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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有一部小说居然是关于芝加哥或是布法罗，又或者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美国只有三个大城市称得上是“有故事的城市”——当然少不了纽约，还有新奥尔良，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旧金山。

在加利福尼亚人看来，东边就是东边，西边却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不仅仅只是一个州的居民，他们还是一个种族。他们是西部的南方人。芝加哥人对于自己的城市忠心耿耿，绝不比他们逊色；不过要是你问起他们理由的时候，他们却结结巴巴地说起湖里的鱼和新建的共济会大楼。而加利福尼亚人却能给出详细的解释。

光是谈到气候问题，他们就能辩解上半个多钟头，而你却在想着你的煤炭账单和厚内衣。可一旦他们把你的沉默当成是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他们就会兴奋不已，硬要把金门城描绘成新世界的巴格达。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还只是观点不同罢了，用不着反驳。可是，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要是有人用手指着地图说：“这个城市里不可能有什么传奇故事——这里能发生些什么事？”那他就实在是太轻率了。是的，这真是大胆轻率的行为，竟然用一句话就抹杀历史、传奇故事以及兰德——麦克纳利。

纳什维尔——一个城市，交货港，田纳西州的首府，位于坎伯兰河边，有芝—圣铁路和路—纳铁路经过，被看做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从火车上下来。我想在辞典上搜寻合适的形容词，却一无所获，因此不得不拿处方来打比喻。

伦敦雾三成，疟疾一成，漏出的煤气二成，日出时在砖地上聚集的露珠二成半，忍冬花的香味一成半，混合在一起。

这种混合物能让你对蒙蒙细雨中的纳什维尔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它既没有樟脑球那么香，也不像豌豆汤那么浓；但也足够了——你可以试试看。

我坐着一辆老式马车去了一家旅馆。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像西德尼·卡顿那样爬上马车顶。拉车的畜生让人想起过去的那个时代，赶车的则是个被解放了的黑奴。

我又困又累，因此一到了旅馆就赶紧给了赶车人五角钱的车费（别担心，还给了一些小费）。我知道他们的习性；我可不想听他们唠叨他们的旧“主人”或是“战争之前”发生的事情。

旅馆是那种“整修”过的。也就是说总共花费了二万美元，添了新的大理石柱子、瓷砖和电灯，大厅里摆上了铜痰盂，楼上的每一个大房间里都贴上了新的路—纳铁路时刻表和卢考特山的石版画。旅馆的管理无可挑剔，招待也完全是南方式的无微不至，只是服务像爬行的蜗牛一样缓慢，又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快乐。饭菜值得你跑上一千英里路来尝尝。这世上还没有哪家旅馆能让你吃到这样美味的烤鸡肝。

晚餐时，我问一个黑人侍者，城里有什么可逛的地方。他神情严肃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哦，老板，我实在想不出太阳下山之后还有什么可逛的地方。”

太阳已经下山了；它老早之前就已经浸在蒙蒙细雨里了。因此我无法见到那个景象。但是我仍然冒着细雨走到街上，看看这个城市里都有些什么。

城市位于一片起伏不平的土地上；街道上有电灯照明，每年花费三万二千四百七十美元。

我离开旅馆的时候，碰上了一场种族骚乱。扑面而来的是一群获得自由的黑人，或是阿拉伯人，或是祖鲁人，他们都带着——唉，我看到他们带的不是来复枪，而是马鞭，不由得松了口气。我似乎还隐约看到一队黑乎乎的、笨重的车辆；听到让人安心的叫喊：“随你到城里的什么地方，老板，只要五角钱。”我这才相信自己只不过是个“乘客”，而不是受害者。

