的途径心怀恐惧[29]”：
表3-4-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中央党校调查）（%）
还有近10%的领导干部不清楚“已有药物能抑制和延缓艾滋病的发展进程，但目前艾滋病仍不能治愈”，有近20%的人误以为已经有了能预防艾滋病的疫苗。
对于什么人得艾滋病，领导干部中也存在一些误区。10%的人非常同意、26%的人比较同意“只有卖淫嫖娼者和同性恋者才会感染艾滋病”；11%的人非常同意、28%的人比较同意“只有吸毒等堕落的人群才会感染艾滋病”。
在如何对待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方面，被调查者态度如下表所示：
表3-4-3 如何对待艾滋病感染者（中央党校调查）（%）
控制艾滋病扩散，应采取什么措施？被调查者中有24%非常同意、36%基本同意“大力扫黄打黑是防止艾滋病扩散的唯一途径”，绝大多数的人（近99%）非常同意或基本同意“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机制，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
（三）计生委2003年8月调查结果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03年8月15-20日在北京昌平区和密云区、黑龙江东宁县和萝北县、上海静安区和普陀区、河南上蔡县和遂平县、广东惠东县和博罗县、广西百色市田东县和右江区以及海南三亚市等13个区县中，随机抽取10个行政村/居委会，每个行政村/居委会顺序调查100户，每户随机抽取1名年龄在15-49岁的人作为调查对象。有效样本量为12998人，调查方式为入户面访、访问员提问[30]。
调查结果表明，被访者中有96%多听说过艾滋病，没有听说过的近4%；对于“艾滋病是否会传染？”，有91%的人知道艾滋病会传染；对于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有80%的人知道“性交”可以传播艾滋病，知道“输血”、“共用吸毒器具”以及“母婴传播”的比例分别为76%、57%以及54%；有63%的人知道“艾滋病不能被治愈”，有88%的人知道艾滋病能预防。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是多选题，表示“关心”、“同情”的比例分别为66%和59%，32%的人表示要“避免接触”，还有9%的人表示“厌恶”。
（四）卫生部2004年4月调查结果
2004年4月3-20日卫生部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太原、长沙六个城市、辽宁锦州北宁、河北石家庄辛集、陕西咸阳兴平、广东阳江市阳东县、河南信阳浉河、云南昭通六个小城镇以及上述六个小城镇下辖的6个农村地区对年龄在18-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面对面问卷访问。
所采用的抽样方法可看成是概率抽样，城市和小城镇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循“居委会总体→样本居委会→样本户→个人”的程序。农村地区使用整群抽样方式，即在每个小城镇下选择一个行政村，并在行政村中选取2个自然村，对选中的自然村内的每一户家庭均实施访问，访问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居民，若受访者家中有1个以上的合格对象，则按照生日最近法在受访者家中确定唯一的目标访问对象。加权分析前样本量为3247；加权分析后样本量为3247[31]。
调查结果表明：城乡居民艾滋病知晓率为94%；有90.4%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传染；对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性的正确认知率为57.6%；城乡居民艾滋病病毒测试知晓率为40.2%；城乡居民艾滋病病人与病毒感染者的区分率为40.8%。
69.9%的城乡居民能够正确认识到咳嗽和打喷嚏不会传播艾滋病；57.1%者能够正确认识到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办公用品，共同办公不会传播艾滋病；50.2%者能够正确认识到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餐具，共同进餐不会传播艾滋病。而对于蚊虫叮咬以及与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马桶、浴室、游泳池等公共设施是否能感染艾滋病，城乡居民的认识不够清晰，分别仅有33.0%和29.8%者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城乡居民对于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有79.4%的人知道“使用针头、注射器、牙科器械这样的器具时，必须是一次性的或经过严格消毒的”；73.5%知道“输血时应该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的血液”；仅有53.6%的人知道“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
在回答“您觉得一个人得艾滋病与他的道德品质有关系吗？”有29.8%的人认为有关系，23.0%者认为没有关系，41.0%者认为有没有关系要视他感染艾滋病的途径而定。随着学历水平的上升，居民对于艾滋病与道德品质的关联性认识程度逐渐降低。
“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能否像正常人一样入学或就业？”在被访的城乡居民中，49.8%者明确表示可以，36.1%者明确表示不可以，5.5%者表示无所谓，7.6%者表示说不清楚。居民对于艾滋病病人/感染者的入学/就业权利的态度随着学历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开放。在小学及以下学历居民中，只有42.2%者认为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入学和就业，这一比例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居民中上升至68.9%。
“艾滋病病人或其疑似患者是否应该享有疾病隐私权？”47.4%的城乡居民赞同他们享有这一权利，42.1%者反对他们享有这一权利，另有10.3%者表示说不清楚。本科及以上学历居民对于艾滋病人隐私权的认同度最高，在该学历居民中，62.2%者赞同“各医疗机构无权将艾滋病人的情况告诉第三人”的规定，这一比例在小学及以下学历居民中为48.1%，在初中学历居民中仅为45.0%。
“如果一个同事或者一个共同劳动的人得了艾滋病，您还愿意与他继续共事或者是继续一起干活吗？”59.8%的城乡居民明确表示不愿意，远远高于表示愿意者比例28.5%，另有11.2%者表示说不清楚。
