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拒绝求生
雪莱于1822年，也就是雪莱不满30岁时，乘船回家却突遇风暴，舟覆落水而死。雪莱的死表面上看是一场意外，然而从深层剖析，可以发现雪莱在精神上对死亡是早有准备的，甚至说是欢迎的。雪莱的死亡可以从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来分析。从现实层面看，死亡固然是悲惨的;而从情感理想层面看，雪莱的死是雪莱精神层面的“自杀”行为，是对理想顶礼膜拜的最高仪式，是对丑陋现实的最深鄙视，更是对雪莱一直无法适应、一直坚持反抗的现实社会的最后弃绝。
(一)贝特丽采的困惑
1819年，也就是在雪莱溺水而死的前三年，雪莱一反其写作的传统主题，创作了诗剧《钦契》。《钦契》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流传已久并且骇人听闻的乱伦及复仇的故事，雪莱明白，对于这个故事，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知道故事梗概。而雪莱又以此为源本，创作诗剧，显然是以诗寄情。这时的雪莱已经26岁了，自然应该对自己一直追求不懈的理想更加了解，对自己的情感更加谙熟。然而在这部诗剧中，雪莱却一反他博爱的思想，违背他只爱不恨的纯粹理想主义情怀，创作了一个大胆复仇的女性形象。如同雪莱只在情感领域进行抗争而无法将自己的批判与现实结合一样，雪莱通过诗剧的创作使自己心中仇恨与复仇的情绪在空想领域得以发泄。这种发泄对于雪莱来说在现实中是无法进行的，因为一旦进行就意味着对雪莱毕生追求的否定，意味着对自己情感理想的践踏，雪莱宁死也不愿意去扇自己的耳光。因此这部诗剧在一定程度上是雪莱理想主义的终结，也是雪莱意欲结束自己生命的前兆。
诗剧《钦契》表达了雪莱对社会的深刻认识。通过父亲毒害儿子，羞辱女儿，女儿杀死父亲的惨烈情节，雪莱似乎在暗示人类的罪过与丑恶是无法完全清除的，人类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罪恶的标记。正如杀死自己弟弟的该隐，注定要带着罪恶之身，带着罪恶的标记求死不能。弑亲的罪恶使得人类背负着无法摆脱的负担。正义与罪孽在此几乎合二为一，令雪莱单纯地相信美好、相信正义，希望用其纯粹的利他主义改造世界，建构幸福的理想完全破灭。这种弑亲的罪过绝不像希腊神话中阿加门农的儿子俄瑞斯特斯替父报仇，杀死了母亲后，经过最后的审判被定为无罪那样简单。智慧女神阿西娜可以宣判俄瑞斯特斯的无罪，却无法消除他心中的恐慌与挣扎。雪莱在经过许多挫折后终于明白了，一些罪孽，如钦契的罪孽，尽管罄竹难书，但是根除它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心灵的代价。虽然最终贝特丽采选择不顾一切地杀死父亲，但她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死亡。雪莱就像贝特丽采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只看到了屈辱与不公、痛苦与折磨，而摆脱这种折磨的代价便是死亡。对雪莱来说，“死必须是对罪恶的惩罚，或者是对人们在天主铺设的通向不朽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的一种报酬。”[234]对雪莱来说，死亡是证明自己崇高理想，反证社会残暴罪恶的唯一方式，只有自己的安静而意外的死，才能让陶醉在罪恶中不以为然的社会胆战心惊，因此死亡也是对雪莱毕生追求的唯一报偿。
在《钦契》的献辞中，雪莱已经明确承认:
“我所出版的作品不过是一些表现我自己对美和正义事物的理解的幻景而已。我同时也觉察到其中往往存在着由于年轻无知、率尔操觚，而造成的笔墨上的瑕疵;这些作品是我认为应该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事物的梦想。但是我现在题献给您的这部戏剧，却是一个悲惨的事实。我摒弃了那种以教诲者自居的傲慢自持的态度，而满足于用我自己的心灵所具有的色彩来描绘这个确实发生过的事件。”[235]
雪莱的话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早期的作品如《麦布女王》、《伊斯兰的起义》、《致爱尔兰人民》等是自己对正义与美的不切实际的追求。雪莱一直一心一意地坚持自己的情感理想，一心一意地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却不可避免地接触现实，不可避免地让他对自己的纯粹理想主义思想进行反思。于是在这部诗剧中，他自觉放弃了那种旁若无人的执著，开始用较现实的眼光书写悲剧故事，并且认为，他是用自己的“心灵色彩”来创作。也就是说，这部诗剧反映的是雪莱自己的情感及心灵状态。这种心灵状态便是成熟的雪莱所感到的绝望。他终于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及暴政的存在恰如《钦契》中父亲的存在一样，于是雪莱被一种深深的恐慌与绝望所攫获。“当贝特丽采斥责顽抗的谋杀者时，她抓起匕首高声说道:‘你们是不是要说，她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可我必须这样做。’她像男人一样英勇地拿起了武器。刀锋可以说话，语言可以伤人。但是语言的伤害对于没有语言的世界又是怎样呢!”[236]
这正是雪莱的悲哀，他希望让世界理解并接纳自己纯洁公正的思想，没料到他倾尽心力的表白面对的却是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因此他的理想追求面临破灭的窘境。如果他仍然一心一意地坚持那种天真的理想，就要把“父亲”杀死，而杀死父亲后的巨大恐慌与悲伤足以致人于死地;如果不杀死“父亲”，那就意味着对理想的背叛，这种背叛同样足以摧毁雪莱的生之信念。而且即使贝特丽采的复仇真的震撼了邪恶，那么这种震撼也只存在于精神范畴，正像雪莱激进而纯洁的理想主义，面对现实世界毫无办法一样。这正如《钦契》中雪莱所描绘的那种令人绝望的情感状态:
“要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发肤、自鸣得意的是他，
而赐予我们身体发肤的也是他，
这又该怎么说?要是我们，
这些孤零无靠的生者和死者，
是他自己的骨血，是他理应钟爱和庇护的妻儿子女，
我们该怎么说?
