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楼梦》中的语言有着很高的造诣

《红楼梦》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白话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白话文学语言。它已经广泛流传了两百多年，对以后的文学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是用北方官话写的，因此对于我国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对于推广普通话也是有历史功绩的。

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里且不谈《红楼梦》在思想内容上彻底打破了封建文学的传统，只谈谈在写法上独特的创造和革新。

第一，在人物语言上，完全摒除了“千部一腔”的陈词滥调，在形象塑造上彻底否定了“千人一面”的模式造型。

第二，坚持以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坚决反对僵死的文言。曹雪芹说：“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因而作品的语言能够“洗旧翻新”“新鲜别致”。

《红楼梦》的语言，可以说是集我国白话文学语言之大成。曹雪芹的三寸柔毫，纵横捭阖，写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触及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和阶级关系。他不仅写了封建家族的“花柳繁华，富贵温柔”和“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历史命运，展示了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污秽的一切细节，还广泛地描绘了当时官场、庙宇、农家、市民生活和风土人情，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政治历史。

文学语言的重要任务是塑造典型形象，“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红楼梦》的语言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它用生动明快、独具个性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丰满、深刻的典型：有阴险狠毒、嘴甜心苦的地主阶级的典型王熙凤；有欺世盗名的封建假道学家的典型贾政；有钻营无耻的官僚政客的典型贾雨村；有封建阶级叛逆者的典型贾宝玉；有“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的典型晴雯；也有“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才的典型袭人……这些典型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深刻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展示了封建社会的广阔画卷和本质。而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的匠心和卓越的文学语言。

塑造个性鲜明的典型，离不开个性化的文学语言。《红楼梦》运用个性化的文学语言是特别成功的。先让我们看看对王熙凤的描写：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人，从后房进来……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欢喜，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了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曾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一面熙凤又问婆：“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你看，人人都敛声屏气，独她放诞不拘。脸上的笑纹刚消失，马上又用帕拭泪；贾母风向一变，又忙转悲为喜。话像蜜酿的一样，句句讨贾母和黛玉的欢心。一面不断叫黛玉“只管告诉我”，一面又向奴仆问话派差。这口气和派头，不用介绍，读者就会知道她在贾府的地位和权势。短短一段人物语言描写，把她的倚势、虚伪、逢迎、乖巧、逞能、揽权等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看第二十四回写王熙凤：

正说着，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凤姐出来了。贾芸深知凤姐是喜奉承尚排场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凤姐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问他母亲好：“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贾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时常记挂着要来瞧瞧，都不能来。”凤姐笑道：“可是你会撒谎！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说他想我了。”贾芸笑道：“侄儿不怕雷劈，就敢在长辈跟前撒谎。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娘来，说：‘婶娘身子单弱，事情又多，亏了婶娘好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的。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了。’”

凤姐听了，满脸是笑，由不的便止了步，问道：“怎么好好儿的，你们娘儿两个在背地里嚼起我来了？”……

这段描写何等传神！原先凤姐问贾芸母亲好，不过顺便一句话，虚应个景儿，恐怕连眼皮也没抬。经过贾芸一番甜言蜜语奉承，喜得凤姐满脸是笑，不由得止了步，问道：“怎么好好儿的，你们娘儿两个在背地里嚼说起我来了？”表面上像是责备，但心里那股乐滋滋的味儿已溢于纸上了。读者闭目暝思，熙凤似嗔非嗔、喜形于色的面容如在眼前。

后来，贾芸恳求凤姐派个差事儿，并老实承认原先求贾琏不管用。你听凤姐的口气——凤姐冷笑道：“你要拣远道儿走么！早告诉我一声儿，多大点事，还值得耽误到这会子！”活画出熙凤的专权自负。

写凤姐弄权铁槛寺，杀伐决断，何等厉害——（凤姐）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这大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气概，生动地表现了地主阶级凶残、狠毒、贪婪的本性。王熙凤为了这三千两银子，终于断送了一对年轻情侣的生命。

《红楼梦》的人物语言，正如本书的第一个评论者脂砚斋所赞扬的那样：“写人口气传神摄魂处，怎不令人称奇叫绝！”曹雪芹能够把王熙凤刻画得入骨三分，呼之欲出，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个人物共性中的个性。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王熙凤就是“这一个”王熙凤，她决不和其他地主阶级的人物雷同。这个卓越的艺术典型，是曹雪芹用极其个性化的文学语言镂刻出来的。她越具有独特的个性，才越有生命力，因而经常活跃在我们眼底，成为我们认识地主阶级的一面镜子。

鲁迅在谈到个性化的语言时曾说过：“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红楼梦》中人物的谈话之所以“有特色”，非常个性化，是因为曹雪芹非常熟悉他笔下的人物。他熟悉他自己的贵族阶级，而且与当时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有广泛的交往，谙熟各种人物的语言。他能从他熟悉的人物中提炼出“有特色”的语言，即使是出身、教养、年龄大致相同的一群贵族少女，我们也可以从人物语言中“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判断出谁是黛玉，宝钗，湘云，探春，惜春……

文学语言还必须准确、精炼、生动、形象。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说：“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字，这动词和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曹雪芹也是这样伟大的作家，他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还只完成了前八十回的定稿，他呕心沥血进行语言的锤炼。“十年辛苦不寻常”，才创作了这“传神文笔足千秋”的巨著。不要说巨大的场面和纷繁的情节，即使是细节描写也是非同凡响的。先让我们看一看在一次大观园的酒宴中众人大笑的情态——

