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居避世

由于与现实格格不入，浪漫派诗人们或者在精神上遁入自我安慰的小圈子，在生活上树立起不问世事的做作姿态，或者亮出与自我精神同归于尽的勇气。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激情勃发，以出版《抒情歌谣集》为始，成就了英国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宣战的艺术纲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的领军人物，并且由一腔激情指引，对法国大革命予以高度同情。然而，他们却在革命逐渐深入之后，从同情革命变为害怕革命，从抵抗现实变为逃避现实。在自欺欺人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指导下，这些诗人将目光转向湖光山色，将心情安置于无所事事的乡间闲居。这些旨在从自然的山山水水中寻找心灵寄托、寻找自我解放的依据的诗人们，自我陶醉般地写下恬静安然的诗歌，安慰自己已经认输的心灵，同时为自己依然未被世俗同化而炫耀。

由于这些诗歌不再源于最激情昂扬的灵魂，因此，湖畔派的诗歌多少显得做作。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有些矫揉造作地将自然视为改善心灵、净化心灵的美好所在;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则充满神秘怪诞的色彩，将对抗古典主义的精神置于令人惊异的氛围中，夸张而又遥远;骚塞则在其长诗《审判的幻景》中，直接谄媚王室，全无了当初因抗议学校体罚而撰文的激进思想与热烈情怀。可以说，骚塞的《审判的幻影》^[210]是湖畔派诗人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品，这类作品的功能只能证明湖畔派诗人依然活着而已，因为诗中已经没有了浪漫主义诗人指摘社会、心向理想的激情与才华。从这一点上说，选择隐居避世的生活是浪漫主义精神自我删除的表现形式之一。

退出社会，以消极的方式寻求心灵的宁静，是情感向下的发展路径。当情感丧失了向上的冲力，诗人们便失去了冲出心灵、放眼未来的能力，只是遁缩回内心深处，在自我的小圈子内寻求安慰。以华兹华斯笔下“鸟”的意象为例，可以看出其情感的宁静安详，没有拜伦的汹涌、雪莱的昂扬和济慈的唯美。“鸟儿们”在华兹华斯的诗中似乎只有美妙的歌声，却始终没有翱翔的翅膀。他只通过鸟儿的意象到记忆的花园流连，却没有能够到达到理想的国度;他只让鸟儿的鸣啭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却从未想过乘上翅膀飞翔。这些特点，不但是华兹华斯保守生活观念的体现，而且也是他的浪漫精神的软弱特点的体现，并最终成为自省的、与现实隔绝的心灵感受。

华兹华斯青年时曾怀着一腔热情欢迎法国大革命的到来，热衷于实现人类的自由。然而紧接着一连串令他应接不暇的“暴力”事件使他脆弱的神经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加之生活的磨难变迁之痛苦，经济困窘之烦恼，政治信仰之失落——这一切使他对现实生活产生厌倦。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华兹华斯没有选择积极的态度去改善，而是遁入消极的逃离情绪之中。他要逃往自然，他觉得只有自然才能让人忘却现实世界的痛苦，才能让心灵享受宁静与快乐。于是，他的痛苦渐渐蜕化成对诗歌的想象，他的记忆渐渐凝练成对山峦、树木、花草的依恋。“他描写的中心是自我的生活，关于自己对某些场景、某些事件的反应，或者关于自己对一些想象中的事件的体验。”^[211]“从他个人的遭遇中，他提炼出诗歌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艺术特色。他的强烈感情醇化为对往事的幽思，最后变化成肃穆的神圣的艺术殿堂;它建立在爱情的废墟之上，掩映在绵绵不绝的伤感的常青树丛之中。”^[212]因此诗人选择住进湖区去寻求精神皈依，去抚慰伤口。因此自然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疗伤之所，栖息之地。在自然静谧的思想中，他找到了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

“华兹华斯从1797年至1798年开始不再把他人看成社会现象;他们是深思的对象，仿佛是与社会疏远的形象。诗人与自然界的神秘交流时时受到干扰，他的想象力把这些人物演变为他与自然不尽美满关系的秘密标志。在他已经着手创作但到1850年才出版的伟大诗篇《序曲》的第十卷至第十三卷，华兹华斯分析了为什么他的目标从外部转向内心。

