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艾滋病议题的研究综述
在关于中国的媒介艾滋病报道现状的研究的综述中，包括了台湾学者所作的研究。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对媒介艾滋病报道情况的研究集中在三个学术单位，一个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徐美苓及其同事，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另一个是李希光领导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一）徐美苓的研究
徐美苓有关艾滋病议题的研究集中在1997年-1999年间，三篇研究成果全部发表在《新闻学研究》上。
徐美苓和黄淑贞（1997）在《艾滋病新闻报道内容之分析》中，为了考察台湾媒体如何建构和呈现艾滋病相关议题，以1995年11月至1996年3月间台湾十一家报纸的551条艾滋病议题报道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台湾的）艾滋病新闻报导内容以在医药保健版面为主；报导议题的分布则以宣导活动、个案报导与防治工作为主；消息来源的选择上仰赖医护人员、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单位与官员；报导品质的缺点以仰赖单向消息来源或消息来源不明的情形居多，语言模糊艰涩、报导作断章取义的归因以及耸动具歧视意味等次之。[42]”
徐美苓（1998）在《艾滋病报导的议题与消息来源设定》研究中，以大台北地区1995-1996年以及1996-1997年艾滋病防治主要宣传教育期间，所出现的相关新闻报导为例，分析媒体所强调议题、引用消息来源与受众所重视议题与信赖消息来源之间的关联性，并进一步检验了媒体内容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看，采用内容分析来分析报纸如何呈现艾滋病内容，研究对象是1985年11月1日-1986年3月31日以及1986年11 月1日-1987年3月31日；电话调查访问则用以探讨民众对艾滋病相关工作重要性与可信赖的消息来源的情形，第一调查样本量为18岁以上的居民1111名，第二年样本量为1156名，其中包括接受过第一次调查的399人。
研究结果显示：“报纸内容（包括与艾滋病有关的议题与引用的消息来源）与受访民众对艾滋病的认知之间，的确有强而正面的相关，其中又以第一年数据以及两年大样本的系数值较高。然而透过交叉时差效果的计算，却只有新闻议题与公众议题存在有因果关系。[43]”
研究表明，媒介的艾滋病议题报道内容以防治工作、宣导活动与个案报导为主，同民意调查的结果相符。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上，两年分析的资料都显示：新闻媒体的报导多仰赖医护人员、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单位与官员。
徐美苓（1999）在论文《关怀在爱滋蔓延的时代里-阅听人对倡导广告的接受度研究》以关怀艾滋病患者的平面公益广告为例，通过不同的信息诉求与内容设计，探究受众对倡导主题的注意、喜爱与相信程度以及所影响的相关态度与行为意向。该研究采用2（情感诉求）×2（行动诉求）×3（代言人）的三因子实验设计，共招募346名18-25岁的受试者参与正式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44]，受试者较喜爱使用温馨诉求的公益广告；使用不悦诉求的广告比使用温馨诉求者较易引起受试者的注意，但两种情感诉求的使用对受试者对广告的采信程度、对艾滋病患态度以及帮助艾滋病患意愿上并无显著差异。此外，在广告信息中提供诱因或解决方法比没有提供者更能增进对信息的采纳相信程度，但行动呼吁诉求使用与否对受试者在信息的喜爱程度、态度与行为意向上并未显示差异；三种代言人诉求对受试者的信息接受程度以及三个自变量之间的各阶交互作用皆未达显著。
徐美苓等台湾学者进行的关于媒介报道艾滋病议题情况的研究对后来的大陆学者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分析媒介艾滋病议题所采用的内容分析的编码表，后续的很多研究都借鉴或参考了这份编码表。
（二）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艾滋病议题的研究主要是由硕士研究生完成的，研究成果体现为硕士毕业论文及在此基础上改写的论文。多数的研究是从艾滋病议题是健康传播的龙头这个视角展开的。
张自力（2001）在《新闻大学》2001年秋季刊的《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以及新传播资讯网网上文章《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介绍了关于健康传播的几个概念、健康传播研究发展历程。认为新世纪健康传播的特点是：1健康传播内容的更新，从提供生物医学知识转变到促进行为改变；2健康传播方式的更新，即以社区/分群受众为基础的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特点为一体；3健康传播技术的更新，即互联网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应用有极大的潜能；4健康传播将向专业化发展。集合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国际力量和学术力量的社会化发展方向，将是二十一世纪健康传播的发展方向。
张自力（2003）在硕士毕业论文《从中国大陆“艾滋病的媒体建构”看健康传播的发展》中，回顾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健康传播学发展的轨迹，结合近年来国际与国内艾滋病的流行情况，以四家报纸《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为研究对象，对其1988年、1995年以及2002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163篇艾滋病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
