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死亡崇拜
拜伦在36岁时因病死在希腊的战场上。他体验过举世瞩目的爱情经历，表现过令人震惊的反叛行为，并且创作出无数激情勃发的诗歌，缔造了无人匹敌的“拜伦式英雄”后，最后又以一个精心打造的辉煌而豪华的死亡结束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澎湃生命。拜伦的死是典型的“拜伦式死亡”，不甘寂寞而又孤傲绝世的拜伦如同一只苍鹰，从不屑与芸芸众生为伍，也从不允许世俗的观念与标准左右自己的行为。他坚持旁若无人地按照自己的激情指引而生活，最后为了成全自己激情勃发的生命，自然会选择最不同凡响的死亡方式。不论是回望拜伦的一生，还是细读拜伦的作品，都不难看出拜伦的死亡是一种必然，也是回旋在拜伦心中的一个长久的期盼。
(一)唐璜的归宿
《唐璜》(1818—1823年)是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也是拜伦一生中付出极大精力打造的人物。在这个人物传奇的经历、毁誉参半的名声中，拜伦实际上书写的是自己的渴望。“在拜伦自我流放期间，他的精神达到了一种超越生死的自由，他自由地发表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并且在《唐璜》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这种自由。”[281]主人公唐璜似乎经历了人间所有的传奇，体验了世间最深刻、最美丽的爱情，并用极端的方式完成了激情的释放。拜伦希望自己像唐璜一样，也会“有过许多奇遇，在情场和战场上都相当出色。”[282]
诗的开篇就描写了16岁的唐璜与已婚少妇朱丽亚两情缱绻，终至被捉。在经历了最混乱狂暴的场面后，朱丽亚被迫出家却依然不悔，认为与唐璜的爱情值得她付出所有。而唐璜却在搞得别人妻离夫怨后开始了扬帆探险的生活。他在海上遇到风暴，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诗中描写了绝望至极、焦渴难耐的将死船员最后居然发生人吃人的疯狂后，又遇到如世外仙姝般的美女海蒂，两人产生爱情。刚烈而又忠贞的海蒂因为抗拒了父命，忠诚于爱情而命丧黄泉。此后，唐璜被卖入土耳其苏丹的后宫为奴，经历了从卑微无名到奢侈豪华的变迁，体验了两种最极端的生活。后来唐璜逃出王宫，参加了俄国围攻伊斯迈城的战争，立下战功后被派往彼得堡向女皇叶卡捷琳娜报捷，得到女皇的青睐，成为宠臣。诗歌中战争的场景不断呈现，爱情的火热与浪漫更是令人倾倒。在创作这首惊世长诗时，一些数据可以表明拜伦的创作本质。“出版的时候，只有三个诗章与拜伦初稿中的诗节数相同。有166个诗节是后加的，其中134个诗节加到了最初的五个诗章中，仅第一个诗章就加了60个诗节……”[28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拜伦的创作根本没有任何前期构思与设计，完全凭借情感的指向而随意写作，这个特征使得通过《唐璜》解读拜伦的情感本质成为可能。
作为“拜伦式英雄”的主要代表，唐璜的性格体现出拜伦所具有的暴戾特性。唐璜就是拜伦自己的体现，热衷于情感激荡、不同凡响的生活态度，混淆善恶与美丑，置一切价值观于不顾，完全以拒绝平淡为人生信条。这一点也正是拜伦与雪莱的根本差异——雪莱是怀着最纯真的信念献身创作，希望他的创作能为现实世界提供最正义、最美好的人性标准;而拜伦则抛开一切信念，以最大限度的自由释放激情、享受生命为最高理想。这一点可以从看待拿破仑时，雪莱与拜伦截然不同的态度上清晰地体现。雪莱认为拿破仑是十足的暴君。他在1812年12月27日写给霍格的信中这样说:“拿破仑这个人是我所深恶痛绝的……他的动机是最卑鄙、最庸俗的，这就促使他犯了许多罪行，他的行为和强盗行为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人多势众。”[284]雪莱之所以强烈地痛恨拿破仑是因为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与雪莱崇尚的纯粹理想相悖。而拜伦对拿破仑则颇有惺惺相惜之情。拜伦虽然称其为“暴君”，但“暴”一字在拜伦的心中有时并不是贬义的。他本人被称为诗坛的“拿破仑”，他们的区别只在于一个用笔，一个挥刀，但暴戾的性格是同样的。因此拜伦主要是用自己的笔给拿破仑描上英雄的色彩。