我穿过长长的街道，所有的街道似乎都是上坡路。我不知道它们怎么才能又绕下来。也许它们根本绕不下来，除非能把它们的“坡度减缓”。只有在少数几条“大街”上，我才看到商店里不时亮着灯，看到电车带着可敬的市民开来开去，看到人们聊着天从身旁经过，还听到从一家卖苏打水和冰淇淋的小店里传出一阵近乎活泼的笑声。那些算不上是“大街”的街道似乎已经把安宁和睦的房子引诱到了它的路边。许多房子里谨慎地拉好了的窗帘背后闪着亮光；还有几家传出钢琴奏出的和谐美妙的音乐。的确没什么可“逛”的。我真希望我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出来了。于是我回到旅馆。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南部联邦的胡德将军向纳什维尔进军，在那儿他包围了托马斯将军率领的一支北部联邦的军队。托马斯将军突围了出去，在一场激烈的交锋中击溃了南部联邦的军队。

我早已听说并亲眼目睹过南方人在嚼烟草的地区发生的温和的冲突中绝妙的枪法，并一直钦佩不已。但旅馆里却有一件意外的事情正等着我。宽敞的大厅里摆了十二个崭新发亮、宽大壮观的铜痰盂，高得足以叫做瓮，口子也大得足以让女子棒球队的最佳投手在五步远的地方都能把球投进去。但是，尽管已经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且仍在进行当中，敌军并没有损失什么。它们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依然崭新发亮、宽大壮观。可是，倒霉的杰斐逊·布里克啊！可怜的瓷砖地板——那漂亮的瓷砖地板！我不由地想起了纳什维尔战役，并根据我愚蠢的习惯，想要得出关于遗传枪法的推论。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温特沃斯·卡斯韦尔少校（这个头衔实在有些用过了头）。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不安，心里十分清楚他是哪一类人。耗子无处不在。我的老朋友艾·丁尼生说话一向精辟，他说过：

先知啊，诅咒那多嘴的家伙，

诅咒那大不列颠的寄生虫——耗子。

我们大可以随意地换掉“大不列颠”这个词。可耗子终归还是耗子。

这个人在旅馆的大厅里四处搜索，就像是一条饿狗，忘了自己把骨头埋在哪儿了。他的脸奇大无比，又红又臃肿，脸上的表情活像是菩萨一样慵懒而坚定。他只有一个优点——脸刮得很干净。人身上的兽类标记是可以去掉的，除非他胡子拉碴就到处乱跑。我想如果那天他没用过剃刀，我也许就会对他不予理睬，那么世界犯罪记录上也就会少了一桩谋杀案。

卡斯韦尔少校向一个痰盂开火的时候，我刚巧站在离它不到五步远的地方。我观察敏锐，很快就注意到进攻的一方用的不是松鼠步枪，而是格林机关枪；于是我飞快地闪到一边，而少校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向非战斗人员表示歉意。他是个多嘴的家伙。不出四分钟，他就成了我的朋友，还把我拉到酒吧那里。

在这里我想插上一句，我是个南方人。但这却并不是出于职业或是生意的关系。我躲开了蝶形领结、宽边软帽、双排扣的长礼服和口嚼烟草，也避而不谈被谢尔曼将军毁掉的棉花包数目。乐队演奏《迪克西》时，我也不会欢呼。我在皮面椅子上尽量坐得低一点，又点了一杯啤酒，暗自希望那个朗斯特里特——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卡斯韦尔少校用拳头捶了一下吧台，萨姆特堡的第一枪又回响起来。当他朝阿波马托克斯开了最后一枪时，我开始充满希望。可他却说起了家谱，还证明亚当只不过是卡斯韦尔家族旁系的第三代堂兄。处理完家谱之后，他又谈起了他的家庭私事，这实在惹人讨厌。他说到他的妻子，一直追溯到夏娃，还不敬地否认那些说她可能和该隐沾亲带故的谣言。

这时，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盘算着用唠叨把我弄糊涂，好蒙混他已经点了酒的事实，让我替他付账。但酒喝完之后，他却啪的一声把一枚银币丢到柜台上。这样一来，当然免不了要再来一巡。我付完第二巡酒的账后就唐突地离开了他；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和他待在一起了。就在我脱身之前，他还在没完没了地大声谈论着他妻子的收入，还拿出一把银币向人炫耀。