难道我们在这冷酷的茫茫世界
就找不到一个保护人?
哦，请想一想，在一个孩子的驯良的心灵上
先是抹去了亲子之爱，接着又抹去了对父亲的尊敬，
最后使孩子的心灵无所畏惧，
这是多么沉重的损伤。”[237]
现实中的雪莱不能，也无法摧毁“父亲”所代表的冷酷与不公，于是只有选择主动地弃绝生命。他在《钦契》中发出这样痛苦的呼喊:“难道一个暴君能压制这许多贤明智慧的人的良知?”[238]对于暴君这种无所不在又无人敢对抗的压制，雪莱终于意识到推翻它、与它对抗的幼稚与不现实。然而雪莱本是为理想而生，理想的消隐和幻灭对他来说无异于剥夺他的生命。雪莱喜爱玩水，却坚拒学习游泳，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婉拒。雪莱只有通过“自我删除”来解决理想幻灭带给他的痛苦与绝望。
雪莱正如贝特丽采一样，在现实的社会找不到真正的安慰。除了残酷的暴君，就是像贝特丽采的追求者奥尔辛诺一样自私懦弱之人，面对罪恶只想明哲保身。他明明知道贝特丽采的苦处，也知道解救贝特丽采的办法，并且为贝特丽采着迷，但却决不肯牺牲自己拯救她，决不肯亲手杀死钦契，免去贝特丽采的罪。雪莱在现实生活中曾把葛德文视为正义的化身，单纯地相信葛德文的善良与公正。但他渐渐发现葛德文同奥尔辛诺一样自私卑鄙，一切理想的书写只是空想，甚至是一种欺骗，完全没有真正投身于人性解放的勇气与信心。雪莱由此也失去了最崇拜的偶像，失去了对世界的最后一种期盼，同时还感到一种旷世的孤独与无助。雪莱在一封写给妻子玛丽的信中说:“请您设想一下，对一个性格像我这样脆弱而又敏感的人来说，要在这种处境下继续在这个丑恶的人类社会中斗争下去，那是多么艰巨啊!”[239]雪莱眼中的世界处处罪恶，就算他像贝特丽采一样自己动手，但是他又能去杀死谁呢?他无法找到钦契那样具体的施暴者，他觉得:
“我的痛苦是精神的痛苦，内心的痛苦，
是灵魂的痛苦;对，是灵魂深处的痛苦，
在这一切都是虚假的邪恶的世界里
看到我的亲人在欺骗他们自己，自暴自弃，
我的灵魂含着满腔怨恨的眼泪在暗暗哭泣。
想起我活过的这不幸的一生，
和它现在得到的这种悲惨的结局，
而皇天后土又只能给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正义;
想起你是一个多么凶恶的暴君，
这些人是多么软弱的奴隶;
我们创造的又是一个什么世界，
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这些痛苦
逼着我要我回答。你要我怎么回答?”[240]
这是贝特丽采在杀父之后的痛苦告白，也正是雪莱选择死亡前心灵的呼喊。雪莱痛苦地认识到他的一生的结局是悲惨的，他那一点正义与世界无处不在的罪恶相比微不足道，面对要创造的世界也失去了从前那种天真的乐观主义态度。正如在《钦契》中所表达出来的绝望情绪:“揭开事物的面纱，发现背后却不是他所期望的美丽”[241]。雪莱倾其全部精力要揭掉世界虚伪黑暗的面纱，想探究到事物的内部，希望找到美好的本质，但事实却没有如他所愿。他无法回答诗歌中的问题，无法解除内心的痛苦。他终于承认:
“在我看来，不论是天主，是世人，
也不论是造成我这悲惨命运的
任何力量，都没有分清善与恶。”[242]
令雪莱失望的不仅是不辨善恶的社会，更让他痛心的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像贝特丽采一样，虽然自认为做了世界上最正义的事情，却被整个社会认为是背负罪过之人，残酷的现实使雪莱的理想主义情怀一再受挫。“雪莱坚持说，诗剧的主题不再是他梦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悲惨的现实’。”[243]从单纯地追寻理想到冷静地摹写现实，可以说是雪莱思想的根本性转变。雪莱在1819年4月6日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我想，除了五个人以外，凡是知道或听说过我的人都把我看作是罪恶的堕落所造成的稀世怪物了。”而《钦契》的创作时间恰恰是在1819年。可以说，《钦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雪莱对自身追求与自身命运的追问。面对心灵的孤独与周围的敌意，他才拾起这一人尽皆知的传奇故事，抒写自己对心灵的拷问与对生命的反思。正因为如此，“自杀问题成为《钦契》中一再重复的主题”[244]。贝特丽采在最后说:
“不，妈妈，咱们应该死:既然死亡
是咱们清白无辜的生命的报酬，
是对最凶恶的虐待的一种安慰。
既然咱们的那些凶手，还有那残忍冷酷的人们，
能笑容满面地穿过哭泣流泪的世界
从容不迫地走向死亡好像去睡觉一样，坟墓
就正好是为咱们安排的一个奇妙而欢乐的归宿。
来吧，幽明的死神，伸出你那拥抱一切的双臂
把我紧紧搂抱!像慈爱的母亲把我藏在你的胸前，
摇我沉入那没有一个人能再醒来的睡乡。
活着的人们，你们互相折磨着生活下去吧，
像我们过去那样，我们现在……”[245]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雪莱求死的决心。雪莱希望通过死亡摆脱理想幻灭带来的痛苦，通过死亡回归心灵的宁静与纯洁。雪莱的妻子这样描述雪莱:
“在十足文雅而宽容的仪表下，却感受着巨大而频繁的内心烦躁或激动，他坚强的耐性和毅力几乎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从而使他在短短的一生中体验了许多长寿者也不曾体验过的感受。在他意外死去的前夕，他曾说过:‘如果我明天就死，也已经活得比我父亲更久。’思想和感情的负担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你可以从他瘦弱的躯体上辨认出他所受的折磨，同时你也可以从他生动活泼的面部表情和炯炯有神的目光中看到他对痛苦的克制。”[246]
雪莱年轻善良的心经历了太多的痛苦，虽然他克制自己的痛苦，要求自己忠于乐观主义的浪漫理想，但是内心深处对待死亡早已坦然。他的死，从现实角度是一场意外，而对灵魂来说则是一种解脱，是他表达对理想忠诚的最后方式，也是他舒缓内心绝望情感的最后途径。但是雪莱不可能接受主动而明显的自杀方式结束生命，贝特丽采同样对自杀持畏惧态度:
“我想过死，可是宗教的畏惧约束着我，
怕只怕即使死也逃不过还没有
赎罪的良心的谴责。”[247]
于是雪莱选择的方式是隐蔽的。他坚决不学游泳，坚拒求生的技巧，对他来说，死亡是一种隐蔽的快乐与追求。他采取以拒绝求生的方式来追求死亡，这样他的死才不会背上懦弱的罪名。雪莱是成功的，他终于在水中结束了生命，使为理想困惑、为正义痛苦的巨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在雪莱去世前一年，济慈之死促使雪莱写下了著名的悼诗《阿童尼》。阿童尼不但是济慈的化身，更是雪莱自己对生命的诠释与祭奠。阿童尼是希腊神话中貌美异常的少年，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的爱情都没有使他低下高贵的头。济慈以其阿童尼般的非凡诗才傲立于世，却最终没有逃脱早逝的厄运。雪莱对济慈的死表示了痛心与惋惜，对间接造成济慈悲惨死亡的恶毒批评者进行指责，同时也认为他的死成就了纯洁的梦想与追求。“他以最纯净的呼吸换得了一个万古流芳者的墓茔。”[248]他觉得死亡使得济慈得到永恒的安宁。有学者认为，在《阿童尼》中，“历史的坍塌是比喻逻辑的表现，同时也证明了诗歌表现中固有的死亡倾向。悼诗揭示了这种死亡性，目的不是建构文化档案，而是证实了一种涌动的力量之源，这种力量正是诗人与死亡之间固有联系的象征。”[249]可见死亡成为雪莱精神中的固有存在。
“他是飞越在我们夜影之上了，
嫉妒和诽谤，憎恨和痛苦，还有
那被人们误称作‘欢愉’的不安
都不能再触及他，令他难受。”[250]
“死亡是雪莱诗歌的核心主题，是雪莱清晰明确的重要观点，但是一直以来却被忽视……如果生使你激动，那么像个影子一样的生的对立面——死——也会同样使你激动。”[251]雪莱一直对死亡的想法激动不安。雪莱认为死不但可以摆脱世间的误解、不公和恶意的攻击，更能够使面对理想与精神幻灭的心灵得到慰藉。雪莱本是情感激进之人，是激进主义者中的激进主义者。当他的一颗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心变冷时，最令人难堪的不是别人的进攻与指责，而是自己内心的不安，自我的折磨。1821年至1822年，即雪莱死亡之前的一年中，他曾在信中写道:“我不写诗了，也许再也写不了了。看到我的名字与那些无名之辈混在一起，真是一种污辱;遗忘像饥饿的怪兽，为了避免被遗忘，我得不停地提供这些零敲碎打的食物——诗歌，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做点别的什么更像样的事。我现在写得很少了。只有明确知道我写的东西能够唤起读者的共鸣，我才会有激情进行创作，否则我什么也写不出来。”[252]雪莱怀着良好的、改善人性的愿望而激情勃发地投入诗歌创作中，当他明白他的诗歌根本不会有人倾听，更不可能达到他所期待的目的时，他的激情没有了。激情无异于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命，激情的消散便意味着无法创作，而对于雪莱这样将写作视为救赎的人，停止写作无异于自杀。
