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研究的框架

目前，艾滋病在中国处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但中国艾滋病疫情仍呈现上升的趋势，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艾滋病的流行不仅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人口、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艾滋病伴随着歧视和污名，国际上20多年的艾滋病防治经验表明，要有效遏制艾滋病的流行，不仅要动员社会资源，还需要在政策、法律、道德观念上做出调整。所以，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本研究以艾滋病议题作为研究对象。

从理论框架来看，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从Warter Lippman的《舆论学》到1972年Maxwell McCombs和Donalds Shaw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议程设置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有了很多研究，对于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

1988年Everett M. Rogers和James W. Dearing倡议对议程设置的研究，应从原先狭隘的媒介议程设定了公众议程，扩展至全方位的“议程设置过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即将媒介议程（media agenda）、公众议程（public agenda）、政策议程（po1icy agenda）三者的互动，视为一个完整的议程设置过程。

本研究以Everett M. Rogers和James W. Dearing提出的议程设置过程为理论框架，以艾滋病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历时性的实证研究，分析艾滋病议题从1983年到2005年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在本研究中，重点考察了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客观事实、媒介议程、政策议程以及公众议程的关系。

（一）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以议程设置过程为理论框架，以艾滋病议题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人民日报》1983年至2005年关于艾滋病的报道作为媒介议程；收集整理分析1983年至2005年中国政府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活动、讲话作为政策议程；收集整理分析了多项大规模全国性抽样调查结果作为公众议程；以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数据作为反映中国艾滋病流行情况的事实指标。通过历时性的资料汇总分析，提出了艾滋病议题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同时对未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媒介的宣传策略给出了建议。

（二）本研究的意义

从理论上说，希望本研究能丰富议程设置理论；现有的议程设置方面的研究多数是在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进行的，在其他意识形态下的社会进行的研究很少。本研究考察了艾滋病议题从1983年至2005年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希望能丰富议程设置理论；

从实践上看，艾滋病问题是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其中大众媒介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本研究对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媒介宣传策略给出建议，使得大众媒介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本研究的创新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如下：

● 以单一议题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议程设置过程，包括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以及客观事实的关系，在国内属于首次；

● 以艾滋病议题作为研究对象，艾滋病目前是我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现实意义；

●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艾滋病议题一直被视为健康传播的龙头议题，但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关于健康传播的研究还很少；

● 本研究属于历时性研究，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