“1816年4月23日，拜伦永远地离开了英国……对于自我意识膨胀的拜伦而言，这不是什么惊人之举。拜伦有意地把他的流亡与拿破仑在圣西拿岛的流亡相比。拜伦乘坐的马车花费了足有500英镑，里面有床铺、小型图书馆及用餐设施。这个马车是我仿造拿破仑的马车特地制造的。后来根据继承法，要求拜伦必须将名字改为Noel时，拜伦因为用到N作其名字的首字母而像个孩子一样狂喜不已。”[285]
由此可以看出拜伦对拿破仑的崇拜程度。他称拿破仑为“一个最伟大而不是最坏的人物”[286]。他在分析拿破仑时讲的恰恰是自己的心理状态。他认为拿破仑那活跃的心最怕的是安闲，而其致命伤是嗜好冒险，是心灵深处有一种狂热，而不是卑鄙的个人野心。这些话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拜伦最需要的就是不停的刺激，他最怕安闲;同时，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受了激情的促动，受了狂热心灵的指引。
“他们有狂飙的呼吸，风暴的生命;
他们驾着风暴，终天被风暴所倾覆，
但他们又如此习惯于、执迷于斗争，
当他们死里逃生，进入平静的迟暮，
就会感到乏味，而且一肚子愁苦，
无聊而凄凉地死去，晚景多么可怜;
摇摇晃晃，就像一支风中的残烛，
自己熄灭，或者像一把被弃置的剑，
自己侵蚀自己，耻辱地生锈，失去原来的体面。”[287]
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拜伦开篇第五、六节就一语道出恰尔德的本性“那平静的生活是绝不会使他称心”[288]，这不正是拜伦自己的写照吗?因此拜伦宁可遭遇痛苦也不能忍受平静。恰尔德·哈洛尔德“厌倦了享乐，他简直想遭些祸灾，只要能变换一下情调，便落入地狱也无不可”[289]。拜伦所渴望的生命是充满狂风暴雨的不凡体验，只要能够摆脱平凡，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无关紧要。狂暴的拜伦自然也厌恶进入平静的迟暮，像“风中的残烛”般失去激情。在拜伦看来，一味地躲避死亡而丧失激情的生命一文不值，是失去“体面”的生活。
拜伦是于1817年被迫离开英国后开始创作《曼弗雷德》的，而《曼弗雷德》从一开篇就充满了对死亡的思考。拜伦因为其许多违背社会习俗的行为而使英国震惊，最终不得不承受永远离开祖国的命运。虽然拜伦在言语上仍然表达对自己行为的坚持，并声称既然英国不适合他，他便永远不再回到祖国。然而在心灵上，不难想象拜伦承受的巨大压力与痛苦。因此拜伦笔下的曼弗雷德“就像李尔王一样，被社会抵制，陷入了完全的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也像曼弗雷德一样，把这种旷古的孤独视作探究人性，探究何为真正自由的绝好机会”。[290]李尔王最后死于孤独，曼弗雷德同样如此，将个人情感转化为世界中心的拜伦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埃斯库罗斯和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都有朋友环绕周围，并有同情者给予支持，因此可能会将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联盟上。而曼弗雷德却是孤独的，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没有朋友，孑然一身，面对着普罗米修斯从未体验过的永恒孤独。”[291]其实这种旷世的孤独在拜伦作品中早已流露出来。“正是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孤独桀骜第一次蔓延开来，对现实世界感到厌倦的拜伦式英雄忍受着隐秘的痛苦与怀恨的煎熬”[292]。拜伦本身正是如此，宁愿忍受世人的不解与斥责，也不会与现实握手，孤独既造就了他的痛苦，也成就了他的骄傲。
在《曼弗雷德》中对死亡的思考便是拜伦悲凉心境的一种反映。面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苦难，拜伦认为死亡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脱。对死亡的最后期待使得拜伦“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因为他知道他只不过是既充满耻辱又充满刺激的宇宙进程中的一部分”。[293]在《曼弗雷德》中，拜伦这样写道:
“……从我年轻的时候起，
我的精神就不与人们的灵魂相交游，
我也没有用人的眼光来观看这世界;
我没有他们的野心的渴望，
我没有他们的生存的目的;
我的欢乐，我的苦痛，我的热情与力量，将我
造成了一个特殊的人。”[294]
拜伦笔下的所有主人公几乎都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他们从根本上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并且以这种特立独行为荣。他们按照自己的行为规范生活，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张扬自我的价值观，这种精神自然会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痛苦。“我从不重塑任何观念。我就像一只猛虎:如果我错过了第一个春天，我会吼叫着回到我的丛林;但如果我出击的话，就会毁掉一切。”[295]拜伦便是这样一只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猛虎，他没有体系，嘲弄体系，不满现实但从不指望重构现实，渴望摧毁一切但却无法实现，只能在精神层面强调自己的强大。“你可以砍断我的根枝，你可以关我禁闭……但是就是不能让我改变，因为我不能改变——我既固执又懒散——这就是事实……我早就告诉你新的诗章不好，你可以禁止它出版，但是我不会做任何改动……”[296]拜伦的我行我素由此可见一斑，他宁可被现实社会删除，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精神气质。
换言之，“‘拜伦式英雄’都猛烈地与命运开战，并沉浸在飘忽不定，或者说是虚幻无果的光荣之中”。[297]唐璜就是拜伦式英雄的典型，他的一生就是拜伦的一生，他如同天外来客一般，依照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坐标生活，享受着高度自由，高度骄傲的生命，使得短暂的生命凝练成一曲最为奔放狂热的颂歌，最终因无法撼动现实而归于“虚幻无果的光荣”。拜伦曾说，他“永远不愿住在英国这个狭小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小岛上”[298]。英国代表着拜伦所无法忍受的现实，那么离开现实的拜伦要去哪里呢?拜伦说他“沉浸于文学”[299]之中。“文学”又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文学是精神的、心灵的，与物质现实关系不大。拜伦在这个精神世界中享有至高的自由，他热烈的情感和孤傲的精神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无拘无束地徜徉。拜伦最爱海洋，就是最爱那种跌宕起伏、不拘一格的流动的生命。他没有坚定地为人类的未来而歌的信念，如果有，那这种信念在拜伦这里也只是隐身为一种为他的孤独骄傲、却又奔放热烈的生命的点缀，不像雪莱一样完全用信念撑起自己的生命。
拜伦从根本上就从未想过与现实生活融和，标新立异是他的一贯原则。他的许多作品都汇集成一个典型的英雄形象——超凡脱俗、与世隔绝的拜伦式英雄。
“这些英雄专横孤傲，喜怒无常，不见容于社会，时时为某种内心深处的犯罪意识所困扰，一举一动都仿佛是当代幻想的典型产物。……通过把英雄从司各特的历史背景移植到今日的战场，拜伦表明在现实世界里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即使如此，就英国公众而言，他的反叛的海盗倒也无伤大雅，因为他挥舞大刀的地方远离赞成自由平等的法国人，离英国外省的请愿者和破坏机器者当然更为遥远了。同时拜伦的反叛也缺乏哲学意义。它被抽空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中可以说是相当引人注目。以思想空洞的语言描写一个具有革命潜能的形象当然不会使有财产的公众惊慌失措。”[300]
这些人物从根本上讲是拜伦情感世界的产物，或者说是拜伦情感世界的再现。无论拜伦式英雄有多么惊人的壮举，他们也“不会使有财产的公众惊慌失措”，因为这些英雄只是作为“艺术先锋或审美精英而存在的，他们都远离了真正的社会革命”[301]。他们挥的大刀只是舞台表演的道具，根本不具备现实意义上的杀伤力和破坏力;这样的英雄只是舞台上的演员，不是现实世界中的革命者。因此，当我们把雪莱和拜伦定位为“积极浪漫主义的革命诗人”的时候，恐怕没有能够注意到其“积极”姿态后面的审美表演的欲望。拜伦正如自己笔下的英雄一样，傲视俗世的一切律令，我行我素地完成了自己心中的使命，然而由于他原本与凡俗的世界无关，因此他所做的一切虽令世人震惊，却不能令世界改变，因此拜伦最终的命运也是维持自我骄傲，与凡俗斩断联系也就是最后自我删除的命运。
