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治和法治的人性论基础

在中国，性善论是主流人性观点，持这一观点的经典代表人物是孟子。他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传统文化中，除宣扬性善之外，还有各种学术主张。但是在道德教育领域、在社会规范领域，性善论却是一种宏大的声音。中国社会在大众教育层面上提出的“人之初，性本善”，它表现的是人们对理想人性的期望和要求。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在心理、情感层面易于接受礼治、德治，并把德治称为仁治，宁可一次次的期盼“明君”、“圣君”、“清官”的出现，也不肯做有实际意义的制度建设，来控制人性中“恶”的倾向。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消极也不过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向善的追求和劝诫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国人德治的坚强心理基础，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信仰依赖，差不多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宗教式的道德精神的支柱。

人性自私的观点在西方文化中得到普遍认同，但他们相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性控制人的恶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任何人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他就必须假定，所有人都是恶的，只要一有机会，就总要依这种恶之本性行事。 ”这就是西方社会相信“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依赖法律制度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