张自力的研究结果发现，从议题内容来看，报道数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防治工作（28.2%）、宣传活动（21.5%）以及个案报道（19.2%）。从消息来源的角度来看，前三位依次为政府卫生单位或官员（38%）、记者或媒体本身（28.2%）以及医护人员或学者专家（17.8%）。从时间纬度来看，2002年的消息来源以记者或媒体本身为主（33.6%），“说明媒体工作者在艾滋病报道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日益显现。[45]”（在2002年《北京青年报》和《南方周末》的报道中，艾滋病患者或家属作为消息来源出现，“意味着媒体逐步改变以往居高临下的报道姿态，主动走入艾滋病患者中间，用行动实践着媒体日益倡导的人文精神和平民视角。[46]”
从艾滋病报道的语气来看，张自力的研究表明，除了《南方周末》外，艾滋病报道的整体语气均以中性（报道时语气中性或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他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为主，且比例很高，在1988年的分析样本中，所有的艾滋病报道的语气都是中性的。在全部研究样本中，《南方周末》以667%的正面（包括关怀、鼓励、反歧视、行动呼吁和赞美、肯定等）报道语气独树一帜，163篇报道中仅有1篇负面（包括恐惧、歧视、恐吓、罪恶/天谴论、丑化等）语气的报道。张自力的研究发现，“许多报道看似对艾滋病现象的反思，颇有些泼冷水的味道，但仔细分析后发现此类报道的语言特点和报道语气仍以关怀、鼓励和反歧视为主，呼吁正确地对待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不要恐怖歧视、但也不要炒作、猎奇。[47]”
从议题建构的动态演变来看，十五年来国内媒体对艾滋病议题的建构方式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演变：议题内容逐步从1988年和1995年的“防治工作”为主，向2002年的“个案报道”为主转变；消息来源也经历了1988年和1995年的以“政府卫生单位或官员”为主向2002年的以“记者或媒体本身”为主的转变，消息来源的种类也更加多样，从1988年和1995年的四种增加到七种；
报道类型十五年来变化不大，始终以消息为主；报道版面由1988年和1995年的“国际新闻版”一枝独秀发展到2002年的“国内新闻版”和“社会新闻版”并驾齐驱；报道语气方面没有明显变化，均以中性语气为主，但正面报道语气所占比例在2002年有所增加；报道篇幅均以200-800字为主；
《人民日报》的报道概括为“官方、硬性、简短、中性”，而《南方周末》表现为“民间、软性、详实、正面”，并重视个案报道。《河南日报》则在数量上回避报道。
张自力根据硕士毕业论文所改写的论文《媒体艾滋病报道内容分析：一个健康传播学的视角》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一期。
苏丹（2003）在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媒介艾滋病议题的社会建构：人民日报健康传播视角的考察》中，通过对《人民日报》光盘进行标题和关键词检索，发现1986年至2002年共有464篇报道以“艾滋病”作为标题词或关键词。
苏丹的研究以艾滋病相关报道的每一段落为分析单位，从总体464篇报道中，等距抽取了155篇报道，共获得525个分析单元。苏丹的研究发现[48]，1990年至1996年，大量的艾滋病报道是作为科技报道进入《人民日报》的媒体议程的，1990年有关艾滋病的科学报道占44.4%，1996年占37.9%，1996年达43.5%，但1997年以后，有关艾滋病的科技报道比例开始回落，取而代之的是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报道。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报道在1999年之前只是零星出现，1999年起大幅增加，2002年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报道成为报道量最多的报道类型，占25.8%。
总体来看，《人民日报》1986年至2002年有关艾滋病的报道多以硬新闻的形式出现，报道的主题类型主要是官方信息发布、会议新闻、科学研究以及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
《人民日报》所仰仗的消息来源主要是官方政府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发言人、医疗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世界组织、政府官方发言人一直是《人民日报》依仗的第一信源，整体来看，1986年至2002年引自政府官员或世界组织发言人所占比例为51.3%，医疗机构专家学者为37.7%，而非政府组织只有7.5%，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仅为3.5%。但值得注意的是，非政府组织的被引述比率在1994年开始出现，1999年以后保持较为稳定的比重。1994年非政府组织的被引述率为6.4%，1996年达到33.3%，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7.6% 和13.5%。“可以发现在1996年以及1999年以后，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的比例出现了相应的升幅，非政府组织在近年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49]”
