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艾滋病防治中面临的挑战
（一）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总结各国、各地区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政策时发现，大凡一个艾滋病防治失效的地区，一般都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它们给设计和实施有效的防治艾滋病政策的工作带来了特有的困难。
● 不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可能成为问题；
● 不愿帮助有危险行为的人避免感染；
● 倾向于使用道德方面的对策；
● 迫于压力把费用主要花在治疗上，而不是预防上。
拒不承认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的威胁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阶段最为典型，因为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较长的无症状期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影响。走极端的还包括不愿承认本国存在婚外性行为和非法使用毒品问题。某些社会道德观念保守的国家的官员可能还真的意识不到婚外性行为和非法使用毒品的严重程度；社会越是保守，这些活动就越可能秘密地进行。更典型的是，官员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行为的存在，但却缺少足够的资料来评价这些行为与艾滋病威胁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害怕民众产生负面反应的官员就可能愿意采取“鸵鸟政策”，不愿开展坦诚公开的讨论，从而为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艾滋病病毒防治方案提供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官员们可能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对社会构成了威胁，但他们不愿倡导制定艾滋病病毒预防项目，以便直接帮助那些最有可能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人士，如注射使用毒品者、男同性恋者、具有多个性伴的双性恋者等。事实上，直接帮助这些人的项目最具成本效益。但它们可能受到来自两方面的阻碍。一方面，政治家和决策者注重的是不参与高危行为的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因此可能感觉不到有压力，应对那些最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群体开展预防工作。因为很少选民会理解，那些有高危行为的群体的流行率会增加一般人受到感染的风险，即没有考虑到艾滋病流行带来的“负外部性”。既然大多数选民没有针对那些有高危行为的群体开展预防工作的要求，而这类工作的重要受益人——已经或即将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通常也由于担心暴露而受到歧视和损失而同样采取抵制态度，官员们就可能采取一种轻松的办法，只是发起针对一般公众的宣传活动。但是，这样做不太可能帮助那些最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人。
即使政治家和决策者不再拒绝承认艾滋病的威胁，或愿意针对高风险人群采取预防性的干预措施，但各种干预措施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是不同的。在很多社会里，人们认为禁止发生婚外性关系和禁止注射毒品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为性工作者及其顾客免费提供避孕套、向注射毒品的人提供洁净的注射器被很多人认为是助长不道德行为。于是决策者将会更多地从道德方面考虑问题，强调禁止或打击高危行为，以极力阻止潜在危险行为的发生。这么做尽管在政治上是更易接受的，却可能起到加速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意外效果。
最后，政府倾向于只有在一个人艾滋病发作并且生命垂危之后，即艾滋病的外部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之后才会忙于采取相应的对策。因为，这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人可能会强烈要求政府在医疗上给予补贴。然而，政府如果在此类开支上消耗了本应用于有效预防工作的资源，将会导致更多的感染、疾病和死亡。
（二）中国艾滋病防治面临的主要困难
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但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26]：
1.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对艾滋病危害的严重性仍认识不足
部分基层领导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发挥多部门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作用不够充分，在市、县级尤为突出；部分地区和部门内部沟通不够、工作联系不够密切。
2.“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不平衡
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地区对“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得较好，而一些非重点地区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较差，一些艾滋病病人不能及时得到抗病毒治疗，一些艾滋病致孤儿童的生活救助和免费上学得不到保证；对吸毒感染艾滋病病人的抗病毒治疗缺乏经验。
3.相当多的感染者还没有发现
检测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14.1万人，与评估的感染者65万人相差约51万人，提示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检测的宣传，增加检测服务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检测服务，以便落实防治措施。
4.宣传教育还不够深入，干预措施覆盖范围较小
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水平不高，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社会歧视现象依然存在。大众宣传教育的广度、深度与防治工作需要有较大差距。一些地方高危人群的干预工作仍在试点阶段，覆盖面不大。
5.对流动人口落实防治措施难度大
目前，全国有1.2亿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普遍缺乏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技能。一些地方将户籍作为享受防治政策和提供服务的条件，使一些流动人口不能及时得到防治服务，存在艾滋病传播的危险。
总之，本章对所研究的议题艾滋病进行了介绍，包括目前艾滋病的全球与中国的流行状况，全球的防治原则及措施，中国的防治政策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想说明艾滋病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健康传播的问题，还涉及到政治传播领域的问题。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议程设置过程来讲，以艾滋病议题为研究对象，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媒介议程、政策议程、公众议程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同时，艾滋病问题事关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以艾滋病议题为研究对象，可以为大众媒介的艾滋病宣传策略提供建议，更好地促进我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试行）《HIV/AIDS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2001年。
[2]任学峰，余冬保主编《艾滋病防治媒体报道参考手册》［C］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3]Arvind Singhal，Everett M. Rogers Combating AIDS：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ction［M］.Sage Publications. 2003，p. 49.
[4]任学峰 余冬保主编《艾滋病防治媒体报道参考手册》［C］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_25页。
[5]UNAIDS. AIDS epidemic update-December 2005［R］. www.unaids.org.
[6]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皮澳特博士（Dr Peter Piot）2005年6月13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演讲。
[7]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5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R］2006年1月。
[8]转引自任学峰，余冬保主编《艾滋病防治媒体报道参考手册》［C］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9]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5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R］，2006年1月。
[10]联合国第26届特别会议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承诺宣言［Z］. 2001。
[11]戴志澄《防患于未然》《人民日报》，2000.11.30第七版。
[12]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皮澳特博士（Dr Peter Piot）2005年6月13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演讲。
[13]万延海《河南艾滋病流行与影响》［Z］2002。
[14]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Peter Piot博士2005年6月13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演讲。
[15]夏国美《中国艾滋病的“社会免疫缺陷”》［Z］转引自高燕宁主编《艾滋病的社会免疫》，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72-73页。
[16]孙江平《艾滋病的社会属性及其在中国的影射》［J］.《中国性病艾滋病》. 2004 （10），第469页。
[17]王延光《艾滋病预防政策与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8]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Peter Piot博士2005年6月13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演讲。
[19]Arvind Singhal，Everett M. Rogers Combating AIDS：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ction［M］. Sage Publications. 2003，p. 74-75.
[20]Arvind Singhal，Everett M. Rogers Combating AIDS：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ction［M］. Sage Publications. 2003，p. 74.
[21]Arvind Singhal，Everett M. Rogers Combating AIDS：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Action［M］. Sage Publications. 2003，p. 124.
[22]世界银行《正视艾滋病：针对这一全球性流行病的公共政策重点》［R］.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225页。
[23]世界银行《正视艾滋病：针对这一全球性流行病的公共政策重点》［R］.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第256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迎战艾滋病-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报告》［R］. 1997。
[25]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5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R］. 2006。
[26]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5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R］.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