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性的发展流程
1．古希腊时期的“欲望理性”
在古希腊时期，是否满足欲望是考察人类行为的主要依据。古希腊神话首先便传达出这样的观点。宙斯作为希腊神话的主神，从来都是纵欲而为，追求任何一个他喜欢的女性的。而其他诸神如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亦是与战神私通，虽被其丈夫当场捉奸，但并不为希腊诸神所鄙视，只是当成笑谈而已。而阿佛洛狄忒与战神所生的孩子丘比特也从未因父母的行为而蒙上任何阴影，反而成为众人追求与喜爱的爱神。美狄亚可以因为爱情欲望背叛父母兄长，又因为报复欲望残忍地杀死自己的孩子。战场上的阿喀琉斯可以因为女俘事件拒绝参战，眼看自己的部队节节败退而无动于衷，只是因为自己的情感欲望未得到满足，便将整个军队的利益置之不顾，只是当其好友战死之后，才冲冠一怒，重新投入战场。他的行为不断地受到欲望的指引，从未因集体利益而压制欲望。如果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考察的话，会发现希腊人毫无道德观念，一味地遵循欲望召唤，并以满足欲望为荣。可以说，“古希腊人最根本的性格就是追求肉体上的享受，这种享受虽然没有普遍演变成为像古罗马人那样的兽欲，但它却在群体生活中打下了烙印;而严厉的国法和虚有声势的公众声讨都未能影响他们对纵欲问题的直认不讳，也无法制止他们生活中的这一纵欲现象。”[6]将人生享乐视为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其本身就代表幸福已经成为一派哲学思想。“根据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的作品，幸福是人生奋斗的第一个目标”[7]，这里的幸福是指享乐，特别是其中的爱。希腊人这种行为方式的内在根源并不是其道德败坏或思想简单，而是受其思维结构的影响。这种思想的内在结构便是以欲望为核心，助人达成理想的途径，即现实—欲望—理想模式。
从这个模式来看，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并非与希腊人的纵欲行为完全相悖，因为在希腊人的纵欲背后，是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的对立模式。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就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由感官感知的个别事物组成的“感觉世界”，一个是由理智领悟的一般概念所组成的完美的“理式世界”。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体现的思辨思想相一致。柏拉图通过驱逐诗人、设立等级等形式建构理想王国，体现在希腊诸神以及希腊大众身上则是通过满足欲望达成理想，欲望便可被理解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在这种清晰的理性思维之下，古希腊呈现出以服从欲望为核心的特点，凡是满足了人类基本欲望的行为，均可被视作合理行为，因此，可以用“欲望理性”来描述古希腊社会的思想状态。
从希腊思维模式的内在结构来看，欲望成为连接现实与实现理想的途径，欲望理性因而具备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希腊思想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只是这种理性以欲望为思考问题的核心;二是由于欲望在希腊思维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使希腊思想呈现出恣意奔放的原始特点，把人类童年时期最为真挚与真实的情感状态展示得淋漓尽致。例如，奥林匹斯的主神、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曾杀死自己的父亲而称王，宙斯又再次杀死自己的父亲，这些在今天看来本应令人发指的行为在希腊神话中却没有遭到任何谴责，正是因古希腊人将欲望奉为通往理想世界的桥梁，自然欲望和自然激情成为决定一切行动的重要标准。由于希腊时期的理性思想以欲望为核心，因此体现出多姿多彩、放任自由的特点，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有些非理性色彩的表现，实质上却直指希腊人思维的理性实质。
2．中世纪的“神学理性”
所谓神学理性，指的是以上帝或神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的方式。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是一种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宗教道德理论和封建伦理学说的混合体，主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是基督教教义、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它是在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神权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下形成和发展的，并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内支配着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宣扬上帝、天国是道德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认为上帝是美德的化身，是至善至美的体现，德性之根本在于热爱上帝、追求上帝，达到与上帝的融合;道德原则和规范也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且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在它看来，只有进入天国、实现来世的幸福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虽然中世纪神学强调爱是道德的基本原则，认为推动人类道德行为和道德生活的动力不是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但是在当时统治一切的基督教语境中，爱是指对上帝的爱，只有对上帝的爱才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善恶的最高准则。