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楼的“尚红”意识与服饰的多元文化意蕴

细心阅读《红楼梦》，大都会注意到作者对红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有一种强烈的“尚红”意识，并通过服饰色彩描写来凸显这种“尚红”意识。

《红楼梦》中“尚红”意识表现在小说描写的多个方面，首先是书名《红楼梦》。《红楼梦》成书过程中题了好几个书名，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但最终以《红楼梦》行世。早期抄本甲戌独有“凡例”第一则曰：“《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首曰《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诗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题《红楼梦》而非题他名。“红袖”者，十二钗也；血者，血泪也。血，红色，生命之象征。

第五回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给他饮“千红一窟”茶，即为“千红一哭”。千红者，天下所有之女子也。茶毕听曲，警幻命取“《红楼梦》原稿来”，而非其他稿。《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谴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怀金者，宝钗也；悼玉者，林黛玉也。她俩与宝玉为《红楼梦》人物之三个代表，即代表“千红”与“万艳”是也。

书中建筑、器用有：绛云轩、怡红院、红香圃、猩红洋罽、大红靠背、银红椅搭、朱轮华盖车……绛红、猩红、大红、银红、怡红、朱红，用了六种红。

大观园丫鬟小红（红玉），园内植物有红梅，诗社活动“咏红梅花”，小说回目用“玻璃世界，白雪红梅”……突出“红”字。

《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尚红”意识对人物色彩的影响非常突出，前面已经做过一些分析，这里只选择有代表性的词语，例如：大红箭袖、大红裤子、大红小袄、大红猩猩毡、大红金蟒箭袖、大红斗篷、大红斗笠、大红洋绉、大红洋缎、大红羽纱、大红袄儿、大红羽纱锻、大红棉纱袄子、银红纱衫子、银红袄儿、水红绫子、水红妆缎、桃红百子、桃红撒花裤、海棠红小棉袄、石榴红绫、红绫短袄、红里的肚兜、红香羊皮靴、红睡鞋、红小衣、红绸小棉袄、红鞋……七种红，“红楼夺目红”。

全书末，“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某年某月某日到一个悼红轩”……头尾相接，“归结”到一个“红”字上。“悼红轩”所悼者就是第五回中所说的“千红”与“万艳”。

红，是《红楼梦》标志性色彩，也是全书的高调色。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第一号人物，其前身是赤瑕宫神瑛侍者。赤者，红也。神瑛侍者凡心偶炽转投入胎就是衔玉而生的贾宝玉。他的嗜红可以说是“胎”带来的“习性”，是前世因缘。从创作的视角看，作者是把怡红院作为赤瑕宫在人间的投影，怡红公子即神瑛侍者。别号绛洞花主，暗喻他是群芳之冠。绛者，红也。绛洞即怡红院的别称，花者女性之喻，即指大观园的群钗。这段“前史”表明贾宝玉的“尚红”是前世决定了的，只要他的生命在一天他就不会改变这种“尚红”的观念。“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说贾宝玉小时候“抓周”，抓的都是脂粉类的东西，说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人就浊臭。平日里吃姑娘口上胭脂，愿意用女孩子的洗脸水洗脸，说的都是一件事：爱红成癖，嗜红成瘾。他喜欢红是本性使然，见到红就兴奋，就感叹。第十九回写他到袭人家里去，看到袭人两姨妹子穿了红衣服，就发出“赞叹”声。在他的眼里红是一种美，女孩若是再穿了红衣服就会更美。红不仅是富贵的象征，而且也是青春美的象征！

贾宝玉“尚红”的意识，除了红本身所具有的色彩内涵和象征意义之外，还是传统“尚红”的历史积淀的心理反应。因为从原始社会开始，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红”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特殊的敏感。浩瀚的典籍和流传下来的各种珍贵文物图画，红色始终是一个十分耀眼的色彩。或许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红色从来就是他们最崇拜、最信仰的普遍爱好的色彩。这种爱好、尚红的感情是人类从取火、用火中得到光明，得到熟食美味，得到防寒取暖，驱赶猛兽袭击的实际经历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人类最早使用的颜料是用赤铁矿石研成红色粉末，证明了他们对红色的喜爱和追求。正因为如此，红色在逐渐成为人们威武、崇高、力量象征的同时，也成为人们美好、富丽、生动、活泼、健康、自由、欢乐的象征，是“一种集保健、力量、美学优势为一体的，富于个性化和积极浪漫魅力的特别色卡”。红色是一种民族文化，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心。

在中国历代服饰的发展中，周、汉、明三代皆尚赤（红）色。《诗经·小雅·采芑》中有“朱芾斯皇”句，朱（红）色作为命服出现。汉代列“衣服”为“九章”之二。旒冕之服，旒副焉旒冕，王者之服，赤舄，朱履也。明朝“尚红”，正德十六年（1521年）礼部明确规定：“大红纻丝纱罗服，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五品堂上官、经筛讲官许服。”红色显然是高贵之色。说明《红楼梦》中的“尚红”意识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如果进一步探索，除了调配色彩上的需要之外，作者曹雪芹如此钟情红色是否另有深意存焉呢？我认为不该排除这种可能性。