我到服务台取房间钥匙的时候，店员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要是那个卡斯韦尔骚扰了您，你想投诉的话，我们可以把他撵出去。他是个讨厌鬼，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可大多数时候身上总有些钱。不过我们似乎找不出什么合法的理由把他扔出去。”

“可不是，”我想了一会儿说，“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投诉的理由。但我正式声明，我不想和他交道。你们这城里，”我接着说，“好像安静得很。这儿有什么消遣或是冒险刺激的事情可供客人们娱乐的？”

“哦，先生，”店员说，“下个星期四这儿会有一场演出。是——我呆会儿查一下，再把海报和冰水一块儿送到您的房间里去。晚安。”

我走到楼上的房间里，向窗外望去。才刚刚十点钟左右，但是我所看到的城市却已经寂静无声了。还在下着蒙蒙细雨，昏暗的灯光装点着街道，街灯就像是妇女义卖市场上出售的蛋糕里的葡萄干一样稀稀落落。

“真是个安静的地方，”当我脱下的第一只鞋掉到楼下住客的天花板上时，我这样自言自语道，“这儿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像东部和西部城市那样多姿多彩。只不过是个还过得去的乏味单调的商业城市。”

纳什维尔是全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它的皮鞋皮靴的产量在美国位居第五，是南方最大的生产糖果饼干的城市，此外，纺织品、食品和药品的销售量也相当可观。

我必须得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到纳什维尔来，尽管这些离题的话会让你觉得厌烦，就像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一样。我本来是有些私事要去别的地方，但是接到北方一家杂志社的委托，要我在这儿停留一下，代表社里同一个叫阿扎里亚·阿戴尔的撰稿人取得联系。

阿戴尔（除了笔迹之外，其他的情况一无所知）给他们寄了几篇散文（简直是失传的艺术！）和几首诗，编辑们在一点钟吃午餐的时候对这些作品赞不绝口。因此，他们委托我找到这个阿戴尔，在别的出版社提出一角或两角的稿酬之前，同他或她签订每个字两分钱的合同。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我吃完烤鸡肝（要是你能找到那家旅馆，不妨也尝尝），走到大街上，细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在第一个拐角处，我碰到了恺撒大叔。他是个强壮的黑人，比金字塔经历的岁月还要多，灰白的头发微微拳曲着，他的脸膛让人想起布鲁特斯，转念一想又有些像是已故的塞蒂瓦约国王。我从没见过或是想到过哪件大衣会像他穿的这件一样与众不同。它一直垂到他的脚踝上，从前它的颜色就同南部联邦军的灰大衣一模一样。但是因为日晒雨淋、饱经风霜，颜色也已经变得斑驳了，就算约瑟的彩衣和它放在一起，也会显得像单色画一样黯然失色。我必须得在这件大衣上多说几句，因为它和这个故事有关——这故事进展得很缓慢，毕竟在纳什维尔这个地方你原本就不能指望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它过去一定曾是某个军官的大衣。大衣上的披肩已经不见了，过去缀在前襟上的精美的盘花饰扣和流苏现在也没了。代替它们的是用普通麻线巧妙地扭成的新的盘花饰扣，然后用针线仔细地缝上去的（我猜没准是哪个仍然健在的“黑妈妈”缝的）。这些麻线也已经磨旧了，显得十分凌乱。它们完全是照着丢失已久的盘花饰扣的印记缝上去的，虽然显得不够雅致，但看得出当时也费了不少心思，无非是为了重现昔日的风采。让这件衣服更为滑稽和悲哀的是，它所有的纽扣几乎不见了，只剩下顺数下来的第二颗。大衣是通过一些麻线穿过纽扣孔和对襟上粗糙地打出来的洞孔勉强系好的。像这样装饰得如此奇特，颜色又是这样斑驳的古怪衣服简直是绝无仅有。剩下的那颗孤零零的纽扣只有半个银币大小，是用黄色的牛角做的，也是用粗糙的麻线缝上的。

这个黑人站在一辆十分破旧的马车旁，含在离开方舟之后，很可能就是用两匹牲口套在这辆车上，开始做起出租生意的。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打开门，抽出一个羽毛掸子随便晃了几下，用低沉的声音说：

