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实世界指标

按照Everett M. Rogers和James W. Dearing的定义，真实世界指标（Real-world Indicator）是一个用于测量一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或危害程度的客观变量^[1]。真实世界指标描述的是某个问题的客观情况。

在议程设置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用单变量（single-variable）指标来描述真实的世界，如每年与毒品相关的死亡人数、失业率等等。真实世界的指标的构造取决于一个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有的学者是构造一个复合的指标，从多个组成方面来测量议题的严重程度。比如在美国的环境保护议题的研究中，用到了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石油泄漏（oil spills）、固体垃圾（solid waste）等指标来建构真实的世界^[2]。

在Everett M. Rogers等人（1991）关于美国艾滋病议题的研究中，用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作为表示艾滋病问题严重程度的客观指标，研究认为真实世界指标与政策议程没有关系，证据是在1993年中，美国联邦政府在三种疾病上投入的经费与死于三种病的人数没有关系。美国政府在艾滋病的研究中投入13亿美元，在癌症研究方面投入20亿美元，在心脏病研究中投入7亿7千万美元，而在1993年中，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为3万4千人，死于癌症的为50万人，而死于心脏病的人数为70万人。该研究认为是对健康问题的理解影响了政策的决策，而不是真实世界的死亡率指标。

虽然在美国艾滋病议题的媒介议程的设置过程中，反映客观世界真实情况的艾滋病感染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的数据没有发挥重要作用^[3]。但在其他的一些国家，真实世界的指标在艾滋病议题进入国家议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泰国和柬埔寨，商业性工作者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就是觉醒的信号。泰国的艾滋病流行已经很严重了，但政府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989年，一项调查显示清迈的性工作者中44%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病毒已经开始向普通人群扩散，艾滋病不再被看成是外国人的病。这个事实促使泰国Mechai Viravaidya领导的政府在1991-1992年开始艾滋病防治行动。1995年在柬埔寨，一项类似的调查表明商业性工作者中有38%的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健康部门官员安排了国家领导人与几个住院感染者见面交谈。在泰国和柬埔寨的例子中，真实世界的指标和有影响力的人物或情感的面对，构成了议程设置过程的触发因素^[4]。

在本研究中，考察的是艾滋病议题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客观的事实是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如果为了与Everett M. Rogers等人的研究进行比较，应该以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作为表示中国艾滋病问题严重程度的指标。但由于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晚于西方国家，并且艾滋病病毒感染后有8-10年的潜伏期，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量的艾滋病患者的死亡情况。另外，由于艾滋病患者最终死于很多机会性感染，在我国的临床医学统计上没有把死亡原因列为艾滋病，所以，找不到关于中国的历年的死于艾滋病的人数报告。

另一个理想的表示中国艾滋病流行状况的指标应该是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以及艾滋病患者人数，但中国目前情况是，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感染者还处于未知状态，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的《2004年全球艾滋病流行状况报告》，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目前已达3800万，但知道自己感染了HIV的人仅仅占感染者总数的五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感染者中有95%的人还没有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按照中国政府2004年底公布的数据推算，中国的感染者知情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为9%^[5]。所以在中国，关于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人数都是采过流行病学的方法，通过哨点监测数据而估计得到。由于每年的哨点的数量不同，所以对感染者和患者的总量的估计的准确程度不同，并且，哨点监测也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展的。

所以在本研究中，以中国卫生部每年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数作为描述中国艾滋病问题严重程度的客观指标，报告的感染者或病人是指已经被检测出来的，是已知的。从本研究的目的来看，关心的是真实世界客观指标与媒介议程、公众议程以及政策议程的关系，关心的是从1983年到2005年的变化趋势，所以，利用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数来描述中国艾滋病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合适的。

从1985年开始，中国历年的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人数如下表所示：

表3-1-1　中国历年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人数

续表

数据来源：表中2005年的数据引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吴尊友《中国工商界在应对HIV/AIDS中的作用》演示报告，www.chain.com.cn），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于《中国防治艾滋病联合评估报告2004》（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工作组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十个发起组织2004年12月1日第5页）

一般认为，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6]，即1985-1988年为传入期，1989-1994年为扩散期，1995年至今为增长期。本研究为了比较艾滋病流行的事实与媒介议程、政策议程的关系，把艾滋病的流行的第三个时期增长期细分为两个阶段，1995-2002年以及2003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