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楼人物与服饰美

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她）们的外表美主要是容貌美、形体美和服饰美。所谓服饰美是由服饰的色彩、服饰的质料、服饰的款式构成的。因此谈服饰美学、服饰文化都特别重视服饰的色彩。然而色彩呈五光十色，不足以言其多。《虞书·益稷》有云：“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淮南子·原道训》继云：“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此即所谓色彩是变化的，有千变万化之功。人云“说不完的《红楼梦》”，其实“红楼服饰”色彩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中国服饰色彩发展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历代《舆服志》提供的记载表明：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复夏制尚黑，汉复周制尚赤；唐服尚黄而旗帜尚赤，宋相沿，元尚黄；明改制取法周、汉尚朱（赤）；清又复黄。家国一统，少有逾越。清人叶梦珠《阅世编·冠服》有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仔细观察中国服饰色彩的变化，其崇尚的色彩是与历代帝王五方正色信仰崇拜密切相关的，即在这种服饰美的后面蕴含着帝王们色彩崇拜的观念意识。这一观念也渗透在历代天子服饰的季节色彩上：孟春穿青色，孟夏穿赤色，季夏穿黄色，孟秋穿白色，孟冬穿黑色。按着季节的阴阳五行制定出五方正色，并将它作为一种礼制来推行。

中国服饰色彩对民间习俗也有明显的影响。例如民间的吉服和丧服都有严格区分。吉服一般正色是红、黄两色，间色是浅绿；凶服正色为白色、黑色，间色为灰色或深褐色。但是，在不同地域里由于民族色彩崇拜不尽相同，所以服装色彩的选择也不完全一样。由于这里所探讨的服饰主要以《红楼梦》中描写的服饰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关少数民族的服饰质料、款式、色彩一般不予涉及。

《红楼梦》服饰色彩描写除了遵循“朝代”、“年代”、“地舆邦国无考”，“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总原则之外，重点是以人为本，将色彩作为人化的艺术符号，凸显小说人物美的意识和表现意识。作者不受历代《舆服志》中的规定束缚，随兴随情来发挥自己的美学想象力。小说第三回写林黛玉进贾府，在服饰描写上重点突出王熙凤、贾宝玉两个主要人物的服饰，而色彩又是两个人物服饰描写的重中之重。

第一位走进读者视野的人是王熙凤，小说中写道：

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下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鱼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色彩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人的神经，进而在情绪心理上产生影响，使人产生直观印象和深刻记忆。王熙凤出场从头到脚，通身上下珠光宝气，气派十足，显示了贾府女管家服美人更美，服饰的名贵既显示了贾府的豪华富贵又表现了她在府中的地位。贾母向黛玉介绍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乍看这个介绍不过贾母打趣凤姐而已，其实细细品味贾母的话道出了两层意思：“辣子”，其人的性格鲜明如“辣子”，红艳艳，火辣辣。她的服与饰鲜艳夺目，以红作主色调，可谓色如其人，色如其性，表现在她身上的美感意识。“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一句，说出了凤姐的作派、风格——喜欢自我张扬的一面。她为见一个小表妹刻意穿上了这套服装，如此上心打扮，显然内心深处有一种自我表现意识，可以说是“臭显摆”。她服上的色彩是三色，红是主色（基本色），配以豆绿、石青两色，不仅有协调美，而且是高贵色调。李应强在《红楼梦的色彩艺术——曹雪芹的服装配色法》一文中说：

红与青、绿，是色彩上的基本色，彩度高，色相对比。配色技法最难的，可说是色相对比调和，但若做得好，则是最佳配色。若要使对比色相调和，就必须使用面积、明度、彩度的巧妙变化，舍其眩晕感、过烈感、刺目感等不好的效果，达到其明快、活泼、丰富的最佳效果。

王熙凤的这套服饰整体上色相调和，“达到其明快、活泼、丰富的最佳效果”，光彩照人，又突出了王熙凤追求美的人格特征。

王熙凤首次出场亮相的服饰描写是会客，由林黛玉的眼中看出。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告贷，由周瑞家的引荐去见王熙凤，又从这位乡下老人眼中看到王熙凤的“家常”服饰——