“上车吧，先生，里面一点儿灰都没有——刚从一个葬礼回来，先生。”

我猜想碰上这样特别的场合，马车大概要打扫得格外干净。我朝街上四下里望了望，发现停在路边可供选择的出租马车并不多。我在记事本里查到了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地址。

“我要去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我说着，正准备走上马车。但那个黑人突然伸出又粗又长，像大猩猩一样的手臂拦住我。阴郁的大脸上随即流露出猜疑和敌意。很快地他又恢复了平静，殷勤地问道：“你去那儿干什么，老板？”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有些尖刻地问。

“没什么，先生，没什么。只不过那地方有些偏僻，很少有人去那儿办事。进来吧。座位很干净——刚从一个葬礼上回来，先生。”

大约走了有一英里半的路程才到达了目的地。除了那辆破旧的马车在高低不平的砖路上发出吓人的咔哒咔哒声之外，我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蒙蒙细雨的味道之外，我也闻不出其他的气味。这会儿，细雨里还掺杂着煤烟的气味，以及类似于柏油和夹竹桃花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透过滴着雨水的车窗，我只能看到两排模糊的房子。

这个城市占地十平方英里；街道总长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有一百三十七英里是铺平了的；供水系统总价二百万美元，主要管道总长七十七英里。

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是一幢破败的公寓。它矗立在离大街三十码远的地方，四周环绕着茂密的小树林和未经修剪的灌木丛。一排枝叶茂盛的黄杨几乎完全遮住了篱笆；大门是用一根绳索系在门柱和门口的第一根篱笆桩子上关起来的。可一旦你走了进去，你就会发现八百六十一号只是一个空壳，一个影子，一个昔日奢华和显赫的幽灵。不过，根据故事的发展，我还没走进去。

马车的咔哒声停了下来，疲倦的牲口也歇息起来，我递给车夫五角钱，还额外给了二角五分的小费，正觉得自己很大方，他却不肯收下。

“是两元钱，先生。”他说。

“怎么回事？”我问道，“我明明听到你在旅馆门口喊：‘随你到哪儿，只要五角钱。’”

“是两元钱，先生，”他倔强地重复着，“从旅馆到这儿可有好长一段路。”

“这还是在城里，明明还是在城里，”我辩驳着，“别以为你碰上了一个傻瓜北方佬。你看到那边的那些小山了吗？”我指着东边，接着说（因为下着小雨，其实我自己也根本看不到那些小山），“你瞧，我就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你这个愚蠢的老黑鬼，难道你连人都分辨不清吗？”

塞蒂瓦约国王冷酷的脸显得稍微柔和了些。“你是南方人吗，先生？我想大概是你的鞋子把我给搅糊涂了。南方的绅士可不会穿这么尖的鞋子。”

“那么，五角钱应该够了吧？”我毫不让步地说。

先前那种贪婪而敌视的神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停留了大约十秒钟便消失了。

“老板，”他说，“本来是五角钱；但我要收两元钱，先生；我非得收两元钱。这不是在强迫你，先生；我已经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今晚我非得拿到这两元钱，生意也不太好。”

他阴沉的面孔显得沉着而自信。这回他格外地走运。他碰上的不是一个对车费价格一无所知的傻瓜，而是一个大方的施主。

“你这个该死的老家伙，”我说着，把手伸进口袋，“该把你交给警察处置。”

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早就知道；他早就知道了。

我递给他两张一元的钞票。就在我递给他的时候，我注意到其中的一张显然曾经历过不少风浪。右上角缺了一块，中间曾经被撕开过，现在又粘好了。一条蓝色的棉纸粘在撕破的地方，维持了它的流通性。