人们把对上帝的热爱、信仰和服从看作“三主德”，并定之为道德的总纲，而把古希腊传统的“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按其“三主德”的要义加以解释和修改，作为世俗道德生活的要求，以至于在本质上改变了希腊时期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中世纪神学提倡和强制推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宣扬禁欲生活是热爱上帝并献身于上帝的真诚表现，是解脱原罪、拯救自己灵魂的根本途径。它认为自爱和自私是骄傲、堕落和罪恶的根源，强调真正的美德在于蔑视自己和否定自己。这种一切以服从上帝、献身上帝为最高宗旨的思想，使得人的主动性受到压制。在神学的形式下把道德思考和伦理指向从古希腊注重个人的欲望与幸福引向了人神关系以及拯救灵魂方面，从而使道德宗教化，导致了西方思维模式的历史性转折。
中世纪不再以满足人的欲望为实现理想的目标，而是将热爱上帝、信仰上帝视为通达理想的基本要素，形成了现世—天国的理想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已经完全被排除在模式之外。这也解释了在以神学、信仰为文化关键词的中世纪，两个世界的对立模式更加清晰明朗的现象。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整个世界，规定世界的统治秩序。上帝是至善的，它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好的，只能形成一个奇妙美丽的宇宙。但是现实并不是那么美妙，人生悲惨，世界充满灾难，这是因为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在天国堕落犯罪，把“原罪”遗传给人类，而造成了永劫不复的苦难。人类无法拯救自己，无法摆脱苦难，只有得到上帝的救赎，才能得救。人类想要得到拯救，唯一的出路就是热爱上帝，信仰上帝，祈求上帝的恩惠，而体现在现实世界中，就是要服从体现上帝意志和真理的宗教教会的权威。由此看出，奥古斯丁以信仰为根本出发点，以得到上帝的救赎为最终目的，同时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表明自己的观点，采用摈弃一切自然情感，弘扬人的缜密理性的方法，建构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思辨王国。其目的是证明人性的罪恶，进而通过悔罪来表现天主的光荣和伟大，并指出只有以神学为核心的理性追求才是通往幸福天国的唯一途径。中世纪的思维模式因此可以称为“神学理性”，即在现世世界与天国世界的二元对立中，人处于第三者的位置。或者说，人是以一个身居其外的态度来考察他所面对的对立模式，人本身并没有介入这种模式中。这种将人的情感欲求及自然本性完全忽视的思想把人压缩成标本，使人成为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完全臣服于神性的光辉，成为弘扬上帝之无所不能的工具。这种以信仰为核心的二元对立模式由于把人排除于模式之外，而越来越显得空洞。
由于人被排除在中世纪以神学为核心的思维模式之外，与人紧密相关的情感、欲望也被过滤出人们的生活。宗教信仰像一个巨大的模子一样将个体的人规划成统一的形状。人们在遗失情感的状态下放弃此岸，也就是放弃了活生生的生命，而将视点放在空洞的，远在云端无人可及，但却又无处不在的彼岸。情感就这样从中世纪人们的生活中遗失。人的现世的痛苦与理想的达成都在神学的笼罩之下，都成为被神学理性所规范的对象。在“神学理性”思维模式指导下，中世纪的思想与文学都呈现出相对单一的特点。
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理性”
文艺复兴是欧洲鲜活而璀璨的一段历史。这个时期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对人和人的价值的重新肯定。从文艺复兴最初的文化与文学精神演进上看，对人的本能欲望和人性要求的肯定与讴歌，从个人感情层面上感受到中世纪神学教条的不合理和宗教戒律的反人性因素，进而表现人性的美好和人的世界的幸福快乐，是14世纪前后一百多年间欧洲进步文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文艺复兴开始，文化的觉醒就首先表现在重返古代，对古典希腊和罗马价值观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8]在文艺复兴初期，可以从绘画上看到圣母怀抱耶稣时脸上的微笑，在圣母怀里的耶稣也充满着喜悦与生气，标志着从神性到人性的转变。可以说，文艺复兴正是从圣母抱着圣婴的画中迸发出来的。画中传达的爱的力量再次被确认为各种力量中最伟大的，而母爱又是爱的力量中最伟大的。这样，以圣母的爱为基点，文艺复兴将对人性的确认扩展开来，形成了西方历史上一次尊崇人性、尊崇情感的伟大时期，走出了中世纪将人性压制为神学附庸的干瘪状态。人文主义的奠基人彼得拉克认为，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应该是研究的主题。“人的历史、人的命运、人的形象和人的身体本身成为关注的中心;画家和雕塑家把人的难忘形象刻画下来，哲学家不厌其烦地说:‘人是伟大的奇迹’。”[9]
由于思维模式的根本转变，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对神学提出挑战。他们强调人的高贵，强调人生来就有尊严、有个性、有意志，以此反对中世纪把人当作神的奴仆和罪人的角色，以人性来对抗神性。人文主义者同时声称，人生来就有追求现世幸福包括利益和荣誉的欲望。他们把爱情归结为“天性”，不受约束的“自然的力量”，把享乐作为生活的目标，以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幸福”的说教。人文主义同时强调人生而平等，主张按知识和能力分贵贱，反对封建等级门第观念，把追求智慧、知识、个人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作为人的本性之一，以打破神学蒙昧主义。人文主义的兴起，否定了以神为中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尊重人性、鼓励个人为物质利益而奋斗被确立为新的伦理价值观念，促进了西方民主思想及个体主义思想的成长和发展，同样也为西方文化打上了更鲜明的近代印记。这种印记不只表现在对人性理想的颂扬方面，更表现在其对深刻的理性传统的继承上，为18世纪启蒙运动力图建立一个“理性王国”做了重要铺垫。