(二)普罗米修斯的悖论
天生为理想而生的雪莱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现世的庸俗和理想的无处栖居。他写了贝特丽采，模糊地认识到只有像贝特丽采那样以暴制暴才是真正解放自己、争取自由的方法。但是他一贯的利他主义思想、博爱思想又使他认为暴力反抗的结果是玉石俱焚，最终无法获得心灵的安宁。雪莱一直以来将博爱奉为解决人间纷争的途径。“对雪莱而言，爱是未来实现自由的途径。雪莱给爱的定义是，爱使人性与道德复苏，是化解私心私利的力量。”[253]正如雪莱在其早期政治哲理诗《伊斯兰的起义》的序言中所阐明的:“我决不恭维那些粗暴的、恶意的情操——这些情操时时刻刻都在伺机混进极其有益的社会改革中来。诗中没有报复、妒忌和偏见的容身之地。唯有爱，被当做统治精神世界的唯一法律，在诗中处处受到赞美。”[254]在《伊斯兰的起义》中，雪莱就塑造了莱昂(意为人民)和莱昂妮(意为女人民)二位主人公始终以爱对待世人，甚至于希望以爱感动暴君，最终却被暴君杀害的理想主义形象。莱昂和莱昂妮已经表明了雪莱的政治态度的矛盾思想——既希望用爱使人性获得新生，让爱使最卑劣的心田盛开鲜花，可是雪莱内心深处应该知道爱无法使暴君停止暴行这一事实。然而雪莱却在诗的最后得出了人类有力量击败罪恶的结论，并认为“谋杀他们的刽子手自会忏悔”[255]。这些过于缥缈虚幻的结论恰恰是雪莱过于空灵虚幻的理想的象征。雪莱似乎为了重新审视自己无法令人信服的思想，于是他又倾尽全力书写普罗米修斯，希望用普遍的、永恒的爱化解仇恨，拯救世界，倡导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纵然背负几千年的折磨与厄运，依然能够坦然、宽容、温和地对待一切。在雪莱笔下，“普罗米修斯既不是希腊神话中的神，也不是虚构故事中的人:他代表着拥有最高的理想气质的未来人的形象”。即使暴君朱比特也承认普罗米修斯“不愧是一位人世间的元首”。[256]
在雪莱看来，普罗米修斯这种品质才是真正值得赞颂的，也是他毕生追求、毕生歌颂的理想品质。这种品质教人只爱不恨，宽容博爱地对待世人，甚至自己的仇敌，但这种品质根本无法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更无法对抗暴君。“雪莱一生致力于理想主义思想，认为感性认识在存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有着重要作用的感性认识的基础是什么，却一直未能回答。”[257]雪莱一向不主张以暴制暴，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雪莱这样告诫深受苦难的爱尔兰人民:“暴力或欺骗手段只会造成不幸和奴役，同时也会使无知和压迫的锁链永远把你们束缚在卑贱的境地中，使你们陷身在一种暴政底下，使你们再不能产生新的力量。一旦采取暴力，你们的事业会立刻成为一种坏的事业。”[258]最后普罗米修斯虽然获得解放，但真正采取暴力手段把朱比特赶下王位的是冥王。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以暴制暴，普罗米修斯才会获得解放，而禀赋高尚的普罗米修斯却不能以暴制暴——他只崇尚宽厚温和的举动，即使对敌人也不以暴力相对，而是希望建立一种博爱纯净的精神王国。那么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不以暴制暴，普罗米修斯无法解放，他的高贵品格也就无法惠及他人;若以暴制暴，那么虽然解放了，但心中的信念与理想也便坍塌了[259]。这也是雪莱心中的苦恼所在。在诗中雪莱让冥王担负了铲除暴君的任务，保全了普罗米修斯的理想情操，但这种安排无法解除雪莱心中的绝望情感。可以说，雪莱通过这首长诗，只是浪漫地重申自己的理想而已，面对这种理想的遥远与艰难，雪莱已经濒临绝境。雪莱说:“我所创造的形象，有许多都是从人类心灵的活动，或是它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中吸取来的。”[260]这句话清晰地表明，雪莱笔下的形象大多是心灵状态以及心灵追求的摹写，而普罗米修斯镜中月水中花般的自由成为雪莱无法摆脱的伤。