关于这个非洲强盗的事已经说了不少了：让他心满意足之后，我离开了他，拉起那根绳子，打开了那扇咯吱作响的大门。

这房子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只是个空壳子。显然有二十多年没有油漆刷子碰过它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大风没有把它像掀纸牌搭的房子一样掀翻，直到我又打量了一下紧紧地拥抱在它四周的树，我才明白过来——那些树曾经目睹过纳什维尔战役，如今依然伸出它们的枝桠庇护着它，替它遮挡暴风雨、敌人和寒冷。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门，五十岁左右，头发灰白，身体瘦弱，就像她住的这所房子一样，她穿着我所见过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举止就像皇后一样优雅。

会客室看上去足有一英里见方，几乎没有什么摆设，所以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没上漆的松木书架上摆着几排书，一张裂了缝的大理石面桌子，一块破地毯，一个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三把椅子。是的，墙上还挂着一幅画，是一束三色堇的彩色蜡笔画。我朝四周看了看，想找找看有没有安德鲁·杰克逊的画像和挂着的松果篮子，却没有找到。

我和阿扎里亚·阿戴尔谈了话，现在把其中的一部分转述给你们。她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出身高贵，在庇护下成长起来。她的学识并不渊博，但却不乏独到深刻的见解。她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她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是从推断和灵感中得来的。那一小批宝贵的散文作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当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我不断地擦着手指，似乎觉得有些惭愧，不知不觉中想要掸去从兰姆、乔叟、哈兹利特、马库斯·奥里利乌斯、蒙田和胡德作品的半小牛皮装订的书脊上落下来的并不存在的灰尘。她是如此与众不同，简直就是个无价之宝。在今天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对现实生活里的事都知道得太多了——哦，的确是太多了。

我注意到阿扎里亚·阿戴尔的生活显然十分贫困。我想除了一所房子和一套衣服，她恐怕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因此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我要对杂志社负责，而另一方面我又由衷地欣赏那些在坎伯兰山谷里同托马斯将军一同战斗的诗人和散文作家。我倾听着她那如同大键琴奏出的乐曲般美妙的声音，觉得自己实在无法提起合同的事。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雷斯女神面前，你实在很难把话题转到每字两分钱的稿酬上。看来等我恢复了利润至上的信念之后，还需要再安排一次谈话。不过我还是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了她，并约好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再见面，讨论一下稿酬的问题。

“你们这个城市，”我准备离开时说（这正是可以说些轻松话的时候），“好像是个挺安静的地方。我想，它是个适合居住的城市，也很少会有些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这个城市同西部和南部进行着大笔火炉和空心器皿的交易，它的面粉厂日产面粉两千多桶。

阿扎里亚·阿戴尔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我从没那么想过，”她说着，显出一种她特有的诚挚的神情，“难道在安静的地方就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我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开始动手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可以探出窗外，聆听在他堆起永恒的山丘时，从他的泥刀上溅起泥点的声音。这世上最喧闹的工程——我指的是建造巴别塔——最后的结果又怎样呢？只不过有了《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篇幅的世界语而已。”

“当然，”我的话显得毫无新意，“人的本性不管到哪儿都是一样的；但是某些城市的确比其他的城市更丰富多彩——呃——更富有戏剧性和活力，还有——呃——更有传奇色彩。”

“表面上看来是这样，”阿扎里亚·阿戴尔说，“我坐着展开双翼的金色飞船——书籍和梦想——已经环游过世界许多次了。我（在一次幻想的旅行中）见过土耳其的苏丹亲手绞死了他的一个妻子，只是因为她在大家面前没有蒙上脸。我也见过纳什维尔的一个男人把戏票撕得粉碎，只是因为他的妻子准备出门时在脸上扑了粉。在旧金山的中国城里，我见到女仆辛仪被慢慢地浸到沸腾的杏仁油里，逼她发誓再也不会去见她的美国情人。当滚烫的油没到她膝盖以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屈服了。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东纳什维尔的一个纸牌会上，我见到基蒂·摩根的七个同学和好友故意装作不认识，只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油漆匠。滚烫的油咝咝作响，已经没到她的胸口了；但是我真希望你能看到她从一张桌子边走到另一张桌子边时脸上挂着的美丽的微笑。哦，是的，这是个单调的城市。只有几英里的红砖房子、泥泞和木材场。”

