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艾滋病 健康传播 议程设置 媒介议程
政策议程 公众议程 历时性研究
目前，艾滋病在中国处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但中国艾滋病疫情仍呈现上升的趋势，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艾滋病的流行不仅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人口、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艾滋病伴随着歧视和污名，国际上20多年的艾滋病防治经验表明，要有效遏制艾滋病的流行，不仅要动员社会资源，还需要在政策、法律、道德观念上做出调整。所以，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艾滋病议题作为研究对象。
从理论框架来看，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从Warter Lippman的《舆论学》到1972年Maxwell McCombs和Donalds Shaw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议程设置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1988年Everett M. Rogers和James W. Dearing倡议对议程设置的研究，应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三者的互动，视为一个完整的议程设置过程。
通过对议程设置理论、美国艾滋病议题议程设置过程以及中国媒介报道艾滋病的研究进行的文献综述，发现：
● 对议程设置的传统研究取向，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关于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做的，更需要在不同国家进行研究，来进一步检验议程设置过程。
● 国内传播学学者所进行的艾滋病议题研究，多是关于媒介艾滋病报道情况的描述，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媒介应该如何报道艾滋病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现有研究都是关于媒介议程如何建构艾滋病议题，没有把艾滋病议题放在议程设置过程中进行研究。
故本研究以议程设置过程为理论框架，以艾滋病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历时性的实证研究，分析艾滋病议题从1983年到2005年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重点考察了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客观事实、媒介议程、政策议程以及公众议程的关系。
真实世界指标是一个用于测量一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或危害程度的或多或少的客观变量，在本研究中，以中国卫生部每年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数作为描述中国艾滋病问题严重程度的客观指标。
政策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其表现形式为诸如法律法规、政府首脑口头或书面的声明和指示报告、行政命令、会议决议文件等。在本研究中，政策议程不仅包括政策文件，也包括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和活动。通过对二十多年来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是一个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政策的制定还是为了应对当时所出现的问题，紧紧围绕着艾滋病流行的客观事实进行的。所以，本研究认为就艾滋病议题而言，真实世界的客观事实是政策议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组织、精英人士、利益团体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媒介议程的测量是通过对新闻媒介进行内容分析，来得到有关研究议题的报道数量。在媒介议程的研究中，有关议题被报道的次数的多少，测量了该议题的重要性程度。受众个体大概是通过某个议题在媒介上的暴露次数来判断这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在本研究中，对《人民日报》的2005年12月13日以前的所有的全文中含有“艾滋病”字样的报道全部进行了内容分析，以此作为艾滋病议题的媒介议程。
《人民日报》1983年到2005年共检索出2152条含有“艾滋病”字眼的报道，在1983年和1984年，《人民日报》涉及艾滋病的报道仅为1条，从1985年开始，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开始增多，为20条，1986年为37条，从1987年到1999年，含有“艾滋病”的报道条数一直保持在50_100条之间，2000年到2002年，含有“艾滋病”的报道条数提高到100_150条之间，2003年为235条，2004年为327条，2005年含有“艾滋病”的报道条数回落到240条。
在《人民日报》1983年到2005年全部2152条含有“艾滋病”字眼的报道中，以艾滋病为报道主题共有998篇。其中1983年和1984年各有1篇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报道，1985年和1986年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报道量都在20篇上下，1987年至1989年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报道量都在50_60篇左右，1990年至1999年，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报道量都在20_40篇之间，2000年和2002年的报道量刚刚超过40篇，2001年的报道量接近60篇，2003年以后，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报道量都超过了80篇，其中2004年的报道量达到了154篇。
在全部998篇以艾滋病为主题的报道中，涉及中国的有415篇，占42%。从1986年至2001年十六年期间，关于中国的艾滋病主题报道都是不足20篇，少于关于外国/全球的主题报道篇数。1993_1997年关于中国的报道都在5篇左右，从1998年起关于中国的报道开始缓慢增长，到2001年达到了20篇，到2002年关于中国的报道篇数开始超过关于外国的报道篇数，2003年为54篇，到2004年达到了137篇，2005年回落到76篇。
在《人民日报》有关中国的艾滋病主题报道中，1986_2005年中累积来看，“（艾滋病防治/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教育/纪念/抗议活动/影讯/书讯”内容出现的最多，其次为“宏观的防治政策/防治会议/领导人活动”和“具体的防治/救治措施/政策的实施”，“疫情报告/感染者或患者人数报告/死亡报告”的出现次数居第四位。
可以看到不论是从报道数量还是从报道内容的发展变化来看，媒介议程都是围绕着政策议程进行的，媒介更多是在报道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消息，是围绕着领导人的活动而进行的，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报道，更多地体现了上情下达的作用。所以，本研究认为，在中国艾滋病议题的报道上，媒介议程主要受政策议程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民意调查发展较晚，关于艾滋病议题的民意调查开展得比较晚，无法做到从1983年开始研究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所以无法对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之间进行历时性比较。本研究采用二手资料分析的方法，对六项民意调查结果进行了总结，发现：
（1）艾滋病议题已经进入了公众议程，公众对于艾滋病的知晓程度已经很高，民众已经意识到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形势已经比较严重，艾滋病问题是我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2）公众对于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血液、性以及母婴传播）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由于艾滋病病毒经性、血液传播，一部分公众认为艾滋病仅是特定人群的疾病，如性工作者、吸毒者等，从而导致公众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患者还存在着歧视和污名；
（3）公众对于不可能传播艾滋病的途径还有一定的错误认识，如蚊虫叮咬、共用卫生设施（如马桶、游泳池等）；由于对感染途径存在错误认识，害怕被传染，导致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存在着恐惧心理；
（4）民众希望政府采取措施严厉打击卖淫嫖娼、严厉打击吸毒现象，隐含着民众对于目前政府已经采取的针对高风险人群的一些干预措施，如性工作者100%安全套、针具交换以及美沙酮替代疗法了解不足，对政府的做法可能不能理解。
从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来看，艾滋病在我国仍处于低流行状态，并且绝大多数感染者并没有被检测出来，还处于隐蔽状态。所以艾滋病问题不是广大民众能直接感知的问题，更多的是从媒介上来了解和认识的，是从宣传教育活动中得知的。多项民意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
本研究认为经过了1983年至2005年的发展，艾滋病议题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从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角度看，与Everett M. Rogers和James W. Dearing的议程设置过程理论框架相比，艾滋病议题在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媒介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影响受众，而对政策议程的影响有限，同时公众对政策议程的影响有限。
总的说来，本研究认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制定是从上而下的过程，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客观事实是促进政策议程的决定性因素，政策议程对媒介议程产生影响，媒介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上情下达，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或者说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就艾滋病议题而言，媒介是政府的喉舌。
就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而言，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未必是一件坏事。现阶段，中国政府吸取国内外艾滋病防治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艾滋病防治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本研究认为媒介在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该致力于介绍及解释我国的防治政策和措施，使公众认知和认同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即媒介应该多介绍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包括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渠道，尤其是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以消除恐惧从而减轻歧视，创造一个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同时艾滋病防治中一些针对高风险人群的干预措施与我国社会的主流伦理、道德相冲突，甚至与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相矛盾，更需要媒介对艾滋病防治政策进行介绍和解释，以获得广大民众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调动全社会行动起来，遏制艾滋病的蔓延。
在展望未来时，笔者希望未来中国的议程设置过程中，民意对政策议程的影响会更大，媒介在下情上达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媒介在发挥喉舌作用、上情下达时，也会更加注意技巧、更加符合传播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