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

虽说是“家常”衣服，但在配色上仍然是大红高贵色为主，配以桃红、石青两色，衬以金色线，突出王熙凤的主子地位，衬托其美艳丽。

在第三回里，两次细写贾宝玉的服饰。前面所写的是外出的“礼服”，后面所写的是家居“常服”，即人们常说的“便装”。随着“一阵脚步声”和丫鬟的通报声，贾宝玉走进人们的视线之内——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脸如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彩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

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色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这两套服饰两种打扮，虽是一外一内，但都显得华贵、亮丽、活泼，突出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之貌。色彩仍是大红配石青缎，衬以金线，体现主子地位的高贵感。不论是王熙凤的服饰，还是贾宝玉的服饰，都十分注意饰物的形状和色彩，将服与饰的色彩互相调配、互为补充，达到红花绿叶相扶，映衬和谐。在描写他们二人服饰美的同时，作者特别加重笔墨写他们二人的容貌美——脸形、面色、头发颜色等，这些都作为整体美的一部分来写。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笔墨，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都融进了服饰美之中。人、服、饰三美铸成了一个形体美、动态美、和谐美，三者缺一都达不到作者对美的不懈追求。

在盛赞凤姐、宝玉二人人美服饰美的时候，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作者在这些美的另一面，即通过服饰的描写对他们的人格是有微词的。王熙凤、宝玉的服饰款式中着意写了“镂金百蝶穿花袄”和“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的同时，给王熙凤服色中加入“豆绿”、“桃花”两种“中间色”，对于宝玉的面容前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后又突然加一句“面如桃瓣”一语，实际上是暗寓二人都有“百蝶穿花”之嫌，尽管那是“镂金”、“二色金”，都无法掩饰其如蝶“穿花”的性情。曹雪芹此处系用“春秋”笔法，一般对服饰款式或色彩缺乏了解的人是不大容易发现的。曹雪芹充分利用了这种视觉上的“模糊”性！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红楼梦》中地位仅次于贾宝玉的两个重要女性，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去描写她们二人的服饰。这是因为作者考虑到林黛玉是大观园的诗仙，空灵飘逸，且又弱不禁风，不宜在服饰上张扬，取避难法更妙。薛宝钗素来爱穿家常旧衣裳，天生丽质，才德兼备，且雍容大方，属于闺秀正统典范，也不宜在服饰上过分添色，取简代繁，以“天然”去雕饰，更易生色。但二人的地位毕竟太重要，完全不写也不可。故在小说中各有一些小特写，果然效果奇佳。第四十九回“玻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写黛玉的一身冬装——

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

季节选在冬天，白雪皑皑，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而写黛玉的服饰就选在让人感觉寒冷的时候，这时间上的安排已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在服饰上特别选用了大红羽纱却又是白狐狸里的鹤氅，与雪白的大地形成强烈的对比色，突出了黛玉有“红梅”之艳。这是一种冷艳，是她的高尚纯洁人格的象征，也是她悲剧命运的象征。“青金闪绿”与大红相配，红中闪着金光，特别是在雪地反光的强烈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

薛宝钗的服饰描写，第一次见于第八回，是透过宝玉的目光告诉读者的。

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鬓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显然，作者想表现薛宝钗是靠自己的智慧美、容貌美、性格美来争取人心的。“看去不觉奢华”，一语道出宝钗在服饰上美的意识倾向于朴素、自然的风格，与众不同。从服饰色彩上看，取色温和稳重，属于低彩度、中明度，都是浅色到浅灰色调。在第四十九回众钗一色大红服饰，独李纨是一件青哆啰呢对襟褂子，而薛宝钗则是“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耙丝的鹤氅”。彩度低，绝无标新立异之感，正所谓服如其人。

在《红楼梦》所有女性的服饰描写中，史湘云和芳官的服饰当属“另类”。她们地位虽有不同，但是性格和喜好上却大有相近之处。所以在这里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史湘云“素习憨戏异常，她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鸾带，穿折袖”。她的服饰集中在第四十九回写出：