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并未因重新肯定人性而放弃中世纪以来的理性传统，只是改变了中世纪理性思想的内在结构。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时期上帝的形式依然存在，只不过从天堂走进了人的心里，成为人心中永恒正义的化身。它延续西方的理性传统，沿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却在新的思维模式中将人性代替了神性，即一切不再以满足上帝为核心，而是以如何满足人性为第一要素，因此，文艺复兴的崭新思维模式可以被定义为“人性理性”。其理性的出发点是人性，文艺复兴的作品都表现出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其目的是通过人性的完满达成自我实现与终极幸福。
文艺复兴虽然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放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然而“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只是中世纪“神”在理性结构中的代替，即人依然作为理性概念中的“人”出现，而非现代主义所认为的个体的“人”。由于将“人性”设定为理性内在结构的核心，文艺复兴对“人”只作为旁观者或工具的二元对立模式加以扭转，人与神、地狱与天国的对立模式被打破，人的内心、人的心灵成了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点。从哈姆雷特的延宕与行动的冲突，麦克白雄心与野心的对立，李尔王慈爱与盲目之间的矛盾，奥赛罗忠贞的爱情与嫉妒的情绪之间的矛盾中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模式因为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而从外在的大宇宙转入内心的小宇宙。这种崭新的二元对立模式虽然表面走进了人的内心，而“人”这个概念却并不是具体的。也就是说，人的内心虽然成为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却仍然是以抽象的、整体的“人”为概念，而没有具体到个体的人。它所探讨的善与恶仍是整个人类所探讨的问题，而不是具体到每个人的、因人而异的个人问题。
由于“人性理性”中的人性指涉的是普遍人性，与个体情感和个体欲望关系不大，因此这个时期的理性模式虽然比中世纪更加接近人本身，却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出情感的丰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还未学会如何品味及表达富于个性的内心情感，而是高举着抽象情感的旗帜宣泄内心的兴奋。总体来说，文艺复兴的情感是人类的情感抽象，是经过理性思辨而形成的对情感的确认，不是现代主义时期那种带有浓重非理性色彩的个性情感的释放。无论如何，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模式毕竟纠正了神学理性将人排除在思维模式之外的做法，思维模式中核心内涵的发展与变化体现了西方理性史的巨大进步。
4．17世纪的“科学与智慧理性”
17世纪最伟大的标语是“知识就是力量”。加上17世纪末出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近代的西方人看到新的思维起点，即从科学出发的思维方式。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科学与智慧理性”。
“17世纪的西欧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革。”[10]在英国，17世纪40年代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由于社会阶级结构和关系产生剧烈变化，封建旧贵族走向衰落，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开始分化形成。因此，17世纪的欧洲大陆处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继续斗争并在斗争中求平衡的阶段。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为欧洲文化复兴和启蒙提供了可能。欧洲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在意识形态上打破教会的神学观，改变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传统观念。
因此，一批先进的思想家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高举理性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和中世纪宗教神学，主张建立合乎理性的社会和国家。1687年，牛顿发表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发现进一步印证了科学与智慧的伟大，对理性进行推崇与宣扬的思想不断涌现。17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哲学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的《智慧书》便是探讨如何凭借理性的判断与思维去知人观事、评判行动并获得成功的重要作品。“不被激情左右(to be without passions)”便是其崇尚科学与智慧的重要体现。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儿更是“科学与智慧理性”的重要代表。笛卡儿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他反对经院哲学和神学，提出怀疑一切的“系统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原则。他是方法论狂热的推崇者，认为不管是学习还是搞研究，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方法论是判断人类、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程度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而方法论应当从研究中来，即从人的智慧中来。作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笛卡儿将人的科学思辨能力放在人类改善自我、改变自然的最重要位置。