……

他感到，曾经一个时期，他注视着外界景物的眼睛过于重要了。他的想象渐渐内化了:他领悟到重要的不是自然界的朴素事物，而是他的想象力如何作用于他所保留的印象，充分把这些‘时间之点’在思想上据为己有。”^[213]

随着这种态度的转变，华兹华斯越来越逃避现实，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对内心世界的反复咀嚼中。情感的向下发展使他不得不从自己的内心挖掘力量:“华兹华斯描写人生中感受崇高与美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描写过于内省，或者说只关注内心世界。”^[214]他完全远离了年轻时的狂热和激情，变得内省和沉静，也渐渐产生了对成人世界的厌恶情绪。他从自己的书信和文件中彻底抹去了年轻时与法国姑娘的“不体面”的插曲;他因柯尔律治有鸦片瘾而断绝了他们的长期友谊;因德昆西养了私生子而拒绝参加其婚礼。到了晚年，他对西班牙的反暴政斗争置若罔闻，对意大利人摆脱奥地利枷锁的民族复兴运动漠不关心。他不但拒绝成人世界的丑恶和虚伪，也开始拒绝成人世界的变革与希望。他把所有的感官的欲望和内心的激情转变为对抽象精神的企求，这使他基本上成了一个“内向”的诗人。他变得谨慎小心，非常注重名誉。而过于浓厚的荣誉感又进一步使他变得因循守旧、道貌岸然。曾经是华兹华斯的学生、崇拜者，在最后几年却成为华兹华斯强烈的反对者的哈兹里特这样评价华兹华斯:“他的乡村缪斯的翅膀未必能脱离大地。……他用自己意志的力量使低级的东西高尚起来，他用储存在自身回忆中的美和伟大来遮盖赤裸的东西。”^[215]

在这种背景下，他取材于自然的意象便不会与绚丽的理想、昂扬的热情相连，而只是起到慰藉作用。为了通过“鸟”传达情感，他会写三首《致云雀》，三首《致蝴蝶》。仅从这些同名的诗歌中我们就不难体会华兹华斯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描写这些鸟。这个目的就是说服自己逃离现实，回归自我的心灵家园。在其中一首《致云雀》中他这样描绘云雀的欢叫给他带来的安慰:

“唉，我的旅途啊，它崎岖不平，

蜿蜒在荆棘丛生的灰蒙蒙荒野;

但是听见你或你同类的声音——

一派天堂的无忧无虑和喜悦，

我就安天乐命地拖着往前走，

并把生命结束后的狂喜等候。”^[216]

对于华兹华斯来说，云雀的叫声没有给他济慈一样逃离俗世的渴望，没有给他雪莱一样改造现世的勇气，也没有给他拜伦那样热烈燃烧的激情，而是使他更安于现实，安于眼前生活的不如意，安于社会的烦恼与不公。他把云雀的歌声当成麻醉剂而不是兴奋剂，他得到的是沉醉的满足而不是昂扬的快乐。他不再想去除生活中的痛苦，改变不幸的命运，反抗不公的境遇，而是想在喧嚣中找到心灵的安宁栖息之所，用平静对待痛苦，用寄托摆脱痛苦甚至怀着快乐心态面对死亡，认为死亡的世界才有狂喜。诗人开始置身于安宁的自我世界中，不问世事。这种与现实脱节，只沉浸在内心的本领被济慈称为“自私的崇高”^[217]，被拜伦则贬为“鄙俗不堪”^[218]。

这种与现实的脱离本质上体现了浪漫主义情感救赎的自我删除特性——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删除，一种灵魂上的自我弃绝。他不会随着鸟儿飞翔，不会乘上鸟儿的翅膀去追求理想，他只希望得到安慰与超脱。自然成了他保护自己的铠甲，而不是奋斗的长矛。“鸟”的意象作为他情感的外在表达，并没有延伸他的情感，反而使他的情感更加封闭和内省。

由于他逃离了现实世界，又拒绝期待革命带来的希望，渴望安宁，使情感一再向下，不但回归自我，而且回归过去。他对童年分外缅怀，甚至将童年神化便是这种情感发展的表现。

“我们生命里存在时间之点，

它们有突出的重要性，

保有一种更新的能力。

当我们困于伪说和狂言，

或更沉重更恶毒的妄见，

或卷进琐务和社交的循环，

它们就向我们心灵提供滋养，

暗中医治。这是增加人生愉快的能力，

它深入，又帮助我们攀高，

已高的更高，

跌倒的扶起再攀。

这神奇能力的藏身之处

在人生的某些片刻，它们提供

最深刻的智慧，指出终点和方法，

实现心灵的当家做主——而外界的感觉

只是忠顺的仆役。这样的片刻

散布一生，最初的开始

是在童年。”^[219]