首先，《红楼梦》中有个主要人物的服饰配色特别应该引起注意，这个人物就是薛宝钗。薛宝钗身边的丫鬟黄莺儿，除了她懂配色，还会打络子（笼络之喻也）外，重要的是她姓黄。这个“黄”字很重要，作者显然是以黄来衬托其主人薛宝钗的“正统”性格。这一猜想还可以从薛宝钗服色上得到有力的证实。小说中三次写到她的服饰，一处是第七回，另一处是第四十九回。与本题无关的色彩，略而不谈。第三处服饰描写见于第八回：

（宝钗）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

我们知道清代服饰是尚黄的，宝钗一套服饰色彩有三个颜色都是与黄有关的：“蜜合色”是“浅黄白色曰蜜合”；“葱黄”为黄绿色，而金又是黄色；余下一个“玫瑰紫”，恰恰又是“乾隆中尚玫瑰紫”。如此写法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深意存焉呢？在宝钗服饰色彩中根本找不到红色，而却都是清代官方所崇尚的颜色，即红色的对立色——宝钗显然是现实的“正统”形象的代表者。

其次，如果薛宝钗“尚黄”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结合《红楼梦》“尚红”意识和小说中一些细节描写，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芳官取名“小骚达子”、“耶律雄奴”及全书总的思想倾向来看，曹雪芹是否有一种以“尚红”来表达自己“思汉”、“归汉”的民族意识呢？

第三，几年前台湾著作家兼红学家高阳先生在《红楼梦中“元妃”系影射平郡王福彭考》中认为《红楼梦》中的“元妃”并不是“曹家”人，而是镶红旗王子福彭，为此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作了长篇考证。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红楼梦》的“尚红”也可能是为了纪念或悼念福彭而特意设下的一种“色标”。

总之，《红楼梦》一书确有“尚红”意识，以“尚红”反对“尚黄”，这是作者运用色彩来表达创作意旨的一种“春秋”法子，也就是书中隐去的“真事”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各种体裁的作品都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长篇小说诞生之后，小说中宗教文化的内容愈来愈多，特别是宗教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迷信的内容借着小说载体泛滥。有一些内容，作者是站在批判、嘲讽的立场上来用的，目的是劝善惩恶；有一些内容则是为了增加作品的“趣味性”而添加进去的，属于“调味品”一类。所以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小说）中的宗教文化描写应该加以区分，弃糟取精。因此从小说创作思维的角度研究宗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红楼梦》明显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已有专文专著做过探讨，此处不讨论。从《红楼梦》服饰描写的角度看，宗教文化对中国历代服饰款式、色彩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红楼梦》中写到与贾府有关的寺院丹房有内有外：在大观园内除了栊翠庵之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说明非只一处。在大观园以外，贾府有家庙铁槛寺，附近还有馒头庵即水月庵，与贾府亦有密切往来，或即属于贾府。此外，清虚观与贾府有渊源关系，或许就是当日国公爷在世捐资兴建的。除此之外，还有贾敬炼丹修道之处，自然也与贾府有往来。因此，和尚、道士、尼姑往来于贾府说经弘法之事，《红楼梦》中时有提及。

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家中请了僧道各有108众之多，在五七法会时尼僧是“搭绣衣，靸红鞋”。其他处没有涉及具体服饰的描写。据历代规定的僧道服饰规格来看，丧事中应是以黑白两色法衣，或灰褐两色法衣，大法师或穿黄色袈裟。因为僧道服饰与世俗不同，他们的服饰色彩一般是禅僧穿茶褐色，青绦，披五色袈裟；讲僧常服是五色，绿绦，披浅红袈裟；教僧常服是黑色，黑绦，浅红袈裟；道士常服都是青法衣，只有吉服才是红色。第二十九回贾母等人到城外清虚观打醮，“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道旁迎接”。他是当日荣国府的“替身”，又是法官，他披的当是红色的“吉服”，但书中没明文点出。小说中有一僧一道时常出没于贾府，跛足道人为贾瑞送“风月宝鉴”，又来取“风月宝鉴”；贾宝玉、王熙凤中魔，癞头和尚、跛足道人来救治他姐弟二人，宝玉“失玉”又是癞头和尚“送玉”等等。这两位来也渺渺、去也空空的神秘人物，在第一回甄士隐眼中是“麻屣鹑衣”，第二十五回写这两个人“破衲芒鞋”，都是常见的僧道打扮。但是，这些服饰表明宗教文化在小说中有了自己的群体范样，其意不在服饰及其服饰的色彩。在《红楼梦》僧道群像中，重点是带发修行的槛外人妙玉。妙玉出身是个谜，这里不是去解这个谜，而意在她的服饰。小说第一百九回，妙玉到贾宅探望病中的贾母，由邢岫烟迎接。书中透过邢岫烟的眼睛特写她的服饰：