由此，以“科学智慧”为核心去认识世界、研究问题成为17世纪的主要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凭借人类的思辨能力，提高人类的科学水平，便可以达到理想中的自由王国，实现人类最终的梦想。这种思维模式由于过于强调人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呈现出严谨精细、深刻沉重的特点，使人的情感认知和情感追求被思辨的智慧与科学所掩盖。
5．18世纪的“政治理性”
18世纪无神论思想的出现，带来了人类文化历史上一种最伟大的思想转型和政治转型。在以前一切的人类历史中，有神论(无论是自然神论还是社会神论，无论是泛神论还是一神论)总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前提和最重要的基础。以政治和社会领域为例，以往一切最高统治者在谈到自己权力来源的时候，都把自己看成是神的后裔，强调“君权神授”。这样，当无神论出现之后，统治阶级的权力基础就坍塌了，于是形成了以资产阶级革命原则为出发点和逻辑构成的思维方式(或理性)。因此，我们把此时出现的这种以政治为核心的理性称之为“政治理性”。
众所周知，18世纪欧洲的思想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思想秉承了“科学智慧理性”传统，将理性提高到为一切提供答案的手段的位置上。启蒙主义者普遍认为，发现答案的唯一方法便是正确运用理性。理性的运用已经在物理和化学领域结出硕果，那么当然也应将其应用于政治、伦理、美学、文学等更加复杂的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中找出标准与答案。例如，在美学领域，启蒙主义者认为，必须依靠理性获得一种抽象的形式理念，这种理念要比原来的、本真的事物更加完美。在他们看来，烂漫飞舞、颜色鲜艳的蝴蝶不是美学，而当这个可怜的东西被大头针固定起来，剩下鲜艳褪尽的亡魂时，才是美学的根本。这种理性思想试图将人类的情感与经验世界导入某些理性的秩序中，毫不理会活力和激情、流动不息的欲望以及人与人观点的差异。在启蒙主义者的思想里，人“即便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人’，至少也是某种人工的玩具，某种无生命的模型”。[11]根据这种理念，完全可以将美学的复杂思维条分缕析为人人可掌握的公式。自然科学中的进步使他们坚信只要将激发这种进步的方法运用在各个领域，那么人的思想就会发生同样的进步，这种进步会推理出使人们获得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的方法。因此，启蒙主义者普遍承认一条公理，即:
“凡是搅动人的灵魂的疑问都可以找到客观正确的答案——如何生活，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确，什么是谬误，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陋，为什么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这些疑问都可以通过某个思想家提供的特殊方法找到答案，而答案则以命题的形式展开;这些命题，如果它们是正确的，那么它们之间则是互相兼容的关系，甚至超过互相兼容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为伴生的关系。”[12]
“政治理性”便是这种“科学智慧理性”的政治延伸，成为资产阶级蓬勃发展的理论依托与思想支撑。这种理性将“科学智慧”替换为政治，使政治成为这一时期理性的核心，从政治利益和政治观点出发思考人的行为及社会问题，并期待通过政治理想的实现达成人类梦想。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便是运用“政治理性”对资产阶级新型政权给予支持，对基督教会的教条进行抨击的。他公开支持社会改革，提倡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他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以“政治”为中心的认识方式和思考方式，使得社会发展方向、道德评判标准都以政治为转移。正是因为受以政治为核心的思维模式的主宰，伏尔泰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开明君主制，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同时对劳动人民十分鄙视，认为他们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
总之，18世纪是资本主义新制度取代封建主义旧制度的时代，其思维模式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同时又因继承了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便形成了独尊古典主义、推崇理性思想以求政治一统。这种以政治为核心的“政治理性”，其理性的出发点为政治，其目的则是通过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达成终极幸福。因此，这一时期人的情感取向完全以政治为转移，并为政治目的服务。情感的政治表现方式因而缺乏了内在的力量。这一方面体现了17世纪、18世纪英国的特点，另一方面表明了情感必须摆脱外力的束缚才可以深入人心。“政治理性”将情感从思维模式中祛除，将情感从自然本真的状态拉到了现实的政治理念之中，圆润的情感变得干瘪。因此，使情感摆脱外来压力，回归本真状态的诉求变得更加强烈，浪漫主义的到来便达成了这种诉求。
6．浪漫主义时期的“情感理性”
从人的情感出发来思考问题，把情感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是一种新的理性思维方式。为此，我们把19世纪初期出现的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称之为“情感理性”。
