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知

由于情感的作用，浪漫主义者们普遍对现实充满强烈的不满甚至仇恨，因此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都不尽如人意。生活富足如拜伦、雪莱也会因其对现实的诸多指责和逆反而使自己处于被现实讨伐的境遇，生活困窘如济慈、彭斯、布莱克等则更因对现实的情感厌恶而无法与现实和解，始终无法摆脱糟糕的现实处境，而糟糕的处境又使诗人们对现实的态度更加强硬，甚至拒绝与现实做任何交叉，最终游离于现实之外，只能在精神领域寻求安慰。

众所周知，济慈是浪漫主义诗人中寿命最短、经历苦难最多的诗人之一。他不像拜伦那样继承爵位，得以混迹上流社会交际圈，能够全身心地进行生命体验;也不像雪莱那样得以继承遗产，不愁衣食，一心一意地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济慈出身贫寒，身世坎坷，身体羸弱，爱情无望，因此济慈似乎是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幽怨的一个。后来济慈迫于形势，为了养家糊口，便成为学徒开始学医，但医院的环境与气味却只能让济慈懊恼。济慈本来是“宁要充满感受的生活，而不要充满思索的生活”的一个人^[13]，但学习医学却与感性生活差之千里。无法接受既定现实是浪漫主义者的普遍特征，即使现实并不是一无是处。让浪漫主义者无法忍受的不是现实本身形而下的痛苦，而是形而上的精神制约。假如济慈能够压制自己的情感而接受现实的行医生涯，那么济慈的生活或许不会一贫如洗，但因现实而放弃了情感的济慈便永远不会成为浪漫主义诗人。坚持自己的情感真实，并以情感为参照物来认知现实，将现实设定为自己情感理想的对立面，从而踏上反抗现实的道路，是以济慈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坚守情感价值的重要表现。

济慈不仅对现实的认知完全以情感为中心，在对抗他所厌恶的现实时采取的也是情感的出路。济慈在一首写于李·亨特出狱之日的诗中认为，李·亨特虽然被捕入狱，饱尝痛苦，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精神的幸福。他“不朽的精神犹如奔腾升空的云雀一般自由闲暇，一般高兴”^[14]。牢狱之苦只是在现实世界中遭受的凡俗的肉体痛苦，而精神是不受现实的控制与羁绊的，永远会超脱于现实之上而享受快乐。事实上，正是现实的种种折磨与羁绊使济慈的逃离更加义无反顾。正如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李·亨特:

“你想他真在等待么?你想他只看见

牢狱的四壁，直到你十分不愿意地

开启牢门么?绝不!他的命运远更幸福，

远更高贵!他在斯宾塞的厅堂中踯躅，

还在他美丽的花亭中驻足，采摘仙花;

他同大胆的弥尔顿飞过澒洞的天国，

快乐地翱翔，到了他真正的天才的境界。”^[15]