作为拜伦笔下的重要人物，唐璜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唐璜》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唐璜的最终结局未能得以全面展现，然而可以想象，在经历过生死的磨难，爱情的大喜大悲，又经历卑贱与尊贵的变迁，最后在战场上生死辗转，唐璜下一个目的地应该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在什么地方才能继续燃烧唐璜非同凡响的激情生命?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再让唐璜的激情勃发，那么一心崇尚激情的唐璜自然不屑偷生，但是他也绝对不会默默地死亡。因此唐璜的结局必然是辉煌无比、震慑人心的死亡。唐璜作为典型的拜伦式英雄，与拜伦之前所创作的许多拜伦式英雄一样，必然会走向“拜伦式的死亡”。死亡是拜伦式英雄特立独行的一生的最好注解，是其情感追求的最后证明。死亡对于“拜伦们”来说的意义绝不是逃避，而是对自己理想的最后捍卫，或者说是维护自己的热情生命的唯一的、终极的方法。死亡使拜伦的一生停留在辉煌的状态，使“拜伦式英雄”成功地把最狂暴最热烈的形象固定为永恒。
艾略特在谈到拜伦时说:“就诗的性质而言，拜伦诗作的主体是郁闷愤世的，使人读后会以为他想要摧毁一切。”[302]然而这种摧毁只是情感上的一种发泄，拜伦从未考虑过怎样摧毁，以及摧毁后的结果。他所有的反叛都缺乏哲学意义。这些激情洋溢、充满叛逆情绪的诗歌在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却是空洞的，只有语言的澎湃，而无思想的实质。因此，即使拜伦再激情勃发，自然也无法摧毁一切，更何况他的所有信念都是建立在激情的烈火之上，并不是真实的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因而他的摧毁力量必然归于无为。而他倾力所做的一切呐喊最终也会成为火热的幻象——也就是拜伦对自我力量的删除。然而拜伦的自我删除与雪莱不同，不像雪莱那样用静默、隐蔽的死亡完成对信念的最后坚守，而是让死亡成为拜伦保持孤傲品格的最有力的证明。“我是一向孤立的，不管被人家忘掉或者牢记。”[303]拜伦用死亡永远地使他的形象定格为孤傲的英雄。
(二)死与生的辩证
纵观拜伦的全部作品，可以发现死亡是他作品中的永恒主题。生与死本质上是许多文学作品的母题，但是拜伦笔下的生与死却显现出更为激情、更为暴烈的一面。拜伦对死亡的书写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他丝毫不受现实的羁绊，完全用自己狂热的感情和蓬勃的想象力来面对死亡。因此他笔下的死亡从表面上看是不平凡的、刚烈如火的，而从本质上看则是不现实的，或者说“死亡”对他来说绝不是现实中大家公认的一种生命状态，而是情感的另一种释放形式。正因为如此，死亡在拜伦笔下绝不是黑色的，而是彩色的;绝不是冰冷的，而是火热的。拜伦笔下的死亡是拜伦对自己情感的一种叩问，对自己灵魂的一种逼视。因此拜伦面对死亡无所谓坦然与否，无所谓恐惧与否，死亡是他热烈情感的一种必然构成。他笔下的死亡以及他自己的死亡也便成为情感的延伸，生命的延伸。
拜伦的抒情诗大都短小精悍，显而易见是拜伦瞬间热烈情感的释放。在他写下的许多小诗中，死亡的身影随处可见。不论是面对别人的死亡，还是思考自己的人生，死亡都成为拜伦书写心灵的重要手段。拜伦14岁时创作的一首名为《悼玛格丽特表姊》中，小小年纪的拜伦就这样看待他心爱的玛格丽特的死亡:
“为什么要悲恸?她无匹的灵魂高翔，
凌越于红日赫赫流辉的碧落;
流泪的天使领她到天国的闺房，
那儿，‘德行’酬她以无尽的欢乐。”[304]
在著名的《给赛沙》一诗中，拜伦书写了对他曾热爱的姑娘赛沙之死的怀念之情。虽然赛沙的死亡令拜伦伤怀不已，但是拜伦仍然这样谈论死亡:
“在芳艳的年华，你悠然远逝，
苦难的深杯由我来喝干。
墓穴里果真只有安适，
又何需你重返人寰。”[305]