有关艾滋病的报道绝大多数关注于国外具体国家或世界区域的总体情况，有关中国本土艾滋病的报道相对较少。
《人民日报》的艾滋病报道中有12%涉及了艾滋病预防知识，包括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安全套的使用、性知识教育以及清洁针具的使用等。有11.3%的报道包含了艾滋病治疗知识，如艾滋病临床症状、诊断以及相关药品等信息。
相关报道中援引不断攀升的数据来说明艾滋病防治工作之重要，对具体的艾滋病患个案罕有触及，报道倾向于中性基调，有56.8%的报道是中性的（段落中语气上无明显倾向而偏向中立），正面（段落中出现关怀、鼓励/鼓舞、反歧视、行动呼吁和赞美/推荐/肯定等语气）与负面（段落中出现道德判断、强调死亡不治、呼吁隔离等）的报道分别占20.5%和22.6%。较少提及艾滋病病毒感染或艾滋病人的群体属性及其所属的具体地区。
苏丹认为《人民日报》在呈现艾滋病问题时出现了媒体构建偏差，包括隐瞒重要信息、传播错误信息、将艾滋病问题意识形态化以及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就艾滋病议题的媒体构建而言，苏丹认为艾滋病议题本身的真实流程、中国传媒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方针以及媒介自身流程都影响了艾滋病议题的媒介议程。
苏丹论文存在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文章检索时，单纯以“艾滋病”作为关键词。实际上，在艾滋病作为AIDS公认的中文翻译前，AIDS的最早的中文译法是“爱滋病”，在1985年《人民日报》的艾滋病议题报道都是用的“爱滋病”。另外，在AIDS还没有相应的中文翻译时，1983年9月7日《人民日报》就以《一种新的不治之症》为题介绍了艾滋病，这篇报道是《人民日报》首次提到艾滋病，比苏丹论文中认为的首次报道1986年10月31日《卫生部有关方面负责人申明我国没有艾滋病发生》要早三年。
韩纲（2004）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一期发表了“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以健康传播研究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历史为视角，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包括10本主要的医学、卫生专业期刊进行了回顾和分析，从论文发表的年份及期刊分布、作者单位、主要研究议题和主要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研究发现[50]：
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主要刊登在医学、卫生专业期刊上，绝大多数发表在《中国健康教育》上；主要研究者为医学、卫生专业的研究与实务人员，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许多研究集中于医学卫生领域。健康教育、健康传播以及健康教育传播的区分往往不够明确；实证研究是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数研究采用了调查方法和焦点小组座谈的方法；研究的主要议题是传播效果及大众媒介的编辑、报道业务，艾滋病相关研究是涉及健康传播的主要议题。
韩纲指出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十二年来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特征。
（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
李希光领导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自2001年起，一直关注中国媒体的艾滋病情况，举办过相关的国际会议，举办过多次针对记者的如何报道艾滋病的培训班，也进行过艾滋病报道培训师资的培训，并成立有清华-拜耳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是我国首个专门研究艾滋病与媒体的机构。[51]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完成的《2003年中国主要报纸关于艾滋病报道的研究报告》，对全国240种报纸的关于艾滋病的2764篇报道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发现：
从报道类别上看，消息的比例占半数以上，专题报道或专访性报道占40%，介绍艾滋病防治知识和常识的背景资料及评论性资料各占3%左右。
从报道内容上看，防治行动占38%，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占18%，知识普及占13%，科研成果占11%。此外，媒介报道所关注的焦点比较集中，“要人性”是媒体最为看重的新闻亮点，22%的热点新闻与政界要人、知名科学家或演艺明星相关。
从消息来源来看，信源的分布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与卜卫和刘晓红2002年的研究相比，来自外电及国际组织的信息比例下降，来自中国政府机关或官员的信息有所上升，来自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的信息上升明显。
从报道的时间分布上看，62%的报道集中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二个月。