诗人希望在童年中找到他所渴望的宁静与单纯。在《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中，他把儿童称为“成人之父”，童年在他心中具有本源的、终极的意义。从根本功能上说，自然和童年都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就人类而言，自然是工业文明前人类社会的童年;就个体而言，童年是未受社会侵蚀的自然纯真状态。因此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然与童年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华兹华斯在《致蝴蝶》中写道。

“在我身边飞吧;可别飞走!

你使我想起逝去的时光;

你呀，你这个欢乐的朋友，

把庄严的图像送到我心上——

我们在老家的景象!”^[220]

蝴蝶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这只蝴蝶对于诗人来说不是具体的、正在飞舞的蝴蝶，它只是一个载体，作者通过它回到了童年，也就是回到了美好的、理想的状态。童年时他曾在大自然中得到愉悦，如今现实的严酷使他不自觉地追忆和美化童年的时光。他觉得只有童年的那种单纯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长大的过程只是因凡俗事物丢掉纯美的过程，只有单纯的儿童才懂得人世间真正的美。社会和现实使人变得庸俗、迟钝，真正的情感被蒙蔽。成年的华兹华斯把追忆儿时的时光当成营养心灵的唯一重要的途径。

人的头脑由于受到某些本来明显存在的特性的激发，使这些形象具有它们本来没有的特性。想象的这些程序是把一些额外的特性加诸于对象，或者从对象中抽出它确有的一些特性。这就使对象作为一个新的存在，反作用于执行这个程序的头脑^[221]。因此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然都是经过了非常细致的程序梳理。不只是蝴蝶，其他的飞鸟也都会使他神思飘荡，飞回童年。在《致杜鹃》中，诗人称杜鹃是“飘荡的歌声”，它“不是鸟，而是无形的影子”。在另外一首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是通过一种具体的鸟打开他的童年记忆，鸟儿承担了更为具体的功能。诗人这样写道:

“虽然你是对幽谷咕咕地

谈论着鲜花和阳光，

你却在我心眼前展现了

一幕幕往事的景象。”^[222]

也就是说，不管他现在看见的鸟身处何种背景，对于华兹华斯来说，他只想起他的童年，回忆过去。他笔下的鸟从来与理想无缘，因而不可能高飞，它只是使诗人忆起童年的一个机械的载体。这一点从他的其他作品中同样能体现出来。他的代表作品《丁登寺》与其说是热情描写大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品，不如说是一首诗人通过回忆分析自己人生的哲理诗。诗人平静而有条理地对童年记忆进行放大，并把童年引为一生的依靠。“18世纪所推崇和颂扬的、有教养的人，失去了踪影，却出现了被新时代认为和飞禽走兽草木岩石同出一源、互为亲属的人类。基督教要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泛神论却要人们爱最卑微的动物。”^[223]华兹华斯“把他崇拜自然的诗歌所想象的权利赋予婴孩的做法，正如各国历史所表明，只不过是反对18世纪崇拜有理性的社会化的人而把儿童放逐到育儿室里去的风尚的多种表现之一”^[224]。在其成熟阶段创作的代表诗作《不朽颂》中，他认为在婴幼儿时，天堂展现在我们身旁，在成长过程中，阴影开始从四周合拢。

一个成人在经历世事之后又把心灵送回从前，让精神寄托于孩童的天真，这本身就是拒绝接受现实的一种表现。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保守。华兹华斯一生所承受过的痛苦，他人对他的批评，都从未深刻和放肆到足以在他心中激起类似于拜伦那种不顾一切的抗争精神，最多只是让他更加孤芳自赏和目空一切。爱默生用这样几句话概括对华兹华斯的印象:“他的面孔有时会容光焕发，他的谈话却未免枯燥沉闷……他坚持真理的纯朴精神值得尊敬，他颇能随遇而安;但是他思想的僵硬和局限却令人吃惊。单从一次谈话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英国气味十足的狭隘心胸，是一个以全面的驯服换得罕见的晋升的人物。”^[225]这样一个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远离社会的湖畔，将自己的情感封闭在排斥他人的封闭空间中的诗人，不但无法担负起改良社会的责任，甚至也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的心灵解放。