从传统的观点看，浪漫主义张扬的时期是一个野蛮的无政府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秩序受到冷落，宗教规则受到抵制，个人情感的张扬也带来了狂妄自大的精神自负。18世纪最后25年的英国对两次外国革命深感不安。美国革命虽然并不是充满血腥的，但布莱克仍感到它像是黎明的第一声号角。而第二次号角——法国大革命则使英国震颤。浪漫主义诗人无不以空前的热情表达对这场革命的激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带着变革与救世的因素，这种因素体现在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也体现在华兹华斯的《序曲》和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除了法国大革命这个外部因素的巨大影响，英国本身的发展也使英国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必然改变。“浪漫主义时代适逢一个古老的、农牧的英国走向终结和一个现在正奄奄一息的英国的开始。1757年，布莱克出生的时候，甚至迟至1770年，华兹华斯出生的时候，英国基本上还是农耕社会，而到1827年，布莱克逝世的时候，英国已经差不多是一个工业国家了，到1850年，华兹华斯去世的时候，英国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经济分析——例如在《资本论》中——的合适对象了。”[13]总之，浪漫主义对情感的张扬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追求终极自由的必然方式。
浪漫主义以崭新的姿态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它的出现为西方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它把被西方文艺一直以来不能直接面对的情感和想象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表现了对自由的大胆追求和歌颂。浪漫主义体现出来的这种空前的热情与自由精神使人们感到了强烈的震撼。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在人性的诸多因素中推崇情感，情感成为构筑浪漫主义理论的基本支点[14]。浪漫主义者普遍认为诗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是模仿的产物，不是有理性的、有逻辑的虚构，而是内心激情的表达。它的发端是狂喜的心灵，而不是冷静的思索，并把对主观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推崇作为文学的基本特征。这是浪漫主义文学与西方理性传统的最大区别。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从根本上完全背离了西方思想的理性传统。正如苏珊·朗格所说，“发泄情感的规律是自身的规律而不是艺术的规律”。“纯粹的自我表现不需要艺术形式”[15](重点号为朗格所加)。由此看出，艺术不是发泄自然情感的途径，表现在艺术中的情感必然是某种理性表达和理性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思想史上情感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不同理性形式的表现史，浪漫主义也并不例外。
“艺术中的一切形式就均为抽象的形式了。它们的内容仅是一种表象，一种纯粹的外观，而这表象、这外观也能使内容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内容的表现会更直率、更完整，如果在真实的环境和切近的利害中，它们即使作为范例也不会如此明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抽象的。艺术的实质即无实用意义的性质，是从物质存在中得来的抽象之物。以幻象或类似幻象为媒介的范型化使事物的形式(不仅指形状，而且指逻辑形式，例如事件中不同价值的协调，不同速度的比例等)抽象地呈现它们自身。最富解说性的壁画和最真实的戏剧(假如它们为优秀之作的话)就有这种基本的抽象，其强烈程度不亚于非写实作品或非模仿性图案所故意为之的抽象。”[16]
因此，浪漫主义并非彻底地否认理性。浪漫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外化的、普遍得到认同的、成为创作枷锁的外在理性。他们使用的思想武器恰恰最富于个体理性的色彩。也就是说，在浪漫主义狂放不羁的个人主义、热情奔放的想象以及汹涌的情感的外表下，隐含的却是浪漫主义者更加深刻而思辨的个人理性的伟大力量。仔细考察浪漫主义者的思维机制，可以发现浪漫主义者虽然情感澎湃，却无法完全摆脱理性思维传统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思维模式上继承了西方理性思维传统的内在机制。苏珊·朗格说:“呈现情感不是为了欣赏(甚至是古希腊后期文化意义上的欣赏)，而是为了某种概念;难以获得的不是情感经验(它是在唤起记忆时预想的)，而是关于情感的知识。”[17]苏珊·朗格还认为:“语言训练差的人比训练有素的人在准确贴切地表达某一思想的敏捷方面要差得多。这不仅指在规则运用的随意性上，而且指在表达逻辑的准确性与必要性上，也就是以言传意、简洁明确的能力上。”[18]可见，通过文学传递的情感并不是人类的原始情感或自然情感，而是经过后期整理和逻辑整理之后的情感表达，因此，这种情感必然是理性思想的一种表达形式，而绝非摈弃理性的绝对情感。
“如果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能以命题的形式陈述出来，如果所有真命题原则上都可以被发现，那么接下来就是对于一个理想世界的描述——一个乌托邦，如果你想这样称呼它的话，一个可以被所有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描述出来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虽然我们可能无法企及，但至少是一种理想，我们借以比照当下种种不完美之处的理想。这些正是理性主义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不管这传统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19]
