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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情感论
1.4.1.1 一、对工业文明的情感理解

一、对工业文明的情感理解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小农经济瓦解,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被迫成为城市赤贫阶层。于是,浪漫主义诗人普遍对工业文明心存不满,谴责工业文明,对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凋敝荒凉的农村表示同情。然而,浪漫主义诗人对工业文明的理解并非建构在充分的辨析与理解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浪漫主义诗人并不是通过理性思辨来看待工业文明,而是在情感的投射下形成对工业文明的认识与批判。浪漫主义的先驱布莱克在《经验之歌》中的一些诗歌便是展现情感现实的例证。

布莱克出生于伦敦一个贫寒的袜商家庭。他似乎是“魔鬼作坊”里冲出来的最优秀的净化知觉的学徒。他从未受过正统的教育,因而思想从未接受过启蒙主义理性思想的熏陶,保持着最本真、最天然的情感色彩。正因为如此,布莱克一生都没有得到官方或公众的赏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个反理性主义者、梦幻家和神秘主义者,一个远离尘世的偏执狂。他一生靠绘画和雕版的劳酬清贫为生,从12岁就开始创作诗歌并配上自己的插图出版。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叶芝等人重编了他的诗集,人们才惊讶于他的纯真与深刻。接着是他的书信和笔记被发表,他的神启式的画也逐渐被普及,于是作为诗人与画家的布莱克的地位才被确立。作为英国浪漫主义第一位重要的诗人,布莱克开创了一种借想象力促成的幻觉而进行的思考,他是想象力的先知和经验的忠实记录者。

1779年,布莱克曾到皇家学院学习绘画,即按照传统的方式临摹古代绘画作品。然而不久布莱克便放弃了这种学习。他认为这种一味“模仿自然”的方式会窒息他的想象力,压制他的情感活力。从此他走上了自由创作的道路,并一直把想象力置于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位置。他这种抛弃“模仿”而推崇“激情自然”的理念与著名浪漫主义研究专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的思想一致。对于布莱克来说,心灵本身是一盏发光的明灯,它的活力来自内心涌动的自然情感和精神诉求,这种光亮比通过模仿反射他人的光芒要灿烂得多。因此,情感在其观察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或者说他眼中的现实世界均是在情感影响、情感投射下的现实。如在《伦敦》一诗中,他这样描述眼中的现实世界:

“我走过每一条特辖大街,

附近特辖的泰晤士河在流淌,

我遇到的每一张脸上的痕迹,

都表露出虚弱,表露出哀伤。

在每个人的每一声呼叫之中,

在每个婴儿害怕的哭声里,

我一声一声,道道禁令中,

我听到精神之枷锁的碰击:

扫烟囱的孩子的哭叫多么?

使每一个阴森的教堂惧怕,

还有那不幸的士兵的叹息,

化成了鲜血从宫墙上淌下。

更不堪的是在夜半大街上

年轻妓女瘟疫般的诅咒,

它吞噬了新生婴儿的哭声,

把结婚喜榻变成了灵柩。”[4]

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看待现实的典型之作。首先,这首诗将现实的苦难进行了情感放大。诗中诸如“阴森”、“叹息”、“诅咒”、“吞噬”、“喜榻”、“灵柩”等词汇,无不是情感状态的表达,而非对现实的忠诚描述。将表述情感判断的词汇用于摹写现实,是浪漫主义诗人反映现实的主要途径。第二,诗中的一些表述,如“每一张脸都流露出哀伤”、“叹息化成了鲜血”、“听到精神枷锁的碰击”等无不是个人情感的表述,无法用其与现实的真相联系起来。上述词汇及描述手段均说明浪漫主义诗人在描述现实时的情感宣泄。正因为情感力量如此强大,因而浪漫主义者笔下的现实与真相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但是这种失真的现实却是浪漫主义者竭力逃避、致力抵抗,甚至全力摧毁的对象,当这种抵制和摧毁的欲望停留在精神层面时,我们会读到情感激荡、澎湃汹涌的诗篇,而当这种欲望与现实真相碰撞,那么浪漫主义者的情感理想便会遭受现实的重创。

除了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现实苦难进行谴责外,浪漫主义者还对工业文明所蕴涵的以衡量利益得失为主旨的机械的理性进行谴责。在许多诗作中,布莱克对18世纪的理性思想及其重要代表如牛顿等予以毫不掩饰的批判。布莱克所欲求的是重获对精神因素、情感因素的控制,是对心灵力量的确认及放纵。对他而言,由于毫无想象力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即人类灵魂杀手的邪恶工作,人类的精神已经石化,人类的心灵已经失去了天然的光辉。他的许多诗句都指向这一点。例如:

“他们的孩子哭泣于荒凉之地,

他们的坟墓建在那里,

他们制定谨小慎微的法律,以为那就是上帝的永恒的法律。”[5]

