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寓情于景的艺术尺度

中国艺术中写意特征的形成发展，与艺术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思考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中国艺术的所谓写意，是以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即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作品中的大千世界，均经过主观的提炼乃至改造，甚至形成某种主观化的图式。不求形似，但见气韵。中国艺术家所要表现的那个为意念构造的表象世界，恰是“胸中之竹”，而非用感官捕捉到的“眼中之竹”。

绘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历来得到士人的关注和喜爱。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的瓦木建筑易于毁灭，圆雕艺术不及希腊发达，古代封建生活之形式美也早已破灭。民族天才乃借笔墨的飞舞，写胸中的逸气。所以中国画法不重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意境。 ”中国画家流连山水，并不对大自然做一笔一画的模仿，并不关心对象的数理形式、几何比例、光线对色彩的作用和物理时间，他们只是把自己化入宇宙万物之中，去体味道(美)之浑茫，在一丘一堑、一花一鸟中发现无限，进而体现无限。正因如此，文人绘画中的山水花鸟无不打上画家们心灵的印迹，所谓返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

在中国艺术的诸多门类中，书法与文人的生活联系最为紧密。书法特别重视对自然的体味，讲究意与境谐。中国的书法的五种体式之中，除隶篆二体注重对古韵的追摹，其余行楷草书莫不抒写书者之意。王羲之行书天下第一，《兰亭集序》等，线条如行云流水，字体结构极尽变化，风流潇洒之至。颜真卿楷书天下第一，《颜勤礼碑》等，笔势开张，宽舒圆满，深厚刚健，气象森严。张旭为草书之圣，《古诗四帖》等，“伏如虎卧，起如龙跳，顿如山峙，控如泉流”。

建筑艺术作为一种实用艺术，也体现出对意境的追求。如果说宫廷、陵墓、宗教建筑为实现其现实功能和精神功能，而呈现出较为统一的高大森严的审美特征的话，那么中国园林艺术所全力追求的则正是上述建筑所无暇顾及的意与境谐的交融转换。作为园林艺术之典范的苏州园林，无处不体现出对自然情趣的追求。亭台楼阁均随地赋形，巧夺天工，布局上处处注意消除人为的对称，让居游之人，尽情与自然交流。中国园林不仅本身宛如一幅幅连绵不断的天然图画，也与周围的景致浑然一体。楼台亭阁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引导居游者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从而丰富对于空间美的感受。

中国戏剧是世俗艺术的代表，在将音乐、舞蹈、文学、绘画、雕塑综合起来并加以精致化的同时，也将这些艺术的写意性传统继承发展下来，无论是剧作、表演、音乐、还是服装、化妆、舞美，无不借意显实。对于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的写意性，大师梅兰芳更有直接的论述：“它把无限的空间都溶化在演员的表演里面，又利用分场、连场、套场，使故事连贯，一气呵成。演员的表演也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从传统的表演方法中，可以看出京剧的舞台设计，不是写实的设计风格，而是一种民族戏曲歌舞化的写意风格。 ”其他艺术如雕塑、音乐、舞蹈等，所求也在意与境谐，在情韵的表达而不在逼真的模拟和技艺的展现。总而言之，中国艺术所描绘的并不是人的视听对外在世界的体验的积累，也不是艺术家主体投射到某片自然景物后创造出来的，而是艺术家主体与大自然进行充分的交融转换后从心灵中生发出来的，因而无论是创作的过程还是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写意的追求和色彩。

电影《英雄》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无疑以其实践向我们鲜明地展示了写意性在电影中的应用。在《英雄》中，张艺谋根据剧情需要，用谭盾的音乐表现人物的情感活动的运动状态，用强与弱、紧张与松弛、激动与平静的两极变化使整部影片舒卷自如，总的旋律服务于大的框架而某一段音乐的编排致力于对某一情节的特定情绪氛围的加深与渗透，很好地衔接了人物性格、命运的变化。比如《闯秦宫》音乐中极具渗透感、恰似发自灵魂的男声置于音乐的起始，弦乐响起时，人声不着痕迹地隐匿直至消失。动静结合的弦乐乍露还隐的人声扑塑迷离，一切显得如此复杂激昂，或称凄凉，这与无名在“刺与不刺”之间的心理斗争极为协调，浑然一体。作为一部武侠电影，打斗场面当然是其中的重头戏，而《英雄》的武戏也拍得颇具写意特色。在《英雄》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我们印象深刻，那就是秦军兵临城下，赵国书馆中无名正向残剑求字，然而字未写成，秦军已开始射箭攻城，飞雪、无名急往城头挡箭，而残剑也正是在此时挥毫泼墨，书成箭字。如果残剑的书法艺术在趋向于舞的境界的话，那么此时飞雪与无名的“武”似乎也可以称为“舞”了。没有吼叫厮打之声，没有血腥的味道，人物动作变化快中有慢，动有有静，表情凝重却不失从容。和传统武侠片相比，少了其他武侠片的喧闹而多了一分庄重，没有了肉搏战取而代之以意念之战，英雄之“武”成了英雄之“舞”，此乃化实为虚、化动为静的写意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