李希光、周敏（2003）在论文《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战略与策略研究》中认为，从媒体报道艾滋病的主题情况看，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初始阶段，公众处于茫然、恐惧阶段；科学探索阶段，媒体与公众都在寻找治疗与预防的办法；关注艾滋病患者阶段，媒体帮助公众建立社会理解；政治影响阶段，艾滋病发展成为政治与社会危机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而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SARS危机的发生，加速了阶段之间的进化过程。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使媒体在这个阶段中快速、平稳地建立起公众的理解，建立一个舆论和谐的社会[52]。
李希光、周敏（2005）认为中国艾滋病报道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浪漫化、妖魔化以及猎奇化三个阶段[53]：“媒体制造了恐艾的公众[54]”。
2005年12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发表了《中国媒体艾滋病工作现状评估报告》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媒体的艾滋病工作情况进行了评估，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认为中国媒体的艾滋病报道情况主要特征是[55]：
2002年后，各种形式的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幅度均有增大。如果说上世纪末中国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过于刻板、数据化，那么近几年关于艾滋病的报道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报道内容也比以往丰富了很多——小到患者个案故事、大到国家防治政策都被媒体挖掘出来。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常用大幅照片、大号字体标题来突出报道。尤其市场化媒体，如《北京青年报》、《春城晚报》经常用艾滋病报道来做头条。电视媒体也大量采用“煽情化”、“故事化”手段来进行艾滋病报道，一些艾滋病患者被请上前台，讲述自己患病后的经历。但是猎奇心态也开始出现，如“艾滋女结婚”、“艾滋小偷的处置问题”等题材被大量炒作。
报道体裁以消息和特稿为主，国家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政策和例行会议新闻一般用消息报道，而艾滋病患者个体或某些有特殊性群体的故事常用大篇幅特稿来展现。
信源以政府和专家为主，其中出现了一些“专家不专”现象，一些不属于艾滋病防治甚至不属于卫生系统的专家的言论也常常被记者当作科学依据，往往容易产生偏差。不明确信源增多，“据说”、“一位医生称”等词语大量出现，而来自医护人员与患者的直接消息反而减少。
报道的准确性有所增强，但是“艾滋女”、“艾滋小偷”等具有歧视性的词汇大量出现。同时报道中往往被加入道德审判的成分，因为非法卖血而感染的患者容易得到同情，而吸毒或性行为感染的患者则受到谴责甚至被认为是“活该”。这种歧视与道德审判不利于防治工作的开展。
科普性报道减少，许多读者开始关注艾滋病，但是从报道中无法得到如何防治艾滋病的有效信息。艾滋病报道成为带有黑色色彩的“娱乐新闻”。
《中国媒体艾滋病工作现状评估报告》认为虽然近期我国媒体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有所进步，但是仍然需要不断改进，才能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从纸质媒体角度来看，《中国媒体艾滋病工作现状评估报告》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可持续性差：艾滋病报道“应景”现象严重。12月1日前后的报道远远多于平时报道。这会使公众对艾滋病误解加深，认为防治艾滋病只是几天的口号，不利于政府政策的下达和实施；另外造成公众日常知识积累不足，不利于整体舆论环境的形成。
（2）科学性不足：表现日常科普知识少，而且缺乏系统性。往往在艾滋病日前后加入许多背景资料，同样存在“应景”现象。科学性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科学术语的滥用。
（3）歧视：表现为媒体在报道之前有预设框架。疾病没有被看作疾病，而被额外赋予了政治、伦理意义。同样地，患者也在这个框架之中，成为一群特殊的人。患者本身，以及患者的任何一个行动，都被贴上了“艾滋”的标签。媒体的跟风炒作，以及在报道时采用的夸张手段，加重了人们对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公众在缺乏一定医学知识的情况下，容易受媒体影响。
（4）失衡和政治色彩浓厚：表现在信源中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医护人员的声音小，政府的声音大；体裁上日报中，消息比例大，特写少；内容上政策类报道多，日报中个案少。媒体在报道艾滋病题材时，过于关注政府的态度和行动。而在艾滋病报道中，最应该有发言权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一线医护人员却只得到了很少的版面。预防控制艾滋病是一项综合工程。政府政策主导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但基层实施过程以及政策效果等也同等重要。媒体要搭建一个平台，供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一线医护人员与政府和公众进行交流。消息以传播最新信息为主，但如果过于依赖这一种体裁，则不利于公众理解信息，认同信息。同样，政策类报道的确有助于表明政府态度，有助于政策实施，但这样做会强化艾滋病的政治色彩，不利于拉近公众与政府、艾滋病患者与公众、艾滋病患者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5）缺乏深度：报道艾滋病，需要对艾滋病政策环境、发展趋势、预防机制等诸多方面有较深的理解，才能在实际操作时，把握好报道分寸。作为从事艾滋病题材报道的记者，不仅需要对与艾滋病相关的医学专业知识，而且还需要对中国的特殊环境、政策有深入的了解。建议记者不能跟风，也不能迷信专家。