死亡对于拜伦来说始终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安宁与解脱。当拜伦有意地背离传统习俗，有意地打造狂热而激情的生活时，他也许早已意识到这一切其实是无法长久的，正如选择了战争生命的阿喀琉斯，在出战之前已经明确知道这样的生命必然是短暂的，死亡必然会扼杀年轻的生命。“花枝染上最瑰丽的色泽必然衰败得最早。”[306]拜伦在选择暴烈的生命之前便已经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甚至拜伦对死在本质上是盼望的。狂烈与独树一帜、不合时俗的生活的确使拜伦品尝到刺激与兴奋，获得痛苦的短暂休歇，但却无法使他得到安宁。在《你已经长逝》中，拜伦同样表达了这种对死亡的向往。“那无梦的睡乡，安恬静谧，我心驰神往，绝不会哭泣。”[307]只有死亡能够回归最终的安适，摆脱拜伦一直以来渴望用激情对抗的苦难。
“算算有几时你心情欢畅?
算算有几天你不曾烦恼?
你就会明白:不管你怎样，
不再活下去比活着要好。”[308]
拜伦在1817年愤而离开英国后，在瑞士创作了诗剧《曼弗雷德》。在这首充分体现拜伦思想变化的诗剧中，可以更清楚地读到拜伦对死亡的认识。在《曼弗雷德》中，曼弗雷德因为爱情而使他最爱的姑娘痛苦，因此曼弗雷德向精灵要“忘怀”的能力，又希望魔女令他爱的姑娘“复活”，甚至曼弗雷德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以结束痛苦。对于曼弗雷德来说，情人的“死”使他的“生”饱尝痛苦，而如果没有他的“生”，他的情人也不会“死”。
“假如我没有活过，那么我所爱的人
一定还活着，假如我没有爱过，
那么我所爱的人一定还是美丽的，
欢乐的，而且给人以欢乐。”[309]
拜伦在这里对“生”与“死”的辩证思考更为深刻。曼弗雷德的“生”以爱的名义造成了他人的“死”，而他人的“死”又使曼弗雷德生不如死，因此渴望用死亡来获得解脱。也就是说，与其痛苦的生，不如平静的死。如果拒绝死亡，也许还会伤害另外活着的、快乐的灵魂。正如拜伦在诗中所说:“那些死了的人最幸福，他们再也看不见自己凄凉的情景。”[310]人有记忆，因此无法逃避痛苦，唯一的办法是结束生命。曼弗雷德曾渴望拥有“忘怀”的能力，希望能够不用死亡而摆脱痛苦。面对曼弗雷德要求“忘怀”的愿望，7位无所不能、掌管大自然、统治世界的精灵们却说:
“它不在我们的本质里，不在我们的本领内;
但是你可以死去。
……
我们是不死的，而且永不忘怀;
我们是永生的;对于我们，过去就像
将来，都在眼前。”[311]
拜伦在诗剧的开篇就这样形而上地谈论死亡，似乎与拜伦崇尚激情、缺乏哲学思辨的思维不符。而从本质上看，这段富于哲学思考的死亡阐释，恰恰反映了拜伦对生与死的辩证认识。“生”虽然能够灿烂辉煌，能够轰轰烈烈，但是永生却只能成为一种痛苦，因为生无法“忘记”——无法忘记痛苦的回忆，无法回避痛苦的经历。如果要摆脱痛苦的折磨，享受安宁的生活，只有通过“死”来达成。“死”成为对“生”的最有力的保护，也是“生”的最温暖的归宿。这样看来，“生”与“死”本来是相互依赖、相互证明的，没有“死”带来的终极解脱，“生”的活生生的体验也便失去意义。没有对“生”的切肤感受，“死”也失去了价值所在。“死”使“生”走向最后的神秘，走向最后的永恒，因此能够成就“生”的辉煌与浪漫。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他这样评价克伦威尔的死亡:“获得天下和比获得天下更幸福地进入地狱。”[312]
“哲理诗剧《曼弗雷德》的同名主人公至死不向天国妥协，拒绝代表理性的精灵的召唤，最后孤独死去。这样的描写，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悲哀’的哲学，可以说正是拜伦对所谓理想世界绝望的心情的反映。”[313]这种绝望心情促使拜伦拒绝在任何意义上与现实发生联系，转而一生奉行此在的情感真实，这是一种对未来不抱希望，对理想不抱具体期待的表现。拜伦通过情感的激烈释放成就了此生此在的生命真实。当他全面感受了生的刺激与热烈之后，所思考的便是如何使自己的生命走向永恒，或者说，如果热烈的情感无法再使生命感受刺激，那么如何才能让这烟花般的生命绽放最后的辉煌。拜伦于是想到了轰轰烈烈的死亡。这种死亡是对他短暂而又动荡一生的最好诠释，也成就了另一种更加永恒的幸福。
(三)最豪华的死亡
拜伦是在经历了数不清的刺激、火热的爱情，终于对这种情感游戏感到厌倦后，才决定寻找其他发泄情感的途径的。在英国，他已经被驱逐出文坛，在意大利，他曾经从一个城市被驱逐到另一个城市，他感觉到生命的失败与低沉。在他去世前三年，他写过一首非常平白、非常简单的小诗《三十三岁生日》，诗中他这样写道:
“人生的道路又脏又暗，
我已经捱过了三十三年。
这么些岁月给我留下啥?
除了三十三，啥也没留下。”[314]
拜伦33岁时的生命感受注定了他要寻求新的刺激。他虽没有安邦定国的头脑，却有着轰轰烈烈的英雄外表，一直希望介入政治领域成就霸名。拜伦原本热衷于政治，对于诗歌创作，他决心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出现。然而，他那旷世的才华却不允许他这样做，导致在他原本丝毫不打算以业余态度对待的政治领域，反而成了一个业余爱好者。当拜伦厌倦了与女人之间不停的感情纠葛，当一切事情都凑到一块，鼓动他投入实际行动后，他便渴望通过战争成就功名。他曾经想参加克莱尔人的解放斗争，为此他仔细地研究过南美洲的情况。结果事实证明，希腊这个早年曾激发他慷慨悲歌的国家始终对于他具有最强烈的吸引力，希腊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给拜伦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拜伦像再世的狄奥尼索斯，对希腊有着特殊的感情——希腊本是神话之源、自由之邦。拜伦在《哀希腊》中写道: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
火热的莎弗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315]
因此到希腊去参加战斗，去体验激情的再次荡漾成为拜伦消解低沉情绪的最好出路。他毅然辞别了情人居齐奥利伯爵夫人，没有把参加战役的危险和艰难告诉她。拜伦是决意赴死的，他渴望战争给他的生命带来新的激情的同时，能够把他的激情生命定格，哪怕他所做的都是恶魔般的行为。因为左右拜伦行为的唯一力量是激情，解放大众只是他释放激情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决心去希腊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定做一批镶着羽饰和战斗箴言的镀金头盔。”[316]可见拜伦远赴希腊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释放激情，满足自己的表演欲，满足自己孤傲英雄的追求，成就其“拜伦式英雄”的人生的最后一站。他在赴希腊之前变卖了全部家产，足以看出他原本没打算活着回来。在他离开那天，他收到了来自歌德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问候。这位老文豪为他写了一首诗，表达对他的敬意，歌德的赞美也可称得上是对拜伦激情赴死旅程的最豪华的送行辞，完全可以满足“拜伦式英雄”的孤傲的虚荣心。
到了希腊后，他一直留在克法利尼亚岛上，有5个月之久。为分配金钱、军众和其他作战物资，拜伦需要在来往通信上花费大量时间。而他也乐此不疲，他从这种纠葛与追捧中得到了个人虚荣心的最大满足。他一本正经投身战斗的姿态也为他赢得了尊重。当拜伦在梅索朗吉昂登陆的时候，人们简直把他当成一位君主来接待。炮台鸣放礼炮，军乐队高奏迎宾曲，全城的居民都到海边来欢迎他。这种礼遇自然是令拜伦颇为得意的。
不管受到怎样的礼遇，拜伦也不会成为拯救希腊、重构现实的政治家。拜伦并没有远大的救世建邦的理想，他的希腊之旅本是为了成全其激情人生，因此他是急于求死的。在希腊，好像死亡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似的，拜伦为自己选择了最危险的指挥官岗位，指挥向莱潘托进军的部队，希望以他饱满的精力和勇敢无畏来弥补他军事经验的不足，而他的参谋人员则负责部队的战略指挥。在那些本身枪法不高明的苏利奥特人心中，再没有什么能比他那百发百中的射击术和漠视危险的勇敢精神更值得尊敬的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这时的心灵变得更加高尚。他在36岁生日那一天写了一首很美的小诗，是他写过的最美的诗篇之一，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表明了这个时刻在他胸中涌动的感情。在预感到自己的死亡正在临近的同时，诗里显示了古希腊英雄的气概。
“赶快踏灭那重燃的情焰，
男子的习性不值分毫;
如今你再也不应眷念
美人的颦笑。
你悔恨等闲把青春度过，
那么，何必还苟活图存?
