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感理性”的提出

西方以理性为特点的思维模式是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即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本核心的辨良莠、分主次的思维方式。“整个世界呈现出一正一反(A与B，即主体与客体、正确与谬误、善与恶等)的二元对立，从而构成了事物的矛盾性存在……在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对立的双方总是一方统治着另一方。”^[2]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理性的思辨为根基，以条分缕析为手段，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体现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传统中，体现在以“此岸—彼岸”为根本核心的宗教中，也体现在文学领域中。不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作品，都在现实与理想世界的对立中体现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整个文学史其实就是一个沿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断为人类提供理想图景的历史。由于人类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根本的理性思想的基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内在结构的不断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思想以二元对立为核心的理性为主要特点，而本书研究的情感作为西方思想之一脉，自然也深受理性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内在的理性结构。为了更好地辨析理性与情感的内在联系，本书旨在以理性的内核——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入手，把握理性发展的内在结构。具体来说，理性思考的内核、出发点及最后的归宿都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本章通过分析理性内部机制的变化，梳理出西方理性发展的脉络以及本书所关注的情感与理性的内在关联，提出“情感理性”这一指称浪漫主义情感的概念。

“情感理性”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所谓情感理性，其实就是从情感出发来思考问题、评判世界、进行创作的一种“特殊的理性”方式。在对浪漫主义的研究中，常常提及其无限张扬的情感力量，并将这种情感表达与西方的理性思想对立，强调二者的冲突。以赛亚·伯林在其论著中认为:“理性主义的发展走向极端，在这种情况下，被理性压制的人类情感总在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3]乔治·桑在谈到浪漫主义时说:“感情，而非理智;相对于脑的心。”^[4]然而，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其“对立面”——情感所替代。究其本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张扬的虽然是“情感”，但是，这种张扬的情感并非与理性无关，而是理性指导下的一种“情感”。或者说，这种情感其实是理性结构的一种特殊形式。为此，我们将其看成是“情感理性”。也就是说，浪漫主义者依然秉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是其思维模式的核心已经转变为情感，即浪漫主义者普遍从情感出发看待世界、思考问题。浪漫主义者体现出来的并不是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在他们那里，理性与情感并不是对立的两种因素。我们知道，理性是指思考问题的能力，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有疯傻之人才没有理性。笛卡儿认为:“我们的意见之所以分歧，并不是由于有些人的理性多些，有些人的理性少些，而只是由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是一回事。”^[5]任何人，不管是浪漫主义者还是当代以非理性思想震惊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世界、思考问题。浪漫主义者同样在以自己独特的理性思想解读所面对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所不同的是，浪漫主义者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以情感出发，而不再是以希腊时期的欲望、中世纪的神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等作为理性的核心，而是将情感视为思维的核心。这种情感是理性指导下的情感，其出发点是为了了解世界，其目的是为了达成理想，因此，理性是浪漫主义情感张扬的内在要素。为了深入解读西方理性发展的历史，明确“情感理性”的定位与内涵，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理性的本质”以及“理性的发展流程”做一番粗略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