《中国媒体艾滋病工作现状评估报告》同时认为媒体在艾滋病报道中存在着两个单向沟通的趋势：政府对媒体的单向沟通以及媒体对公众的单向沟通。
（四）其他学者的研究
2001年张群在硕士学位论文《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开展现状及人群认知程度分析》中，以1997－2001年在我国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284篇艾滋病健康教育及认知调查文献为数据基础，对健康教育开展现状给予分析，并运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数据提炼对艾滋病认知程度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健康教育工作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献数量逐年增加。除新疆与广西两省区外，工作开展较多的省份与发现艾滋病感染者较多的省份基本对应。卫生防疫部门、医院和医学院成为我国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执行主体；大学生、中学生、吸毒性乱人群、医护人员、社区人群是当前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人群[56]。
在张群的研究中，发现2000年健康教育主要目标人群总体认知水平为：对“艾滋病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的认知达到85.3%；对“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正确认知仅为44.74%；对“应同情关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可照常工作，不应受到歧视”的认知为60.66%；对“使用避孕套可避免并减少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危险”的认知为60.78%。在研究中，同时发现，大众传媒是各类人群获取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渠道[57]。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卜卫和刘晓红的艾滋病大众媒介的报道研究是比较早的研究报告。
卜卫和刘晓红（2002年）的《中国大众媒介中的艾滋病报道研究》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卫生部委托项目。在研究中，采用等时间间隔抽样的方法，从《人民日报》1995－2001年、《健康报》1995－2001年、《北京青年报》1999－2001年全部提到“艾滋病”字样的报道中，抽取536篇进行内容分析；对2001年中华预防医学会和全国记者协会评选的“防治性病、艾滋病宣传报道好新闻贡献奖”的全部67件获奖报道，包括报纸、杂志文章和广播电视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并且对四位获奖记者以及一位在非政府组织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家进行了访谈。
卜卫和刘晓红的研究主要发现是[58]：有关艾滋病报道的见报频度，2001年比1995年有较大的增加，但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相对集中，平时报道的持续性不够；
所分析的三种报纸的艾滋病报道类型以消息为主，《人民日报》国际版面比较较大；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国际、国家或地方防治工作”、“国际、国家或地方的疫情报告”以及“有关艾滋病感染、治疗的新认识”等三个方面。这几个现象表明：“虽然报道频度已达到国家的要求，但报道的内容，尚不足以使读者把预防艾滋病和自身联系在一起[59]”。
与三种报纸的报道相比，获奖报道更多是以专题或采访为主，对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做了较多的个案报道，较多地报道了个案中的感染途径、报道了艾滋病感染者从社会上得到的支持、较多地采访了感染者本人并引述了他们的言论。从报道的内容来看，获奖报道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平等问题、关注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命运。获奖报道均非常关注艾滋病流行地区的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态度，是为政绩捂盖子，还是真正为人民健康而采取必要措施。被访谈的记者持续关注并报道艾滋病问题，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卜卫和刘晓红建议：充分利用媒体资源扩展艾滋病预防宣传运动；增加媒体艾滋病报道频度、消息来源多元化、要有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的声音；扩展报道的内容，报道目标应该是能帮助公众建立个人预防对策；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权；加强对记者的培训，促进记者间及记者与专家间的交流；加强对艾滋病预防的宣传教育活动的监测与研究。