当向不愿意与感染艾滋病同事继续共事者探询他们不愿意与之继续共事的原因时，怕被传染是最主要的原因（84.2%）。35.1%者表示虽然从道理上知道日常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但心理总是不踏实，还有16.7%者表示不愿与之继续共事是因为瞧不起得艾滋病的人。
城乡居民最想获取的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依次是艾滋病的预防措施（61.2%）、艾滋病的传播途径（47.4%）、艾滋病的病理知识（30.7%）、艾滋病的症状表现（27.6%）和艾滋病的治疗方法（22.9%）。
谁应该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负主要责任？中央和各级政府被城乡居民列为首要责任者（32.4%），艾滋病患者自己（19.9%）、卫生行政管理部门（16.1%）、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16.0%）位居其后。
城乡居民对于政府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期望主要体现在：希望政府严厉打击卖淫嫖娼（83%）、严厉打击吸毒（68%）以及保证医疗用血的安全（63%）。
表3-4-4 城乡居民对于政府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期望比较
续表
尽管目前艾滋病还不能被治愈，64%的居民对于人类最终战胜艾滋病还是有信心。
（五）《人民日报》及人民网2004年4月调查结果
2004年4月下旬《人民日报》及人民网通过在报纸上刊登问卷，请读者自填后邮寄回来以及在人民网发布问卷，自填发送的形式，对《人民日报》读者和人民网网友进行了调查[32]。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艾滋病，90.6%的人知晓“目前尚无有效疫苗”，50.2%的人知晓“可通过抗病毒治疗抑制”。
对于艾滋病的感染途径，97.3%的人知晓“通过输血、针管等血液途径传播”、98.2%的人知晓“性传播”，93.8%的人知晓“母婴传播”。但还有11.3%的人误认为艾滋病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用过的物品”传播，2.2%的人误认为“一般身体接触”可以感染艾滋病。
对于控制艾滋病最有效的办法，80.6%的人认为“积极预防、洁身自好”，但也有6.1%的人认为应当“隔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对于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形势，58.7%的人认为“非常严重”、40.1%的人认为“严重”。
对于在部分艾滋病防治试点地区给吸毒发放针具的防治措施，40.5%的人认为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积极举措”、50.1%的人认为是“对艾滋病高危人群进行干预的有效手段”、还有9.4%的人认为是“纵容吸毒”。
当问及“你的亲友或同事中有人感染艾滋病，你的交往态度”时，有36.0%的人愿意“继续保持日常性交往”、有59.5%的人愿意“只保持礼节性接触（如握手或交谈）”、还有4.5%的人表示“不再交往”。
（六）公众对艾滋病的认识情况
综合以上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艾滋病议题已经进入了公众议程，公众对于艾滋病的知晓程度已经很高，民众已经意识到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形势已经比较严重，艾滋病问题是我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 公众已经知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对于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
● 由于公众对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三种途径有了充分了解，一部分公众认为艾滋病仅是特定人群的疾病，如性工作者、吸毒者等。从而导致公众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患者还存在着歧视和污名；
● 公众对于不可能传播艾滋病的途径还有一定的错误认识，如蚊虫叮咬、共用卫生设施（如马桶、游泳池等）；
● 由于对感染途径存在错误认识，害怕被传染，导致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存在着恐惧心理；
● 公众对于性活动时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和其他性病有一定的了解，但行动和认知还有一点差距；
● 公众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存在一定误区，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主要是政府和卫生部门的事情。
● 民众希望政府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卖淫嫖娼、严厉打击吸毒现象，隐含着民众对于目前政府已经采取的针对高风险人群的一些干预措施，如性工作者100%安全套、针具交换以及美沙酮替代疗法了解不足，对政府的做法可能不能理解。
（七）公众议程的影响因素
从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来看，艾滋病在我国仍处于低流行状态，并且绝大多数感染者并没有被检测出来，还处于隐蔽状态。所以艾滋病问题不是广大民众能直接感知的问题，更多的是从媒介上来了解和认识的，是从宣传教育活动中得知的。
多项民意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国家计生委2000年及2003年进行的两次调查中，被访者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主要是通过相关的电视节目、计划生育部门的宣传教育及相关书报等途径获得的[33]：
表3-4-5 艾滋病知识获得途径（计生委调查）（%）
续表
在卫生部2004年的大规模调查中，城乡居民对新闻、电视上的公益广告和专题报道/对艾滋病人的深度访谈这三种方式印象深刻，分别有64.9%、60.0%和37.3%被访者表示这三种传播艾滋病相关知识或信息的方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表3-4-6 印象深刻的艾滋病知识传播方式（卫生部调查）
总的说来，由于艾滋病在中国还属于低流行，绝大部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不自知，或者自知以后并没有公开病情，所以普通民众对艾滋病议题不易直接感知，对艾滋病议题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介和一些宣传教育活动而获得的。所以，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