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一直到明末清初，刚刚走出中世纪的西方国家虽然羽毛渐丰，但面对着一个仍然比较富裕和强盛的中国，出于尊敬和无奈，只能采取较为平和的姿态，中西文化交往和渗透，也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然而，到了18世纪，世界文化的格局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异军突起，扶摇直上。它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东方各国拓展影响和地盘。中国文化却依然故我，在封建传统的旧道上缓缓行进。利玛窦之后，以传教为媒介的西方文化渗透一直延续到清代，传教士的足迹遍布中国各省。与此同时，以军事手段为前导的殖民活动和以海上交通为新渠道的商品贸易也在中国周边国家和沿海地区悄然展开。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皆厉行禁教，驱逐传教士，将天主堂改为他用。对外贸易的限制也逐渐严格，从对通商口岸的限制到对进出口货物的限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渐趋关闭，由天朝上国的自尊与戒备心理发展而来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日益森严起来。

以1840年鸦片战争开篇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饱尝苦难和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一部中国人为寻求民族自强和文化复兴的出路而苦苦求索的历史。鸦片战争将中西文化的交往以血与火的冲突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中国的战败，中华民族被迫重新反思自己文明的缺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绳索将中国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秩序，同时也使我们不得不透过破碎的国门，重新正视来自遥远异邦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从而将中国文化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参考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先进分子，冒着来自西方列强的“炮火”，又偏向西方国家寻找图存救亡的“炮弹”。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毕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中国文化只有在痛苦的蜕变中才能寻求新生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