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外翻译简史

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之间人们交流沟通的工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一、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的翻译活动发轫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250年安德罗尼库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在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西方翻译史上曾出现过五次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希腊趋向衰亡，罗马帝国却趋向兴盛，但希腊文化依然光辉灿烂。于是便有了一个继承古希腊丰富文化遗产的过程。应该指出，当时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库斯、涅斯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他们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开创了欧洲的翻译局面，也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于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翻译以宗教翻译为主。在欧洲历史上，宗教势力历来强大且冥顽不灵。基督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对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则呵护备至，全力培植。因此，作为基督教精神支柱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必须译成拉丁文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于是，四世纪时《圣经》的各种译本相继问世，以至层出不穷，最后吉洛姆在382～405年间译的《通用圣经》脱颖而出，被视为定本。这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并驾齐驱的地位。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十一到十三世纪（中世纪中期）。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典籍“回娘家”的时期。早在九和十世纪，叙利亚学者汇聚雅典，把大批的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并且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译作再译成阿拉伯语。于是巴格达成了阿拉伯人研究希腊文化的中心。到了十一世纪，这些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作品大量出现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十一到十二世纪间，西方翻译家云集托莱多，把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或将希腊语作品译成古叙利亚语。托莱多因翻译活动的兴盛频繁而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

第四次高潮出现在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事，也是西方翻译史上旷古未有的学术大活动。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德国的马丁·路德首先用本族语言译出了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语言文字发展的新纪元。法国文学家雅克·阿米欧用了十七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人类贡献了一部不朽的文学译著。在英国，名译者、名译著更是灿若群星，不可胜数。诺斯1579年译的《名人传》，查普曼1598-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珍品。而1611年《钦定本圣经》的翻译出版，则进一步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该译本以其地道、通俗和优美的行文，赢得了“最伟大的英语译著”之称誉，并深深影响了现代英语的发展。

第五次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这就构成了西方翻译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已经全面深入到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翻译规模扩大，出现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从事翻译，翻译已成为一门职业和一种显学。从作用上看，翻译已经是今非昔比，不能小觑。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欧洲与外界的各项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同时翻译在发展形式上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它不再是自发性地听其自然地发展，而是有大举措地、有组织地、声势浩大地发展，如：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培养职业翻译人员，同时成立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等翻译组织。此外，这一时期机器翻译已现身翻译舞台，使翻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二、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事业历史悠久，早在周代，就有翻译的文字记载。但文字翻译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的翻译史上有四大翻译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我国的翻译以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佛经翻译大师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为发端。之后，号称“三支”的月支人支娄迦谶、支亮、支谦以及竺法护等开始翻译了大量的佛经，这是民间的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活动成了有组织的活动。翻译也由直译走向意译，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从隋代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

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被誉称为“译经三大家”。尤其是玄奘（602～664），他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 335卷。而且，他还把老子的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在佛经翻译衰落现象的同时，却出现了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是第一个把西方近代科学思潮和方法引进明末的爱国科学家。他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了古希腊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严复（1853-1921）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他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著作《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本直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书。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

第三次高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文学革命运动前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林纾（1852-1924）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之处甚多。但他的译文优美，极具艺术魅力。他的这些译著把中国人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外国文学空间，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输入了新的营养，撒播了新文学的种子，也为我国的翻译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和白话翻译的新纪元，白话文开始代替文言文。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开始用白话翻译。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被介绍进来，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其他马列主义著作，为中国后来的革命做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一时期的翻译名家有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朱生豪、钱钟书、傅雷等，这些杰出的代表，都是独树一帜，都有卓越的贡献。

中国翻译史的第四次高潮是改革开放至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剧增，涉及语种达五十多种。相继出版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塞万提斯全集》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选集。一批外国文学名著由名家翻译出版，如草婴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方平译的《十日谈》、《呼啸山庄》，郝运译的《红与黑》，祝庆英译的《简爱》，陈良廷、荣如德等译的《乱世佳人》，杜承南等译的《普希金诗全集》，叶君健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等等。同时，一些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全集》、《名利场》、《德伯家的苔丝》、《大卫·科波菲尔》、《艾凡赫》等也得到了一再复译而相继出版。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杰弗雷·乔叟、威廉·布莱克、乔治·戈登·拜伦、珀西·比希·雪莱、伊丽莎白·芭苗特·白朗宁等众多英国作家或诗人的译作也先后相继问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为宏大、品格高蹈卓拔的一套汉译思想译丛，该丛书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名著及各流派的代表作品，包含政治法律、经济、哲学、历史、地理及语言六大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让中国读者逐渐看到了西方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亮点，进一步了解了世界文学的精髓。如《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译介，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借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我国的翻译家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了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打开了解中国的窗口。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英文版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对介绍我国国粹精华功不可没。 在此期间，我国大量的古代各类文化典籍也都被译成了外文，如许渊冲先生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等文字的译作六十余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唐宋词选一百首》、《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系统全面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典籍。

同时，一大批外文报刊，如《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又用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向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西班牙语以及法语频道等，这些媒体机构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工作。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被吸纳入国际翻译工作者联盟以后，全国各省市的译协也先后相继成立，大大推进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生产与服务的国际化大流转，为翻译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

与此同时，翻译理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如黄龙的《翻译学》、许渊冲的《翻译中的几对矛盾》、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和《现代翻译理论》（译界公认《现代翻译理论》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王佐良的《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吴泽林的《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金堤的《等效翻译探索》等著作从各个层面对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研究，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和参与国际交往活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和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就愈加凸显。我们应当从中西两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总结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发展我国的翻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