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彩绣龙窄裉小袖掩襟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显得蜂腰猿臂，鹤势螂形。众人都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芳官的服饰描写集中在第六十三回里，“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芳官大出风头。小说中两处写到她的扮相——

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酡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眉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的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众人笑说：“他两个（指宝玉）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

……芳官梳了头，挽起纂来，戴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又说：“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儿戴。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或散着裤腿，只用净袜厚底镶鞋。”又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

从上面的描写看，史湘云服饰色中有大红、鹅黄金黑、秋香色、黑灰赭，是属于高贵色、主角色，体现她名门小姐的主子地位。而芳官服饰色彩则是水红、柳绿、玉色、灰色，是当时社会里优伶常用的颜色，而没有正色。这两套服饰色彩不属于豪华型色调，但结合她们的身材面色显得很合体，又衬托了两个人的活泼个性。

作者着意描写史湘云、芳官的服饰，主要目的不是描写色彩或者她们的地位身份。作者的目的在于突出她们的性格、情性，并从中透露一种民俗信息。在小说中，湘云是以“英豪阔大宽宏量”著称，称她为“憨湘云”，是金钗中最具有魏晋名士风度的人物。她为人处世既不像林黛玉那样事事处处小心眼、尖酸刻薄，也不像薛宝钗那样藏愚守拙，心机内蕴。她“无心”又有心，但到底还是嘴太直了，有什么说什么。有乡下人将这样的女孩称为“假小子”，湘云则是世家大族内的“假小子”。芳官性格上有近似湘云之处，但因年龄小，且有恃宠撒娇和优伶的轻狂一面，她被逐出大观园出家为尼在其所穿的“水田小夹袄”中已做了暗示。

《礼记·内则》规定“男女不通衣服”。虽是如此，历代都有女着男装、男着女装的事出现，野史杂记里时有记载，就是正史里也不乏例证。三国时期魏国尚书何晏就“好服妇人之服”。唐高宗女儿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紫杉玉带，皂罗折上中”，她如花木兰、祝英台等人女扮男装，妇孺皆知。褚人获《坚瓠集》中记吴下歌谣说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著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说明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有反传统、反礼治的味道，但主要是与民俗中“男儿好养”有关。这种风俗至今还保留着。史湘云、芳官女着男装，主要是她们的性格使然，而作者借此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存在。

《红楼梦》中的丫鬟是一个阶层，人数也多。作者在服饰描写方面有选择地写了袭人、平儿、鸳鸯、香菱等几个人。平儿的服饰前面已谈过了，香菱的服饰色彩有“呆解石榴裙”一回可见一斑。这里先说袭人，她是宝玉的首席大丫鬟，实际上已是准姨娘地位，所以她的服饰又有别于其他丫鬟，在丫鬟这个层次中具有典型性。例如，第二十六回写贾芸看宝叔叔，在宝玉房间里“口里和宝玉说着话，眼睛却溜瞅那丫鬟：细挑身材，容长脸面”。下面写服饰：“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不是别个，却是袭人。”第五十一回写袭人回家探视，要显示出“富贵还乡”的派头，穿戴好了让凤姐瞧瞧：

……果见袭人穿戴了来了。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凤姐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啰呢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儿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半旧大红猩毡的，一件是大红羽纱的……

这一大段有关袭人服饰的描写，作者本意不在服饰，而是通过这些细节写袭人在王夫人、王熙凤心目中的“地位”。不要说是贾府所有丫鬟无此待遇，就是周姨娘、赵姨娘也无此等光荣。以写服饰来写人的地位，这又是典型一例。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衣服重点是王夫人“赏”的，所以服饰的色彩已经超出了奴婢应该穿的戴的，因为是“赏”的，故在例外。有趣的是，王熙凤此时此刻送了袭人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作者又用“春秋”法子，以服饰寓贬于其中。所谓“天马”者，原不过是“沙狐”也。其外表“温柔和顺”，里面则是“沙狐”肚子底下的毛皮拼成的。虽然手工精巧，天衣无缝，但它竟是一个沙狐皮。真真是绝妙之笔！服饰不仅用来穿戴，它还有一种象征性——人格的象征！

