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浪漫主义情感拯救的局限性

这条拯救之途虽然迷人，但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以情感为核心的一个精神领域的神话。称之为神话，一是因为它远远脱离现实，只关注情感和心灵。浪漫主义者们虽然热情昂扬，信念坚定，但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没能起到普遍的救世作用。因为这种信念只撑起了自我的精神大厦，不能和它源起的现实结合，也没有与它所创造的东西结合，是一团孤立的火。浪漫主义的救世功能只有在心灵和情感的力量完全胜过外部因素的时候才能发挥效用。也就是说，被浪漫主义者们讴歌崇拜的情感治疗功能只存在于精神力量的伟大之中，只存在于一种可能的崇高之中。而这种崇高只是一个永远生成的东西，是一个神话。二是浪漫主义者们无不是用具有神话色彩的原型来阐释他们的情感救赎。在拜伦那里是唐璜、恰尔德·哈罗德;在雪莱那里是著名的普罗米修斯;在济慈那里是赫坡里昂和阿波罗;而在华兹华斯那里，则是被他神化、抽象化了的童年。因此，浪漫主义的情感救赎最终无法真正起到治愈作用，他们运用情感这个武器来对抗现实矛盾，对抗萎靡与虚弱的社会意识形态，最终却因过于强烈的情感自由、过于遥远地脱离现实成为一个神话。他们掀起的精神领域内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也面临着一种巨大的、无所适从的黑暗，只有靠燃烧自己获取短暂的光辉。不论是从拜伦蔑视传统道德的“疯狂”行为来看，还是从雪莱纯洁而不切实际的正义理想来看，都表现出浪漫主义诗人对社会的无能为力。更遑论华兹华斯通过寄情自然有意地避开社会现实，济慈通过迷离的夜莺歌声舔舐自己情感的创伤所表现出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在浪漫主义的追寻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最后只能一个人站立在其实仅仅就是他自己的高塔上，他的姿势就是那存在着的火本身。”^[2]浪漫主义者依靠自身的极度热情掀起革命，这场革命也因此只能作用于内心，而无法延伸到社会现实层面。一旦延伸到现实层面时，这种革命便会由于缺乏实践性、逻辑性和针对性而无法与现实接轨。雪莱其实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认为他写作的目的只是希望作用于人的情感领域。他说:

“但是千万不要误会我的诗作专是为了直接发挥改良的力量，或是以为我相信它们包含着什么有关人类生活的周密计划。教训式的诗是我所深恶痛绝的;凡是可以用散文来清楚说明的东西，写成了诗反而枯燥和烦琐。我一向的目的，不过是想使一般爱诗的读者们细致的头脑里，多一些高尚美丽的理想;使他们明白，除非人类的心灵懂得了爱、敬慕、信任、希望、忍耐，否则无论什么为人道的精辟理论，尽管它们理该结出幸福的果实，结果都会好像是被撒在交通大道上的种子，会让来往的行人在无意中踩成灰尘。”^[3]

因此，浪漫主义者们所拥护的情感解放，所张扬的那些价值观如开放、宽容、灵活、自由等只能在情感领域给人关怀与安慰。如果用这些价值观来批判制度、改造世界，则是根本行不通的。从理论上讲，如果真的行得通，那么经过浪漫主义者改造后的世界必然是一片混乱，道德败坏。因而，从实际上看，浪漫主义的价值观一触碰到现实必然会蒸发得无影无踪。

也就是说，情感解放可以批判地反映现实，但不会触动它的价值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它的批判话语中恰恰培养了被批判社会的精神气质，这也是为什么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精神被西方思想接纳并传承讴歌的原因——浪漫主义的批判永远无法撼动现实，反而为现实抹上一种美学光泽。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的方法非常灵活。像华兹华斯那样聪明地回避现实，却又与游离于现实之外是情感解放的最佳选择，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与现实分离的做法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拜伦和雪莱则没有华兹华斯那样的圆滑，他们一心一意地执著于自己的情感理想，似乎为之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他们确实为理想粉身碎骨了，因为当他们终于长大，认识到这种自我解放的无能之后，又不肯像他们所鄙薄和唾弃的华兹华斯一样遁守起来时，只有选择死亡作为祭奠自己理想的最后仪式。拜伦与雪莱最终明白他们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是没有根的自我孤立，是与现实政治世界的分离。他们这种无根的自由主义本质上其实维护了它所批判的社会制度:它为自我质疑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最终可以化解的焦虑，为社会装上了一个人道博爱的安全阀。虽然社会承受了一些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只蜷缩在自己的语言里，控制得恰到好处，不但不能真正触及社会，反倒能够使社会释放其紧张因素，因而得以更加顺畅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