从以上对国内传播学学者所进行的艾滋病议题研究来看，都是关于媒介艾滋病报道情况的描述，并对目前艾滋病报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媒介应该如何报道艾滋病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从方法上看，采用的都是内容分析的方法，所用的编码表类似，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差不多的。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现有的研究都是关于媒介议程如何建构艾滋病议题的。没有把艾滋病议题放在议程设置过程中进行研究，即没有把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公众议程以及客观事实联系起来。为什么没有人去进行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呢？笔者猜测，可能正如郭镇之所说“美国学者用了许多繁琐的程序、费劲的方法，去证实议程设置功能的存在。而在中国，正确的舆论导向不仅是媒介报道的方针之一，也是政府对媒介的首选要求。用宣传去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在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谁需要对公开明显的事实去作繁琐而费劲的考证呢？[60]”
但是人人认同的事情是否就是客观存在的呢？或者如郭镇之所言：“舆论导向”是一种主观的追求，而“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效果，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是否一致的问题[61]。
正是考虑到以上这一点，笔者以艾滋病议题为对象进行议程设置过程的实证研究。如果主观追求的“舆论导向”与客观的“议程设置”效果是相一致性，那么就艾滋病议题而言，则可以预测，中国政府的防治政策会通过媒介形成公众的舆论，使得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措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艾滋病的流行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指日可待。并且，从议程设置的理论角度来说，这样的结论会大大丰富议程设置的理论。
如果研究发现，客观的“议程设置”与主观的“舆论导向”不一致，则说明人人认同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从艾滋病防治的角度看，则提出了新的挑战。
总之，无论本研究的结论如何，都是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所以，综合以上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和中国艾滋病议题的报道情况研究的综述，本研究将把两者结合起来，即在议程设置过程的框架下，探究中国艾滋病议题的媒介议程、政策议程、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各个议程之间的互动。
【注释】
[1]转引自殷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2]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J］.《国际新闻界》，1997，（3）。
[3]转引自［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248页。
[4]同上。
[5]转引自殷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6]殷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7]Shearon A. Lowery& Melvin L. De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arch Media Effects［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69页。
[8]Everett M. Rogers& James W. Dearing《议程设置的研究：现在它在何处，将走向何方？》［J］.《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7页。
[9]傅蓉《议程设置的起源、理论框架与应用》［J］.《现代传播》，2004，（4）。
[10]Shearon A. Lowery& Melvin L. DeFleur.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arch-Media Effects［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79－280页。
[11]刘海龙《社会变迁与议程设置理论－专访议程设置奠基人之一唐纳德·肖》［J］.《国际新闻界》，2004，（4）。
[12]唐纳德·肖等《议程设置理论与后大众媒介时代的民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4，4。
[13]转引自［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264页。
[14]Arvind Singhal，Everett M. Rogers Communication AIDS：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ction［M］. Sage Publications. 2003，p. 84.