鸳鸯是一位不同于平儿、袭人身份的名副其实的丫鬟，但由于她服侍的主人是贾母——贾府的老祖宗，所以她又居于一个特殊地位——连贾政、王熙凤、贾琏等人都要另眼相看。或许是由于这一理由，在丫鬟一层人物中，作者对她的服饰也给了一定笔墨。

鸳鸯长得并非是美人胚子，但却很有魅力。小说中写她“蜂腰削背，鸭蛋脸面，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几点雀斑”。她的几点雀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服饰描写比较简略，透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一闪即逝。第二十四回写她到怡红院传老太太的话，“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第四十六回邢夫人替贾赦讨鸳鸯作妾，邢夫人特意来到贾母住处，透过她的眼睛写出鸳鸯平日里的打扮：“只见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的绫袄，青缎掐牙背心，下面水绿裙子。”前面的一套衣服是水红配青白色，没有什么头饰，显得淳朴、端庄，服如其人其性；后面的服色是藕色配以青、绿两色，也没有头饰，采用的是冷色调处理法，给人一种清纯、理智之感。作者服饰色彩描写特别注意与环境、处境、心理上的协调一致。在去宝玉的住处时，鸳鸯穿了“水红绫子袄”，点缀青白两色，端庄中透着青春气息。而邢夫人到来时则是灰紫的藕色再配青、绿，在清纯之中有一种冷调，把自己与邢夫人的来意拉开距离，借服饰色彩来突出鸳鸯的节烈人格。

按中国服饰的传统规制，除了人们的出门“礼服”和家居的“便服”之外，还有吉服、丧服，官服大多是“按品大妆”隐去朝代年纪。《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贾府上下所穿“白汪汪孝服”。在所有丧服中独写北静王和宝玉的服饰：

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带。宝玉的丧服：

戴着束发银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额，穿着白蟒箭袖，围着攒珠银带。突出“白色”。银色，也是白色。

第十三回多处写到贾政、贾珍、贾宝玉换了吉服，但都是略写，既注意了礼节，又不写吉服的样式、色彩。第九十七回“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时，只写了给宝玉“装新”，薛宝钗是“盛装艳服”，也没有细写婚礼风光和服饰款式色彩。这些都是作者有意绕开正面描写的困难，就简弃繁，反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因此杰出的艺术家对色彩都有特殊的敏感。从《红楼梦》服饰色彩的总体描写来看，曹雪芹非常重视色彩的美学作用，而且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色彩来描写服饰美、人物美。小说中写了两位色彩学的“专家”，一位是贾母，一位是薛宝钗的丫鬟黄莺儿。第四十回写贾母陪同刘姥姥游大观园，在潇湘馆里贾母发表了色彩见解。小说中写道：

贾母因见窗上纱的颜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说道：“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来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

当王熙凤说到银红蝉翼纱后，贾母道：

“那个纱，比你们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原也有些像……正经名字，叫作‘软烟罗’……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作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明儿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

贾母偶到潇湘馆，一下子就看到了糊窗的颜色与环境颜色重合之病，选中银红色来形成红绿对比：万绿丛中一点红！这是贾母的经验，也是她的美感意识。第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写宝玉求宝钗的丫鬟莺儿打络子，下面是他们的一段关于“配色”的对话：

莺儿道：“汗巾子是什么颜色的？”宝玉道：“大红的。”莺儿道：“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么？”莺儿道：“松花配桃红。”宝玉笑道：“这才娇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莺儿道：“葱绿柳黄，我是最爱的。”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条桃红，再打一条葱绿。”莺儿道：“什么花样呢？”宝玉道：“共有几样花样？”莺儿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

由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生于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对色彩是既有“理论”上的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借鉴，所以色彩在他的笔下具有一种生命精神、人文关怀和民族传统的自觉张扬。《红楼梦》人物服饰和服饰色彩，在实用的前提下，增加色彩的美感，并把这种美感同人物的地位、身份、年龄及季节、环境，天衣无缝地缀合在一起，使服饰和它的色彩有了生命感，充满了人物的个性、情绪和感情，艺术的服饰为艺术的人生增添无穷无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