正是这种高高在上的机械法规使孩子天真的心被放逐,孩子因此失去了乐园,陷入恐怖与孤独。布莱克的诗多以孩子为主题,一方面显示了布莱克本人的本真情怀及纯净思想;另一方面,孩子也是人类未受污染的心灵世界的隐喻。正如他在《天真之歌》中所表达的思想,不谙世事的孩子看待一切都是美丽的,因为孩子是人之初美好本性的代表,童年是具有成人僵化思维之前的一段时期,是不受成人思想支配的快乐而又天然的时期。然而启蒙时期以来的机械的唯理传统却使这片最纯粹的精神土壤受到冰冻,失去了生机。在布莱克看来,人从天真走向经验的过程就是天然情感被机械理性思维所压制的过程,是灵魂逐渐带上枷锁的过程,是丧失自由与爱的能力的过程。为抵制这种干枯的理性思潮,布莱克曾写下人人皆知的著名诗行:“一只知更鸟身在樊笼,整个天堂陷入狂怒之中。”这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正面反击,是对建立在非神秘性的认识论和逻辑推理之上的井然秩序的信念的反击。他所说的“樊笼”是指启蒙运动。18世纪下半叶,身在“樊笼”之中的布莱克感觉快要闷死了,于是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被人广为传颂的科学巨人们。在布莱克创作的一幅画中,他画了他所憎恶的科学家牛顿,牛顿手拿圆规和卷纸,在测量计算着,牛顿的表情精明却毫无情感。而布莱克的配诗是:

“嘲笑吧,嘲笑吧,伏尔泰,卢梭,

嘲笑吧,嘲笑吧,但一切徒劳,

你们把沙子对风扔去,

风又把沙子吹回

……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

牛顿的光粒子,

都是红海岸边的沙子,

那里闪耀着以色列的帐篷。”[6]

在诗中,布莱克嘲笑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和卢梭,认为他们的理性思想只会最终蒙蔽他们自己的眼睛。理性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如德谟克利特和牛顿的理性主义成果也只不过是一粒沙子而已,不能还给人真正的宝藏,而只会让代表宗教与信仰的以色列更加清晰,即只会让人被理性思想控制,而无法赋予人真正的朴素天然的情感价值。布莱克认为牛顿是导致理性主义泯灭情感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使得人们对计算、智力与科学无比崇拜,却忘却了情感世界,导致人的情感被理性主义扼杀,从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失去了心灵的自由。“简言之,布莱克的观点是,牛顿所展现出来的现代天文学家的宇宙,只存在着盲目的、机械的、非人的秩序,却没有神圣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7]在《虻虫》中,布莱克认为理性与律法教条就像莽撞的手一样,能够掸掉虻虫的翅膀,导致虻虫丧失了跳舞唱歌的快乐生活。这种生活一旦失去,便与死亡无异,因为想象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也消失了。因为“如若思想是生命/是呼吸也是力量:/思想的贫乏/便是死亡。”[8]这里的思想自然与西方理性传统中所指涉的理性思想无关,而是指与生俱来的想象力,抑或指个体思想。在《人的抽象观念》中,布莱克将人的理性知识描述为以谦逊为根,笼罩在黑影中,以奥秘为养分,最终结下的果实是奸诈。由此可见,在布莱克看来,像谦逊这样被理性思想视为美德的品质,也因为背离了真实情感而受到他的摈弃。他除了崇尚自然情感带来的自由与激情外,对于任何理性思想所做的教诲与束缚都是持抵制态度的。因此他说:

“大地与海洋的诸神,

在大自然中把这棵树遍寻,

但他们的搜寻毫无所得;

在人类的头脑里就长着一棵。”[9]

这株结出奸诈果实的树就是人类抽象思维的结果,是与大自然完全违背与脱离的,正是这种抽象思维的影响,才使得人远离了自然情感,成为被异化的机械物。的确,“牛顿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想是公认的敌人,布莱克、济慈都对其狭隘、空洞的思想提出批判……浪漫主义者通过对流动的情感及黑暗本能的确认来对抗启蒙主义的理性思想。”[10]从这一点来看,布莱克的思想是现代西方反理性思想的开端。

然而辩证地看,推进工业文明发展的理性绝非浪漫主义者所诟病与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牛顿也只有在浪漫主义者眼中才成为恐怖形象的代言。浪漫主义者们将以牛顿为代表的工业文明与社会发展全盘否定,一则体现出浪漫主义者们情感的热烈,二是体现出浪漫主义者在认识现实方面表现出的片面性。

除却对工业文明的情感理解和对理性思辨的情感排斥,浪漫主义诗人们还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情感赞美,进一步表达对工业文明的厌恶。乡间生活的种种穷困与不便的现实被他们热烈的情感规避,他们所讴歌的是自己情感观照中的恬静美好,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华兹华斯更是用情感对乡村生活加以渲染的典范。

