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意义

西方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明证的理性寻求真理。从柏拉图的“黑马与白马说”，亚里士多德的“或然律”和“必然律”开始，西方文学文论就为理性源流开辟了道路，并为理性进军文学领域开辟了先河。这样，一切以理性来判断，以是否合理来决定取舍在文学领域成为传统。柏拉图以诗人引发不洁情感为由将诗人赶出理想国，并创立“理式说”，构建起理性主义大厦，将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最好的是理性，其次是信念，最坏的是情欲。

然而人的情感欲求却是与生命同在的感觉，人在现世的痛苦与孤独也并不是形而上的理性逻辑所能安慰的。形而上的理性可以通过柏拉图的“理式”、普罗提诺的“太一”，直至康德的“纯粹理性”等令人望而生畏，却无法掩盖、更无法解决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用理性与逻辑抵制自己的情感欲求，却最终使自己的灵魂陷入虚无与荒诞。其实，回望西方文学思想史，可以发现许多关注个体生命的诗人们早已提出了对抗理性、申扬自我的途径。从文学进入繁盛时期的文艺复兴开始，咏唱情感生命的作品便层出不穷。菲利普·锡德尼对阿卡迪亚的深情赞美;埃德蒙·斯宾塞对甜美爱情的由衷赞颂;克里斯托弗·马洛笔下对热恋中的牧羊人的浪漫描述;文学巨人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对爱情、激情等热烈情感进行了执著而深入的书写。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虽然将哲学辩论和说理方式引入诗歌，但无论是诗中奇幻的意象、神秘的氛围还是漫无边际的动态心境，都体现出诗人们按捺不住的情感涌动，而同时代的弥尔顿等大诗人更是将炽烈的情感与时代政治紧密相连，从而使情感在不同的途径中得以强烈宣泄。18世纪受启蒙思想及理性时代的影响，新古典主义思潮统治英国文坛，诗歌呈现出形式清明、格律严谨等特点。然而到了18世纪后半期，压制情感的新古典主义思潮开始衰落，感伤主义开始流行，英国文学中也出现了感伤主义诗歌、哥特式小说等文学样式。经过压制的情感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勃发出来，形成了情感表达最为强烈的浪漫主义。仅从一些浪漫主义诗人的经历便可看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表现出的热情最为高涨，付出的代价也最高昂。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如查特顿的自杀，考珀和柯林斯在精神病院终了一生，格雷和彭斯患有严重的忧郁症，以及浪漫主义的三大巨擘拜伦、雪莱与济慈的英年早逝，都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正是浪漫主义诗人们为了张扬情感、为了抗拒侵犯人的尊严的思辨理性所付出的代价。他们期望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点亮情感之火，用生命的呼喊告诉世人，虽然情感因其流动、难以把握等因素，长久以来被放在低劣与原始的位置，然而正是这种原始情感，才能使人重新立足于感性和直觉，再次与自然形成希腊式的合欢。浪漫主义者们用最激情的写作传达出这样一种认识:既然活生生的人拥有活生生的情感，那么为什么要因理性的追求而轻蔑个体情感，粉碎人的个性体验。敢于面对个体情感、确认个体情感、尊重个体情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情感代表着活力，代表着生命本体，情感勃发的一生才是诗意的一生，才是拥有尊严与人格的一生。借助情感的力量，重新面对个体情感、确认个体情感、尊重个体情感，使情感成就人的回归心灵之旅，更是现代人拯救被异化的灵魂、实现自我解放的一条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定一个命题，即通过倡导情感回归来拥抱个性尊严，尤其是面对工具理性背景下人的异化事实，倡导情感的力量是使迷惘的现代人寻找心灵依托和灵魂归宿的重要途径，使道德沦丧、沉迷于物质追求的现代人重新确立道德范式的重要途径。要实现情感拯救灵魂这一命题，首先就是要对情感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领域做出界定，对情感的发展及情感在社会思维模式中的演变做出分析，从而确定情感拯救灵魂的途径与方式，以及情感拯救灵魂的具体模式及可行性分析，从而使情感真正对人的灵魂解放和道德回归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