只见妙玉头带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绸袄儿，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拴着秋香色的丝绦；腰下系一条淡墨画的白绫裙；手执尘尾念珠。跟着一个侍儿，飘飘拽拽的走来。

这段描写从头到脚，连走路的姿态都写出来了。妙玉所穿的服饰是低彩调，中明度，柔和又朴素，配以麈尾念珠（当是栗色，配以淡墨画裙，橄榄黄丝绦尤有稳重感），体现出一派出家人的高雅风度。

服饰具有民族性，这是服饰文化中常见的服饰现象。草原上的蒙古族，长白山下的朝鲜族，云贵高原的苗族，广西的壮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自己民族的独特服饰，绚丽多姿。但是在多民族的中国，服饰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又有互相吸纳、取长补短、相互交流的特点。这种现象同样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曹雪芹是一位对18世纪中叶中国文化有着深刻认识的大作家，由于他的特殊家世和所生活的特殊时代，因此《红楼梦》服饰描写中不时透露出多民族服饰文化互动和融合的特征来。例如小说中贾宝玉的服饰带有鲜明的古代北方少数游猎民族服饰的风格和特色。第三回宝玉出场，写他“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第八回又写他“身上穿着秋香立蟒白狐腋箭袖”，这样带有“箭袖”的服饰还出现在第十四回、第十九回、第五十二回、第九十四回。又如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的服饰，故意打扮成个“小骚达子”模样，第六十三回又将芳官扮成男装像个“小土番儿”，一会儿叫“耶律雄奴”，一会儿又叫“温都里纳”、“金星玻璃”，都是“番语”。

这个时代，北京城是四方杂居，但以满汉居民居多，满族习俗对汉族也有许多影响。在服饰方面满学汉、汉学满的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当时统治者强行剃发易服，所以汉族人也穿满人的服饰。例如，顺治初年“江苏男子，无不箭衣小袖，深鞋紧袜”。“箭袖”又作“箭衣”，虽是满式，但成了流行服式，不能因为他们穿上了“箭袖”服饰就说他们是满族人。又如宝玉外出必加冠穿靴，符合“即幼童亦加冠于首，不必逾二十岁而冠”之例。清代官庶皆着靴，“一以避尘，二以壮观”。宝玉着靴，大观园内的金钗们冬季游园时也着羊皮小靴，此皆为时代流行服饰之反映，也是多民族服饰文化的写照。《红楼梦》研究中向有大脚、小脚之争，这本是一个文化问题、学术问题，有人不懂历史、不懂民族文化，撰文大加嘲讽，甚至归罪于“烦琐”考证云云。大脚是满族妇女习俗，小脚又称金莲是汉族习俗。有人认为《红楼梦》只写了大脚，而没有写小脚，从而断定《红楼梦》是写满人贵族生活，又进而推论说作者曹雪芹是满族作家。这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学术讨论还是自恃高明者所指的“烦琐考证”？《红楼梦》服饰研究告诉人们，小说中既写了大脚也写了小脚（金莲）。第六十五回写贾珍、贾琏调戏尤氏姐妹时道：

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鞦韆一般……

这“一对金莲”能说成是满族妇女的脚吗？小说第十四回写“羞口羞脚的”本是说小脚，大脚何羞？第六十二回写到“膝裤”，这是缠足之喻，难道满族妇女也穿“膝裤”吗？但《红楼梦》中也写了大脚，走路“咕咚咕咚”的，当然是大脚的声音，林黛玉走路“摇摇摆摆”的，就是小脚的行姿。

北京自建都以来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城内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汉满蒙回藏，哪个民族没有？南方的举子，北方的秀才，各路精华齐集北京，南腔北调，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奇装异服满街皆是，难道曹雪芹还需要为几句东北话亲赴关东搜集，为几句吴语再作“南巡”去学？北京城现成的东北人南方人，他一辈子都听不完看不完。他生活在北京大半辈子，在这里写作《红楼梦》，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还有他自己的渊博的学识，不必跋山涉水地去寻找祖宗八代就可以完成了。小说中有南方吴侬妙语、北方的土话，汉人的脚，满人的鞋，都在情理之中。想一想，连依弗那洋膏子、温都里纳等外国话都会几句，用得着为此跑到“真真国”去？

中国服饰文化自有文字记载之后，历代历朝的典籍都有或详或略的记录。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虽然刻板，僵滞完备，但毕竟记录了历史上部分服饰发展演变的轨迹。而散落在民间的服饰图像相沿相袭，经久不息，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得到了精心描述，从而得以保存。这些具有“原生态”意义的服饰描写，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风格的服饰样态及人们的审美情趣，填补了历史缺失和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楼梦》的服饰描写不仅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史构成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要了解《红楼梦》的“其中味”，就必须深刻了解曹雪芹与《红楼梦》时代的中华大文化。

培根说：“把美的形象和美的品行结合起来吧，只有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真正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