“其他人对他的影响在哪里呢——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师长、辩友、读者以及其他人?还有，华兹华斯一再阐述的思想会有什么结果呢——那明显就是一个隐居起来的灵魂，自我迷恋、自我满足。于是他的思想看上去不近人情，甚至令人哀叹痛惜。如果既不关注家人及其他亲友，也不关注社会生活，那么人的责任究竟如何?如果生活和思想都与人类的喜忧和社会的正义无关，那么这种思想能够作为典范吗?”^[226]

事实上，也正是过于保守和孤芳自赏，从而形成了他对自然固执而狭隘的企望;正是由于他对自然和本原的过分的、不切实际的企望，加速了华兹华斯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撤退下来的脚步，归隐于湖滨田园，并且沉浸于落后的宗法制度统治下的乡村社会理想之中，完成了他从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向一个反对革命、反对变革的人的转变过程^[227]。按照巴特勒的解释:“处于1800年的时代背景里，变得喜欢家居，归隐田园，清静无为，沉思冥想并自觉发挥英国特色就是做一种选择，含有特殊的政治意义。”^[228]

在强烈的摆脱现实的思想影响下，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然也摆脱了真实生动的特点，变成了抽象的精神力量。

“在1802年《抒情歌谣集》三版的时候，华兹华斯对诗人重要性的认识的改变已经影响了他对自然风景的态度了:他的诗歌变得越来越缺乏具体特征，出现了更加明显的类比倾向。1802年他创作的《不朽颂》一诗的前四节，呈现的景色便是模糊含混，根本无法确定是什么地方，对景色的情感思索明显超越了对景色的真实刻画。”^[229]

也就是说，随着诗人观念的越发空蒙，诗人对自然的认识也越发抽象，其笔下的花香鸟鸣越发缺乏真实美感。正如他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他一直试图把年轻时的狂热转化为细水长流的淡然，把儿时的快乐情感转化为调节心情的午后清茶，把曾经的激情与梦想消散为空中的一缕若有若无的味道。“华兹华斯的直觉主义始终都与唯理论倾向并存:对他来说，真正深厚的感情是那些经过理智检验的感情。从他的观点看，感情和信念比冷漠诡辩的理性要高尚得多，但是理智控制着感情，并使感情高尚。”^[230]勃兰兑斯在谈到华兹华斯时曾说:“如果华兹华斯能够像歌德那样说:‘我像枝头的小鸟一样歌唱。’这种歌唱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是夜莺的歌唱;他的歌声不是那种如涌如流、圆润丰满、划破寂静、嘲弄黑夜、倾吐灵魂中如醉如痴的欣喜的情歌。”^[231]华兹华斯笔下的鸟的歌声里没有激情，只有平静;没有希望，只有追忆;没有胆量，只有顺从，这也使其诗歌充满虚伪的说教味道。“当华兹华斯试图描写得清晰一些，呈现出一些理论基调和系统性时，通常他会成为糟糕的说教者和蒙昧主义者。”^[232]与拜伦的如火热情，雪莱的激扬理想以及济慈的情感至上相比，华兹华斯是谨慎与折中的，最终必然隐于无为，以至于雪莱作歌为其哀悼^[233]。

华兹华斯所赞颂的是一种具体的、实际存在的自由的总量——不是自由本身。拜伦和雪莱赞颂的无疑才是真正的自由，不过他们的自由概念未免过于理想化了，以致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几乎总是不能切中要害。而华兹华斯的自由则变得太虚幻了，像宗教中的彼岸一样神秘遥远。试想一下，把鲜活的自然赋予这样神秘又遥远的色彩，让花花草草、燕语莺声担负起拯救灵魂、带来自由的重担，这样的自然会被扭曲到何处程度?或许这只是一种欺骗。其诗歌中的虚伪成分与其对生活的逃避态度，都显示出浪漫主义诗人在遭遇现实时的尴尬处境——既无法实现理想，又无法改变现实。最终只有将迸发出的激进情感隐遁到内心深处，与现实达成和解，或者说将自己的情感理想与现实割裂，自顾自地栽培与现实再无瓜葛的情感之花。这种选择无疑是浪漫主义者对自身情感的一种扼杀方式，是情感面临现实时的一种自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