……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撑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了，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

文字并不长，却把湘云、黛玉、宝玉、贾母、王夫人、薛姨妈、探春、惜春、仆妇丫环等人的笑貌、声音、情状逼真地再现出来了。这种形象化的描摹，给我们的视觉、听觉以综合的感受。我们看到了笑的各种神态——笑的喷出了茶，笑的岔了气，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也听到了笑的各种声音——有叫“嗳哟”的，有叫“心肝”的，有叫“揉揉肠子的”。

这其中的每个动词是用得非常准确的，比如“湘云撑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了”，说明她强忍住笑而又撑不住，才会把茶“喷”出来；写“宝玉滚到贾母怀里”的“滚”，说明宝玉挨着贾母坐，笑得很厉害，在席上坐着撑不住了，又很符合这个贾母“膝下玩物”的身份和他在贾母面前撒娇的习惯；地下的仆妇丫环是怎样笑呢？是笑得“弯腰屈背”，或者“躲”出去“蹲”着笑，这也很符合她们的身份。

再看凤姐等着接见刘姥姥——

那凤姐……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儿。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慢慢的问着：“怎么还不请进来？”……

这里，没有冗长的描写，没有词藻的堆砌，只淡淡几笔，就把人物神态和内心世界勾勒得惟妙惟肖。把一个贵族少奶奶的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矜持傲慢的神态非常逼真地雕塑出来了。这就是准确、精炼、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

曹雪芹的伟大功绩之一，还在于把当时人民群众的口语提炼成文学语言，使文学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更富于表现力。斯大林说：语言“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词汇越丰富、越多方面，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因为书面语往往落后于人民群众的口语，这就要求作家不断吸取人民群众新鲜活泼的口语，用来表现时代的生活。但是这种“吸取”不是自然主义的，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而是进行认真的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一番改造制作，加工成为文学语言。曹雪芹很懂得这个道理，他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明确提出：“把市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在这方面，《红楼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不妨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兴儿连忙摇头，说：“奶奶千万别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他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

三姐儿听了这话，就跳起来，站在炕上，指着贾琏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掉嘴’的！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糊涂油蒙了心，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姊妹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了二房，‘偷来的锣鼓儿打不得。’我也要会会这凤奶奶去，看他是几个脑袋？几只手？若大家好取和儿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出来，再和那泼妇拼了这条命！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说着自己拿起壶来，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盏，揪过贾琏来就灌……

像这样新鲜活泼的语言，《红楼梦》中比比皆是，它们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口语，经过作者撮要、删繁、润色，汇入了文学语言的泾流，使这部作品的语言更加浩瀚缤纷，斑斓瑰丽，作品深刻的内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有人说，《红楼梦》“全是纷华靡丽文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曹雪芹并不是追求语言形式美的作家，他曾经借作品中的人物表达了自己鲜明的见解：“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这里把词和意、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一定的语言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红楼梦》高度的语言艺术，只是作者赖以表达其政治主题的手段和工具。作品中许多语言，似乎是信手拈来，全无修饰，却非常精练、生动。如：“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外面看着虽是轰轰烈烈，不知大有大的难处。”“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些语言，毫无雕琢之嫌，自然明快，但却是对生活本质凝练的艺术概括。这和那种舍本逐末，一味堆砌词藻的“靡丽文字”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由于《红楼梦》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因此它问世以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家家喜阅，处处争购。”甚至把《红楼梦》当作话典，“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时尚若此，亦可想见世态之颠。”一部作品的语言艺术撼人如此之深，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还有许多评论者说它“脍炙人口”，“绝妙尽致”，“称古今平话第一”，“传神文笔足千秋，”“三寸柔毫能写尽”，“字字看来皆是血”……都对它的语言艺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在《红楼梦》广泛流传的二百多年间，对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许多作家都是把《红楼梦》当成文学语言的教科书来读的。

曹雪芹经过十年勤奋的创作，不但完成了八十回的文学巨著《红楼梦》，而且对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和创新也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不愧为我国文学语言杰出的革新家。他彻底破除了当时文坛上“千部一腔”的传统和陋习，使语言“洗旧翻新”，“新鲜别致”，开创了一个文学语言的新纪元。如果说普希金奠定了俄国文学语言的基础，那么，曹雪芹就是中国的普希金，直到今天，《红楼梦》仍然是我们学习文学语言的教科书。

比如第三十九回贾母与刘姥姥初见面的一段对话。

粗看起来，这一段对话没有什么出色之处，但是仔细一想，这是一个地位极其显赫，钟鸣鼎食之家的宝塔尖人物与一个穷困潦倒、前来打秋风的乡下老太婆在攀话。地位、教养、习惯相去如此悬殊，又是第一次见面，究竟互相怎样你言我语，极难下笔。而作者笔下的这些对话，何等自然，何等符合双方的身份教养，又何等切合当时的情势！贾母当时是主动改善气氛，既亲切又不失身份，谦和的外表中有着一种骄矜；刘姥姥巴结里带着惊惶，讲话不免世故俗套，带有初见面的干涩。这里的语言，自然朴素，准确精练，神韵就从这貌似平淡的对话中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