快奔赴战场——光荣的死所，
在那儿献身!
去寻求(少见，多数是碰上)
战士的坟墓，于你最相宜;
环顾四旁，选一方土壤，
去静静安息。”[317]
拜伦的亲希腊主义倾向从本质的意义上讲是一种情感形式，这种情感形式既体现为外在的实际行动的不顾一切、不计后果上;也体现在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绝望和悲怆的情绪上。在拜伦的思想中，希腊并非我们所认为的是一个值得援助的弱小民族，拜伦身入希腊也绝不是为了助小扶弱的伟大事业。希腊只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一块具有诗意的栖息之地，一个理想之邦”[318]。或者说，希腊只是拜伦为了成就理想人生、诗意死亡的一个适宜之所，是拜伦情感上的最好归宿，拜伦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可以看作是他生命的总结——经过了无数次爱情后，他不再眷念美人的颦笑，因此选择在战场终结生命。战场是拜伦的激情之选，同时又是拜伦最为聪明的选择——战场能够成就他的英名。如果他选择为美人而死的话，那拜伦的死亡则仅仅成为情色传奇，死在战场才为拜伦荒唐的一生禀赋了最光荣的色彩，以英雄之名留芳人间。“拜伦不甘于死亡的不请自来，他力图主宰自身的生命，超越生死，不断寻求突破死亡的局限。”[319]为了使生命赋有价值，获得永恒，必要时要舍弃生命。于是，他把死亡视为成就生命永恒意义的途径，通过对死亡的蔑视与掌控来超越死亡。他说:“对于黑暗中踯躅的人，最勇敢的水手也必须有自己的目的地才能航行。”[320]而成就生命的辉煌与价值则是拜伦一生的目的，因此拜伦做出任何选择的目的只在于如何充实自己的生命，从根本上说与扶弱助小或者希腊的解放事业关系不大。假若他的目的是解放人类，那么在争取的过程中他便需要忍受低谷、压抑冲动，事实上拜伦从未抑制过自己的任何热情。他在诗中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在为自由的事业、为光荣的战斗而死，但他一再强调的目的也是为了凸显自己生命的与众不同与辉煌绚丽。
在希腊期间，他好像唯恐自己的生命不能在这里结束似的，丝毫不愿抓住生的机会。当拜伦的身体日益虚弱时，他依然每天骑马巡游，即使遇上大雨也不肯改变。别人劝他时，他说:“要是我连这么一点小事都经受不住，我还能锻炼成一个够格的战士吗?”第二天他病倒了，一阵阵痉挛使他疼痛难忍，他却说:“我不怕死，可是这种痛苦我实在受不了!”拜伦不能忍受战斗的残酷与曲折，他从根本上是在渴求一种辉煌的死亡。他不能忍受生命激情的枯萎，他宁可用死亡来保住他用一生铸就的激情标签。在死前的几个小时中，他一直大声喊着“希腊!希腊!”以及“胜利!”[321]他不希望让老态龙钟的模样毁掉他的尊严，他希望“直到最后他还那样迷人:是熄灭，不是衰萎。飞射的流星从高空坠下，这时才闪耀最亮的光华。”[322]死亡对于拜伦来说，是最后一次的释放激情，也是最强烈的一次释放，能够为他的激情生命画上最完美的句号。像他诗歌中的“扫罗王”一样，在战斗中死亡，成就一世美名。让“死也要有尊严”[323]，让死亡成为诗歌与热情本身;也好像耶弗他之女一样，面对死亡坦然平静，并希望家人能够“以我为荣，莫忘我临终的笑容”[324]。拜伦通过积极向死的过程，表现出他自觉地将生命自主权收归自我，是自我掌管、主宰自己生命的世界的体现。拜伦的这种死亡观，使他在文学创作上书写了一个永恒的死亡主题，使诗歌注入一种看透生死的、深邃的哲理内涵，洋溢着一种蔑视死神的英雄主义色彩，也使拜伦的诗歌主题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和创造力，富有生命的律动和生命的激情。