因此这个形象虽然光辉无比，却处处让人感到缺乏信心。26岁的雪莱在充满激情地歌颂普罗米修斯时，不可能不认识到他这种理想的不切实际。对于雪莱这种矛盾与悖论，早已有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
“这里，他们的反抗是无目的的挣扎，理想是彼岸的神秘的幻影。他们里面的斗士，不论怎样的威风凛凛，但是，时代的限制的围墙是这样的坚牢，对于人类解放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他们却不能获得必要的钥匙。Romantique或许是孤独的巡礼者，或许是情热的异端者，他们的寂寞和悲愤——也许是崇高的心情——是深刻不过的，然而，他不追求它的社会的根据，却在头脑中制造最高的审判官。”[261]
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雪莱理想情怀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干的孤独。浪漫主义者普遍把心灵的解放看作革命的首要目的，似乎只要心灵自由、内心纯净，世界便会因之改变。这种思想使浪漫主义诗人们无所羁绊，同时使他们的理想无法实现。雪莱只是遵从内心对纯净之爱、对纯粹正义的不变渴望而创作，为坚持理想做最后挣扎。因此普罗米修斯的胜利完全是情感层面的胜利。而在具体的现实层面，雪莱始终缺乏信心。玛丽·雪莱在为其三版的《弗兰肯斯坦》名为“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前言中描述了一场噩梦的情形，“我躺在枕头上，没有睡觉，也没有思考。我的想象摆脱了任何拘束，它主宰着我，指引着我，使我的心中生发出无数幻象，这些幻象如此清晰，超越了以往的幻觉的界限。”[262]噩梦中无限自由的想象力量便是普罗米修斯的力量源泉，也是雪莱理想的本质。“玛丽·雪莱所描述的噩梦正是雪莱一生所执著的事情，尤其是在他最后的岁月中。”[263]将争取自由的力量寄托于梦想的雪莱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雪莱虽然表达了永远不与暴君和解，永远不屈服的勇气，但是在如何对抗暴君，如何反抗暴政上，雪莱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思想，更无法有任何具体的行动。他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道:
“啊，你是天帝又是万物的主宰，可是
你把你的灵魂充塞了这患难的世界，
天上地下形形色色的东西，见了你，
都惶恐膜拜:你这威震遐迩的冤家!
我诅咒你!但愿苦难人的诅咒
像悔恨般抓紧你这虐待他的仇人;
直到你无尽的生命变成了
一件捆在你身上脱卸不掉的毒袍;
你万能的威力变成了痛苦的皇冠，
像闪烁的金箍把你涣散的头脑紧缠。”[264]
对雪莱来说，最猛烈的进攻就是他的诅咒，他希望用诅咒使暴君痛苦，使暴君不安，让他受到惩罚。实际上，这种攻击只是雪莱情感领域中想象性的进攻，在实际的斗争中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雪莱的一系列激情洋溢、充满战斗精神的诗歌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诅咒。在这种诅咒中雪莱似乎看到了未来与希望。正如他《西风颂》中的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发出的乐观主义呼唤。而这种乐观主义思想不是基于现实斗争中的成功或者现实生活中的任何胜利，完全是基于热烈的情感想象。在写于1821年的最后长诗《希腊》中，雪莱描写了土耳其国君穆罕默德侵占希腊后，面对希腊各地人民起义的恐慌，并以暴君下台、人民赢得自由而结束。“这首诗歌剧的主题显而易见是自由。”[265]在这首诗中，雪莱仍然用尽热情歌颂美好的却不太真实的理想:
“让暴君统治他们自己造成的沙漠，
让爱自由地进入他们所向往的天国;
我们的废墟、抵抗和名字将断送
我们的凶恶的压迫者们的威风!