济慈抵制自身生活中的烦恼与痛苦的方法便是遁入诗歌的世界，在诗歌这片想象中的“金色王国”中体验美好，并执著地相信这种美好才是真正的永恒之美，真正的幸福之乡。他在1817年写给约翰·汉密尔顿·雷诺兹的信中说:“我感到离开了诗歌我就无法生存——离开了永恒的诗歌——半天也不行——整天都离不开——我开始写点诗。”^[16]诗歌对济慈来说，不是拜伦发泄情感的途径之一，也不是雪莱那里抒发理想情怀的载体，而是生命本身。因此济慈是浪漫主义诗人中最热爱诗歌的诗人，诗歌是他的灵魂，是生命的支撑。没有诗歌济慈便无法生活，诗歌是敏感而多情的济慈拨开生活的愁云惨雾触摸幸福的唯一途径。因为诗歌的存在，济慈可以正大光明地祈望幸福，可以正正经经地说服自己美的确存在。济慈正如他自己笔下的恩底弥翁，虽然孤独地生活在草原，但却可以渴望月神的爱情——诗歌永远能让济慈栖息于最美丽的梦想。“无论在爱丁堡杂志的恶毒评论中，还是在拜伦写给出版人约翰·默里的信中，济慈的形象都与他笔下可怜的恩底弥翁或阿童尼毫无二致:沉浸在自我陶醉、自我荣光中，在月圆之夜乘上幻想飞翔。”^[17]正因为如此，济慈的诗歌虽然没有华兹华斯的空明，没有拜伦的气魄，也没有雪莱那样的高远，但是他的诗歌却最接近生命本体，最能直触人的心灵，因此更有感染力。而诗歌也成就了济慈的高贵，使济慈虽然在物质生活上匮乏贫穷，却在精神上享有帝王的荣光。“即使处于人类的最底层也不失傲骨，就像艾尔弗雷德大王处于人类最高层一样。”^[18]济慈正是如此，虽然身处现实世界的底层，但是他的精神却总是处于最高层，正如他在遭受批评家的嘲讽后依然坚信自己死后一样会名留青史的——他的眼光从来不在此岸，而是放在俗人不可企及的彼岸。在《济慈和伊丽莎白》里，琼·格兰蒂也声称济慈“想通过诗歌的揭示力量使之成为宗教的替代品”^[19]。在这个意义上，济慈的诗歌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哲学或生活态度，也可以认为诗歌就是济慈的宗教，凭着对诗歌的信仰与热爱，济慈的精神总是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享受幸福。他说:“我只确信内心感情的神圣性和想象力的真实性——想象力把它作为美来捕捉到的一定是真——不管它以前是否存在——我对我们的全部激情和爱情也作如是说，它们在达到的崇高的境界时都能创造出本质的美。”^[20]的确，济慈面对贫困交加的现实从未停止过诗歌创作，诗歌创作对于他来说是唯一的遁逃途径，是唯一的自我解放之途。

济慈一心一意地让自己沉迷于诗歌创作，也反映出他对于改变现实的无能为力。浪漫主义者们总是在想象的世界中天马行空，获得前所未有的心灵解放，但面对现实则手足无措。“我早就应该自己做些什么事了，不再依靠希望来生活。我从来没有尽力而为过。我陷入了一种懒散而有害的生活方式之中，几乎满足于依靠别人来生活。”^[21]济慈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他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因而对于现实生活的具体事情显得无奈，也许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现实事物是抵制的。总之他的精神世界丰盈多彩。但他并不是神仙，也并不能够真的随夜莺飞走，他必须过凡俗的生活，必须需要钱来支撑肉体的生命，而济慈所能做的只能是依靠别人。因为他面对现实无能为力，也因为他的精神生活可以弥补他现实生活的痛苦，因此济慈能够安于穷困。他说:“在世界上我像一个隐士一样生活。我已忘记了怎样为任何快乐的享受订计划。我以为我可以忍受任何东西。”^[22]这也许是许多诗人的悖论——由于太过关注精神生活的丰盈而忽略了现实生活，最后导致面对现实生活束手无策，于是将肉体的痛苦解释为精神欢愉的必然准备。结果就是诗人的想象愈发高远迷蒙，面对现实则愈发生疏无为。济慈就曾干脆地承认:“我的想象是一座寺庙，而我则是庙里的和尚。”^[23]对想象世界和精神生活的依赖最终使济慈更加固执和主观地拒绝现实，更加关注于心灵的感受，他笔下的诗歌也便愈发美得脱离现实。

纵观济慈的创作及一生的经历，可以说用想象的世界对抗现实几乎成为济慈的一种习惯。面对穷困丑陋的生活，他在诗歌与想象中找到“绝对的美”;面对评论界对他的诗歌的批评，他则认为他的名声属于后世。济慈就这样拒绝现实，沉溺于想象中的美好。“济慈的好朋友约瑟夫·瑟文(Joseph Severn)把他画成注定应存在于另一世界的柔弱少年。”^[24]这个柔弱少年由于情感的丰盈，无法面对充满苏打水气味的现实世界，因而站在了现实的对立面。面对自己所认定丑恶的情感现实，济慈又只能采取情感途径予以规避。济慈最终成就了情感领域中的唯美追求，却在真实生活中成为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