拜伦一直以来拒绝任何妥协，认为自己的意志足以支配痛苦，以自己的情感支撑生命，最后当体验过人间的所有激情时，再一次用强大的意志力支配了无所不能的死亡。拜伦不允许凡俗的人、凡俗的规则做他的仲裁者，因此主动地献身死亡，用死亡声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一向认为，死得伟大的人，永远没有失败。
“我的不灭的心灵，对自己作着
它那善与恶的思想的报应——
它是自己的罪恶与终结的源泉——
自己的空间与时间;它的内在的灵性，
当被脱去了尘世的外壳时，从那
转瞬即灭的外界，并没有沾染什么色彩，
而只是沉浸在痛苦与欢乐里，从自己的
功与罪的知觉而产生的痛苦与欢乐。
你未曾迷惑过我，你也不能迷惑我;
我不会是你的受骗者，也不是你的战利品，
我只是我自己的毁灭者，而且此后也愿来作
我自己的毁灭者。——滚开吧，你失败的恶魔们!
死的手已在我身上了——然而它不是你的手啊!”[325]
在饱尝了生之激情、生之痛苦之后，拜伦选择了主动的、震撼人心的死亡方式。就像曼弗雷德拒绝以统治万物的精灵为代表的权势与力量来终结他的生命，而是声称自己会成为自身痛苦的终结者、自己罪恶的审判者一样，拜伦用死亡来表示对现实生活的鄙视与唾弃，用死亡来护卫自己被俗世视为罪恶的热情之火，并让这样的死亡成就他最后的灿烂。这是一种炫耀性的死亡，或者说是一种豪华的死亡。他就是“死去时和活在世上一样孤独的曼弗雷德，同天堂和地狱都一样无缘。他是自己的起诉人和审判官。”[326]他用死亡狠狠地证明了自己的孤傲的决心与自由的勇气，用死亡炫耀地表明了自己充满男子气概的伦理观点，表明自己永不委曲求全的决心，永远渴望自由的勇气。死亡使他的名字永远竖立，供后人景仰他的孤独与勇气。拜伦确实实现了这个目的。他死后，希腊举国为其致哀，一切官署停止办公，公共娱乐场所停止活动，所有教堂为其祈祷。不仅如此，这个曾被祖国赶走的浪子终于扬眉吐气地被接回了故乡。虽然英国的一些教士反对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给他一席之地，但是他的声名却无法阻止他的尸体回到英国。除此之外，他的死震撼了许多人，不断被人歌颂。他的死亡为他换来了他所渴望的一切，令他的死比生更热烈、更辉煌。因此可以说，死亡使拜伦成为坚守内心意志，执著于内心情感的生命传奇，使他的名字成为高贵与圣洁的代名词。拜伦一生不趟大众的浑水，不附和主流意识形态，只忠实于自己——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最终为灵魂而死。拜伦通过死既得到了解脱与超度，也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完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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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参见拜伦长诗《唐璜》前面的献辞第七节(摘自朱维基译《唐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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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参见雪莱的诗《给华兹华斯》。“但你竟舍弃了它，我不禁哀悼过去你如彼，而今天竟是这样。”(摘自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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