……
我们的死者将是他们招致灭亡的种子，
我们的生者将是盖住他们威风的影子，
我们的不幸将成为梦幻一场，
他们的无耻永远不会被遗忘。”[266]
这是雪莱贯穿一生的理想力量，也是雪莱一生不肯放弃的乐观思想。然而，在这首他遇难前一年创作的诗中，他不但无法指出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而且最终使自己陷入难堪的疑虑之中。在诗剧的最后，雪莱诘问道:“难道恨和死必须回归?难道人必须杀和死?”[267]这种反问明确无疑地将雪莱心中的困惑展现出来，也为雪莱空幻的乐观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雪莱诉说自由这个主题时，只能用抒情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被理解为雪莱在创作《希腊》一诗时，对真正的历史事件并不能确定。在这种情况下，雪莱根本无法了解希腊独立战争的历史抉择，于是他用抒情作为寻找解决方式的办法——似乎历史结束的时候抒情开始出现。这样，雪莱运用抒情方式来描写希腊战争的目的可以被首先理解为，这出诗剧出现的唯一理由就是希腊独立战争。第二，这种理解表明，这种抒情作品只有以历史为背景才能得以理解，不管历史是否真的发生过。”[268]
用抒情的方式来描写历史真实和现实世界，是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征。这种特征一则可以使浪漫主义诗人摆脱现实的羁绊，依靠精神的力量实现完全的自由，二则又因为抛弃了现实显得唯美而无力。然而，正如评论中所说，雪莱写诗剧的唯一理由来源于现实，即希腊独立战争，而在书写的过程中，雪莱却忘记了历史真实，或者说故意放弃了历史真实，因为历史真实会使浪漫主义者的想象力量失去用武之地。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这样描述浪漫主义者:
“他们认为，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你会发现他们对知识或科学进步根本没有兴趣;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对幸福没有兴趣;他们对于为了找到个人的社会位置而去适应社会，与政治和平共处，对国王或共和国保持忠诚特别没有兴趣。你会发现，常识、温和适度的态度与他们的思想毫不沾边;你会发现他们相信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性;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难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往往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理想主义的信念，不是哲学层面上的信念，而是需要行动来实践的信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准备为某种原则或某种思想而牺牲的精神状态，一个永不会出卖信念的精神状态，一个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信，他愿意这样)。”[269]
这段话既说明了雪莱浪漫主义信念的不切实际，也说明了雪莱对待悲剧，对待失败，甚至对待死亡的根本态度。对他来说，失败和死亡是值得炫耀的，与众不同的人生，是与现实脱离的唯美的结局。正因为这种失败和死亡，他才卓然于庸俗的大众，他才显示出自己理想世界的高远。因此，雪莱在内心深处是愿意为自己崇高而纯粹的理想去殉难的。
除了对失败与死亡的哲学崇拜，对自己所坚持的理想的绝望之感也是促使雪莱为死亡所纠缠的重要且根本的因素。在雪莱身亡前一年，即1821年，雪莱曾在一首名为《明天》的诗中写道:
“你在何处，我们所仰慕的明天?
不论老少贫富，衰弱或强健，
我们总是透过欢乐，透过忧烦，
无休无止地寻觅着你的笑颜——
但是在你的位置上，啊，可怜，
找到的总是我们在逃避的今天。”[270]
雪莱对于寻找的绝望于此可见一斑。雪莱一生致力于追寻理想，寻找美好的“明天”。雪莱坚持认为他所身处的社会是不好的，需要改进，正如普罗米修斯眼中的世界一样。他心中设想一个美好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人们不再感到窒息，不再互相倾轧，坏人不再趾高气扬，好人不再卑躬屈膝，父母不再虐待孩子，女人不再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雪莱为这个美好的社会沉醉，并且付出自己的一切。然而现实却一再让他失望，一切都让他感到理想实现的不可企及。那个美好的社会如同一个肥皂泡，闪烁着美丽的光彩，却根本无法抓住。雪莱明白，“物质世界是由现实组成的王国，而精神王国却包含着截然不同的经验及价值。”[271]全心全意为梦想而活的雪莱，无法忍受梦想原来是一场空的结局。雪莱生命的后期结识的一个名为珍妮的姑娘对雪莱颇为了解，她深深知道，“自杀的念头一直萦绕在雪莱的心头”。[272]雪莱认为他所热爱过的人几乎都是这样死去的。可见虽然雪莱表面上仍在讴歌自己死也不愿放弃的信念，内心深处却向往用死亡来解脱。雪莱在1820年所作的一首名为《死亡》的诗中，这样写道:
“我们所爱的一切、所珍视的一切，
都必定凋零毁灭，像我们自己一样;
这就是我们有生者的无情命运——
如果那些不死，爱的本身也将死亡。”[273]
这首诗隐隐地表明了雪莱对死亡的态度，坦诚地面对死亡的必然性使得雪莱更加平静地思考死亡。同时诗中表达了雪莱心中的悖论，似乎只有通过死亡才能保住“爱”，如果没有死亡带走一切，爱也会最终死亡。那么死亡承担着怎样的功能——是保全理想，还是绝望中的稻草?