英国浪漫主义者还秉承传统的理性思维，相信世上存在着完美的前景，并且相信只要按照严格的原则，或者遵循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这种信念自柏拉图时期起便确立起来，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19世纪的思想家，都认为有可能找到近乎绝对的真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并最终可以避免悲剧、罪恶和愚蠢行为。因此，可以说，这种理性思维模式的本质是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这也是西方思想界，包括文学界的一贯努力，可以将这种努力归结为一种救世传统。浪漫主义也不例外，同样是坚信世界的美好前景，并坚信这种前景可以通过遵循某种方法达成，只不过浪漫主义者所坚持的实现方法与西方历史上的其他思维模式有不同之处，它不借助于上帝，也不求助于政治，而是呼吁人类回归本真情感，通过情感的确立与张扬获得灵魂的解放。
简言之，表面上浪漫主义思想是对理性的反拨，而其本质上却是对理性传统在嬗变中的继承。因此，浪漫主义依然是沿袭了理性传统的情感释放，即情感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特定思维模式的核心，诸位浪漫主义者依然期望通过某种努力而到达理想王国，而这种努力既非希腊时期的欲望满足、中世纪时期的神学途径，也非17世纪、18世纪的科学智慧和政治化目标。浪漫主义希望通过情感张扬、情感释放、情感皈依达成回归理想世界的目的，因此，浪漫主义的理性形式是“情感理性”，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核心嬗变为情感，即现实—情感—理想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内在结构同启蒙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情感成为连接现实与理想世界的桥梁，只有通过情感途径，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理想。以情感为思维模式核心的新思想使得人类重新认识了理性思辨之外的身体，感受到来自内心深处的震颤，使情感有史以来第一次光明正大地深入到理性之领地，为现代思想最终摈弃理性思维、形成对非理性思想的推崇开辟了道路。
情感理性的内在结构的形成标志着西方理性发展的本质转变，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现实——理想结构不但是解读诸浪漫主义诗人思想的核心，也是情感理性不同于其他理性状态的本质所在。这种将情感提升至思维结构核心的方式一反西方理性传统中僵硬、一维的思维方式的原因所在是因为情感本身是个性的、流动的，甚至是主观的。它与希腊时期的欲望不同，与中世纪时期的神学不同，与文艺复兴时期追求的完美人性也不同，与革命时期的政治则更不能相提并论。情感没有绝对标准和终极形式，对情感的确认意味着对个体的尊重、对变化的尊重、对差异的尊重，也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霍克海默说:“欧洲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的，一条是暗的。后者包含着被文明压制和扭曲的人类的本能和激情。”[20]这句话非常准确地说明了理性与情感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关系——理性在明，情感在暗;理性为主，情感为辅;理性为根，情感为枝。而浪漫主义时期的“情感理性”对一直处于隐匿地位的情感大力张扬，使西方的理性发展开启了新的一页，西方的理性发展史也因有了情感的加盟而变得灵动而温暖。
7．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以来的“工具理性”
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进入了以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阶段。自然科学的旨趣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愿望不断增强。历史上的先进分子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冲动，这就是征服自然、支配自然。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去发现自然界的诸规律。由此，一种实用主义、科学理性主义开始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工具理性”便成为启蒙以来的西方理性思维模式。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追求和精神价值。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发展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手段成为目的，成为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工具”成为指导人们思想的核心，即将一切工具化——人性、情感、幸福都成为可利用的工具，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指导下，获得物质效益和物质成功成为衡量幸福与成功的唯一标准。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在工具理性的奴役下，一切与灵动的生命相关的事物都被异化，人的情感被丢弃，人的情感追求被完全忽略。然而当工具理性抵制并放逐了人的情感欲求后，却最终使人类灵魂陷入虚无与荒诞。工具理性带来的成功只能是征服外在世界，对人内心的征服却毫无办法。社会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未来的幸福都无法触动个人当下的生活感受，更无法解决个人当下生存中的问题。可以说，工具理性的泛滥给人类的情感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