华兹华斯的诗歌中不断出现的花、鸟等意象,便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情感依恋。同时,他的诗歌中还不断出现对于乡村人物的赞美,比如乡间的小姑娘,甚至于乡间的乞丐等,无不是华兹华斯借以抒发对田园生活热爱情感的载体。例如在《可怜的苏珊在梦想》中,诗人便借助生活在伦敦的小姑娘苏珊之口,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留恋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厌恶。画眉的歌声使苏珊痛苦,因为她远离了乡村的山峦与树木。在苏珊所梦想的乡村,

“她看见谷地中央的绿油油的牧场——

她常提着桶轻快地走向那地方;

还有间鸽窝一样的孤零零的小屋,

那是世界上她唯一热爱的住处。”[11]

诗人在诗中展现的完全是对乡村生活的美化描述,即情感定义。华兹华斯对乡间那所孤零零的小屋所暗示的贫穷与孤独完全抹杀,对城市生活的诸多便利更是视而不见。这正是对以情感为核心的二元对立模式的生动阐释——在情感的作用下,城市失去了其进步意义,成为二元对立中“丑”的形象的代表,而乡村生活也摆脱了落后图景,成为对立的二元中“美”的化身。正因为受这种强烈情感的指引,华兹华斯笔下的老乞丐也会因为自然的眷顾而享受生活:

“只要他还能流浪,让他去吸取

山谷中的清闲气息,让他的血

去同霜风和冬雪搏斗吧;就让

无节制的风掠过荒原,吹他

灰白的头发拍他枯槁的脸颊。

尊重极端殷切的愿望,这愿望

给他的心以做人的最后趣味。

愿他永不被关进误称习艺所的

工场!因为那闷在屋里的喧闹,

那损寿促命的声响充斥空中……”[12]

华兹华斯认为老乞丐的幸福来自于山水之间,而非真正能让老乞丐获得温饱的衣食居所。回归乡间才能让老人得到最后的快乐,如果在“工场”中,只会使其生命更加窒息短暂,似乎造成老人不幸的并非贫困生活,而是因为远离了山村野居。这种对于贫困所做的情感解读正是浪漫主义诗人所共有的一个特征,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技术进步与物质生产拒绝进行关注,将人类的理想完全放在能够寄托个性与情感的自然界。这种认识从社会发展的理性角度来看,是不符合真正的发展潮流的。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浪漫主义情感认知的局限性——为了追求幸福,城市在不断扩大。然而,这正是浪漫主义者情感认知方式的最好例证。由于情感的参与,浪漫主义者们普遍脱离现实而追求理想,不论是华兹华斯的自然,还是拜伦的为希腊而参战,以及雪莱的博爱思想,本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忽略现实、完全依照情感指引做出的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一则因为情感的参与而热烈奔放,这个特点使浪漫主义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同时又因为脱离现实而注定难以实现。

当然,华兹华斯的诗歌中也有一些反映农民艰难生活的诗篇,而即使是这种似乎带着现实色彩的主题同样也没有离开情感的映照。华兹华斯描写农民的疾苦的诗歌都因情感的作用而将苦难放大。在《昆布兰的乞丐》中,华兹华斯描写一位孤苦无依的老乞丐的困窘生活。而《阿丽丝·弗尔》中则描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在风雨之夜为求安身,扒上邮车却被车轮绞碎外套的故事。而在《米歇尔》中,华兹华斯则描述了一个牧师儿子的堕落,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侵蚀人性的特性。这些描写固然显示出华兹华斯的悲悯情怀以及他对贫苦之人的同情,但是在描写时的情感投入却使处于工业文明发展时期的社会完全被黑暗笼罩,使客观世界呈现出一种脱离现实的丑陋。华兹华斯用情感去反映现实导致了两种片面情形:一是他片面强调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作用,而对社会的促进作用视而不见;二是失真的现实反映导致其对痛苦的下层生活只能给予片面的同情,却无法施予真正的援手,因为他根本不清楚痛苦的根源之所在,也不会全面地考虑问题的解决办法。

浪漫主义者们却对自己的描述深信不疑,并以这种描述为基础展开对现实的抨击与批判,追求符合自己情感理想的未来状态。因此,不难理解浪漫主义者们真诚的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即浪漫主义者们除去心灵的真诚外,对现实的理解并不可靠。浪漫主义者在揭示工业文明的阴暗面时,由于受情感因素的影响,无法公正全面地对工业文明进行表述,呈现出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倾向,而在赞美田园生活和农民的品质时,则满腔热情地将其推崇为人间天堂。浪漫主义诗人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时期便对其进步性视而不见,完全是由其情感理想的内在结构所决定。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现实并非真实的客观世界,而是经过其情感投身的现实;浪漫主义诗人所竭力追求的田园,也不是真实的农家生活,而是经过其情感美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