当雪莱的想象力最终遭遇现实，当成熟的雪莱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天真时，雪莱的情感力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他单纯的情感建构使他无法踏入现实的泥沼，情感领域内的理想天国更无法承受虚无的结果，于是他选择了死亡作为所有诅咒中最后、也是最激烈的一个。用最平静安宁、最纯洁的死亡向他一直反抗的现实社会发出最深切的诅咒，让停止的心跳去震慑现实的冷漠，从而彻底地忠于自己的情感理想，为自己毕生追求的情感王国注入最传奇的色彩。因此雪莱的死是历史上最富积极意义的“自杀”，是最有战斗力、最纯洁的死亡。这种“自杀”捍卫了雪莱的情感理想。
雪莱的死在本质上是有意之举，是主观上对生命的弃绝，也是面对丑陋的现实所表明的一种拒绝态度——拒绝折中，拒绝和解。
“那么具体来说，拒绝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世界作为在几种对立的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要求呈现在意识面前，这些可能性相互排斥，但是其中没有一种是充分的、有根据的。在物质世界内的拒绝世界，就是拒绝选择，拒绝局限于这些可能性或前景中的任何一种。这就是明确地、毫无保留地判断各种可能性的缺陷及其限制，用清楚明确的真正道德准则的要求反对这些可能性;就是用必然变成各种对立物结合的要求的全体性要求，反对由相互排斥的各种零碎因素构成的世界。对于悲剧意识来说，真正的价值是全体性的同义语，反之，一切折中的尝试都和极度的衰退是一致的。”[274]
既然现实世界无法安放理想，雪莱又执著于自己的理想无法放弃，那么只能说明现实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王国在本质上是无法和解的，于是雪莱只有为了理想弃绝社会。“弃绝者是自足的，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他的思想与现代个体主义相似，但有一个基本差异:我们生活在社会世界里面，而他生活在社会世界之外。”[275]这个基本差异解释了雪莱理想的软弱与虚无——他生活在社会世界之外。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个人主义思想能够创作出荒诞派文学，因为现代作家积极入世;而雪莱只能创作出浪漫主义诗歌，因为他与现实隔断。《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雪莱所认为自己“最好的诗”，在此诗的序言中雪莱说:
“我根本反对那种软弱无力的结局，叫一个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普罗米修斯忍受了那许多痛苦，说过了那许多激烈的言辞，如果我们认为他竟然会自食其言，向他那耀武扬威、作恶造孽的仇人低头，那么，这部寓言的道德意义可能完全丧失……在文学作品中，唯一和普罗米修斯有些相像的角色要算撒旦。在我看来，普罗米修斯比撒旦更有诗意。因为他非但勇敢、庄严，对于万能的威力做着坚忍的抵抗，而且毫无虚荣、妒忌、怨恨、也不想争权夺利，那位《失乐园》的主角却自私心很重……可是普罗米修斯却始终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动机既纯正，目的又伟大。”[276]
这段话正是雪莱对自己生命的总结。经过了对贝特丽采的思考，雪莱仍然决定不放弃自己纯正而无私的、十全十美的道德追求，于是从希腊神话中精心挑选了普罗米修斯来作自己的代言。他把自己看成是从天上盗火给人间、背负巨大拯救使命的普罗米修斯，并且坚称即使承受再多的苦难，他也不会与暴君和解。如果理想真的要毁灭，那么他宁愿选择拒绝，也不会自食其言，背叛初衷。普罗米修斯体现了雪莱的高贵与纯粹。而另一位与雪莱比肩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则正如雪莱笔下的撒旦一样，狂热而疯狂地纠结于自身的体验与感受，为了释放自我的热情不惜让自己背负邪恶的名声，为了对抗敌对的社会不惜自己化身为魔鬼。雪莱却以其最纯洁的信念坚持理想，宁愿拒绝生存也不愿与邪恶和魔鬼为伍。
雪莱的精神昂贵而虚弱，与现实生活无关，却在情感生活、情感领域中日渐升华。他的死是固守自我操守、坚持自我道德的最后证明。雪莱用毁灭其通体光明、完美统一的精神自我的方式最强烈地回应了虚伪的社会，同时最终使自己远离现实的虚构世界从此消遁。“从19世纪以来，我们总是听到撒旦式雪莱的称呼，也有人称他为‘疯子雪莱’，或者是‘美丽却无用的天使’，抑或是‘永远的孩童’。”[277]这些评论都表明了雪莱在精神层面的强大与纯净，以及在现实层面的软弱与无奈。这位一生迷恋真理、正义与美的“美丽却无用的天使”面对社会的冷漠终于停止了自顾自地喋喋不休。在精神领域自鸣得意的雪莱，在最终面临精神世界坍塌的危险时，心甘情愿地成为自我树立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道德的牺牲品。面对曲解与敌意固执地拒绝任何变通，而宁可成为自我抛弃的受虐狂。自我安慰的道德操守架空了雪莱，死亡成为他在这个社会中唯一不受侵犯的安全之地。于是当雪莱逐渐明白自己所渴望的纯粹与透明只通过死亡获得时，他便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惠顾。雪莱本身就活在自己的哲学中、自我的道德领域中，因此他的死最终也表现为一种自我删除——因为无力面对现实而自我隐遁。他没有像拜伦那样震天动地地夸大自己的死亡，而是从容不迫，却又柔弱温顺地等待死亡降临。为了成全自己的纯粹与完美，雪莱不希望自己的死亡与现实社会发生任何交织，他宁肯他的死亡被放慢、被拉长，暗中渴望自己的死亡成为最后的力量。他选择以隐蔽的方式死亡，成就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自杀”。正如他在《心之灵》中所说:
“……我的飞翔
是黄昏时分一片枯叶的飞腾，
因为我要往金星落处的天空
去求灿烂的死，去找那火的墓陵，
好似飞蛾扑往世间的一盏灯。”[278]
雪莱选择为了心中的“灯”而纵身扑向死亡。他的死亡是对理想的最后祭奠，是完成理想生命的最后努力。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雪莱只不过是美与光的幻影，一个与现世隔开，与他人隔开的精灵。正如阿诺德所说，他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天使，徒劳地在真空中拍打着闪闪发光的翅膀。”[279]
从根本上讲，雪莱的诗歌是阐释理想的一条途径，目标是想象地“解决”社会矛盾，建构一个幻想中的理想世界。他不像拜伦一样为写诗而写诗，不是因为情烈如火而用诗表达，而是为了表达理想，实现自己改良社会的目标而写诗。因此他的诗歌不像拜伦那样如火喷涌，如飞瀑流泻，而是轻盈缥缈，绚丽遥远。“雪莱是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向善主义者”[280]，不过他倾其一生宣扬的理想与善却高高地存在于现实之上，从而使他的诗歌蒙上一层梦幻色彩。这种远离现实、沉醉理想的特点恰恰彰显了雪莱一生表现出的圣哲品格。拜伦为了摆脱无聊感而参战，为了永葆激情而选择死亡，拜伦死的时候一定是开心的，因为阿喀琉斯式的死亡为他激情的一生画了最圆满的句号。所以拜伦在死前拒绝别人送来的水，绝不是因为他有雪莱那样的利他之心和崇高信念，而是因为他急于成全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声名。雪莱死时则应该是平静的，因为雪莱一生受他的理想指引，生活在自己的情感真实中，现实虽然对他一再施暴，他都平静地蹲守在自己的情感王国中，不恨不怒，非常清醒地把握着自己的生活追求，甚至是死亡步骤。他丝毫不受社会的操控，而是沉湎于高贵的自我中。雪莱对自己的存在凝神默想，沉湎于自己与“死亡”的想象关系，拒绝与社会进行话语交流，把自己转换成纯粹的自我指涉的符号。对他来说，死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种仪式，是证明他与众不同的最高途径。他的死反证了他理想的高远，也印证了社会的污浊。雪莱之死实际上是对政治社会的拒绝，也是对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放浪形骸的贵族的一并拒绝。雪莱的死越是表现得温顺安然，对那些置他于死地的人所作的批判就越发彻底。面对他那颗巨大的、烧不毁的心脏，那个有罪的社会一定是胆战心惊地站在一边，做一些无用的忏悔。
可以说，雪莱似乎是站在实践性世界之上的天帝，他高高在上地审视着人间的喜怒哀乐、牢笼百态。当他看到了世界的腐坏恶俗时，他向人间发出神示，作为预兆警醒人们可能的堕落。他是沉沉黑夜里的一弯冷月，独自守护着整个人类或一个民族灵魂道义的后花园，并且努力维系着花园的葱郁蓬勃，万紫千红。然而个别诗人的呐喊毕竟是微弱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很快地归于沉寂，不管诗人是如何的撕心裂肺、歇斯底里，如何的振聋发聩、深入骨髓。雪莱的表达极为自我，个性飞翔在唯我的天穹，对世人的劝告披着朦胧而又玄妙的语言外衣，麻木不仁的人们无法理解又无意理解。于是雪莱平静地忍受众人的闲言碎语，忍受自我的不被理解，忍受被世俗的人群边缘化，然而他虔诚而尽心竭力地坚守着。当雪莱发现时代最终病入膏肓，到达无可救药的程度时，当他意识到他采取的种种急救措施都无法挽回时，便尝试保持精神领域的纯净与完整，他便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祭奠荒芜的家园。雪莱为心中的神灵宁静赴死，义无反顾，既是殉葬又是殉节，这种自我毁灭是一种灿烂的意气。当诗人的鲜血终于像梅花一样飘飘荡荡地洒向自由而寂寞的天空时，终会有麻木的人们被血的殷红惨烈惊醒，冷酷的世界也会躲在一边颤抖。
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雪莱的死是情感真实面对现实真实的必然结局，是纯粹情感理想主义面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自我删除。也就是说，雪莱追求情感上的纯洁与美好，他单纯地相信自己的情感理想，认为只要按照自己的情感理想去做，便会为现实社会树起一座理想品格的标本，而现实给了雪莱无情的打击——现实不但没有接纳雪莱的纯情感理想，反而处处与其作对。雪莱在情感上是高洁的，面对现实则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正是浪漫主义情感的本质的一种体现——面对现实，浪漫主义情感只有采取自我删除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