[15]蔡美瑛《议题设定理论之发展－从领域迁徙、理论延展到理论整合》［J］.台北：新闻学研究，1996，（50）：第97－124页。
[16]转引自［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261页。
[17]Everett M. Rogers James W. Dearing《议程设置的研究：现在它在何处，将走向何方？》［J］.《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7页。
[18]蔡美瑛《议题设定理论之发展－从领域迁徙、理论延展到理论整合》［J］.台北：《新闻学研究》，1996，（50）：第97－124页。
[19]James W. Dearing，Evererr M Rogers. Agenda－Setting［M］.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9.
[20]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J］.《国际新闻界》. 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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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转引自徐美苓《艾滋病报导的议题与消息来源设定》［J］《新闻学研究》，1998 （58）。
[32]转引自徐美苓《艾滋病报导的议题与消息来源设定》［J］《新闻学研究》，1998 （58）。
[33]James W. Dearing，& Evererr M. Rogers，Agenda-Setting. Thousand Oaks，CA：Sage 1992，p. 15.
[34]Everett M. Rogers，James W. Dearing，Soonbum Chang，AIDS in the1980S：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for a Public Issue［J］. Journalism Monographs（Dedicated to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pril 1991.
[35]Everett M. Rogers，James W. Dearing，Soonbum Chang，AIDS in the1980S：the Agenda_Setting Process for a Public Issue［J］. Journalism Monographs（Dedicated to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pril 1991.
[36]James W. Dearing Social Marketing and diffusion-based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ng heatlth with unique population:HIV prevention in San Francisco［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96 1，p. 343-363.
[37]James W. Dearing Social Marketing and diffusion-based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ng heatlth with unique population:HIV prevention in San Francisco［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96 1，p. 343-363.
[38]Evererr M Rogers，James W. Dearing & S. Chang AIDS in the 1980S：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for a public issue. Journalism Monographs，p. 126.
[39]Zhu Jianhua. Issue Competition and Attention Distraction in Agenda-setting:A Zero-sum game perspective. Journa1ism Quarter1y，19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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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徐美苓 黄淑贞《艾滋病新闻报道内容之分析》［J］《新闻学研究》，1997，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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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张自力《从中国大陆“艾滋病的媒体建构”看健康传播的发展》［D］.上海：复旦大学，2003，第29页。
[46]同上。
[47]张自力《从中国大陆“艾滋病的媒体建构”看健康传播的发展》［D］.上海：复旦大学，2003，第31页。
[48]苏丹《中国媒介艾滋病议题的社会建构：〈人民日报〉健康传播视角的考察》［D］.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
[49]苏丹《中国媒介艾滋病议题的社会建构：〈人民日报〉健康传播视角的考察》［D］.上海：复旦大学，2003年，第18页。
[50]韩纲《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
[51]李希光 周敏《艾滋病媒体读本》［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52]李希光 周敏《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战略与策略研究》［J/OL］2003年，清华大学AIDS研究网。
[53]李希光 周敏《艾滋病媒体读本》［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17页。
[54]李希光 周敏《艾滋病媒体读本》［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18页。
[55]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中国媒体艾滋病工作现状评估报告》［R］2005年12月。
[56]张群《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开展现状及人群认知程度分析》［D］.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1，摘要。
[57]同上。
[58]卜卫 刘晓红《中国大众媒介中的艾滋病报道研究》［R］. 2002.清华大学AIDS研究网。
[59]同上，第2页。
[60]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J］《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6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