有人敲了敲后门，发出空洞的回响。阿扎里亚·阿戴尔轻声地表示歉意，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不出三分钟她就回来了，眼睛闪闪发亮，脸颊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你一定要喝点茶，吃点点心再走。”她说。

她拿起一个小铁铃摇了几下。一个黑人小姑娘慢吞吞地走了进来，她十二岁左右，光着脚，看上去有些邋遢，嘴里含着大拇指，鼓着眼睛瞪着我。

阿扎里亚·阿戴尔打开一个破旧的小钱袋，从里面掏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那张钞票的右上角上缺了一块，中间被撕开过，又用一条蓝色的棉纸粘了起来。就是我给那个海盗黑人的那一张——我敢肯定。

“到街角贝克先生的铺子里去一趟，英比，”她把钞票递给那个小姑娘说，“买三两茶叶——就是他经常送给我的那种——和一角钱的糖糕。快去。家里的茶叶刚好喝完了。”她向我解释道。

英比从后面出去了。她光着脚重重的脚步声还没在后面的走廊里消失，就听到一声狂乱的尖叫——我能肯定是英比的声音——这声音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着。接着又听到一个愤怒的男人低沉粗暴的声音，还夹杂着那姑娘不停的尖叫和叽里咕噜的说话声。

阿扎里亚·阿戴尔站起身走了出去，她既不吃惊也不激动。我听到那个男人低沉嘶哑的吵闹声持续了两分钟；接着又像是一阵咒骂和轻微的扭打，然后她平静地回到了她的椅子上。

“这房子很宽敞，”她说，“我租了一部分出去。我很抱歉恐怕不能请你吃茶点了。店里买不到我常用的那种茶叶。也许明天我就能在贝克先生那儿买到了。”

我肯定英比根本没有离开过这房子。我打听了一下电车路线就离开了。过了好半天我才想起来我还不知道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不过明天再问也不迟。

就在那一天，我便开始陷入了这个平静的城市强加给我的罪恶。我在这里只呆了两天，可就在这两天里我就已经不知羞耻地在电报上撒了谎，还在一桩谋杀案里充当了犯罪之后的同谋——如果“犯罪之后”是准确的法律用语的话。

当我拐到离旅馆最近的那个街角时，那个穿着五颜六色、无与伦比的大衣的非洲马车夫一把拉住了我，打开他那四处奔走的石棺的牢门，掸了掸他的羽毛掸子，又耍起了老把戏：“进来吧，先生。马车很干净——刚从一个葬礼回来。只要五角钱就——”

接着他认出了我，咧开嘴大笑了起来，“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上刚和我分手的那位先生。真谢谢你了，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到八百六十一号去一趟，”我说，“如果到时候你在这儿，我就会要你驾车送我去。我想你该认识阿戴尔小姐吧？”我想到那张一元的钞票，很肯定地说。

“我以前给她父亲阿戴尔法官干过活，先生。”他回答道。

“依我看，她很穷，”我说，“几乎没什么钱，是吗？”

就在这一瞬间我又看到了塞蒂瓦约国王凶狠的表情，接着他又变成了那个敲竹杠的老黑鬼。

“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她还有接济，先生；她还有接济。”

“下一趟我付你五角钱。”我说。

“没错，先生，”他谦恭地回答说，“今天早上我是非得拿到那两元钱，老板。”

我回到旅馆，在打给杂志社的电报上撒了谎。我说：“阿·阿戴尔坚持每字要八分钱。”

回复是：“那就赶快答应她，笨蛋。”

晚餐前，温特沃斯·卡斯韦尔“少校”冲过来和我打招呼，就像是碰到了失散多年的朋友。我还很少能见到像他这样令人讨厌，却又不容易摆脱的人。他冲过来的时候，我正站在吧台边；因此我没法跟他说我不喝酒。我本来可以十分高兴地付账，希望能躲过第二巡酒；但是他却是那种卑劣的、吵闹的、喜欢吹牛的酒鬼，每次荒唐地挥霍掉一分钱时都必须得有铜管乐队和烟花伴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元的钞票，那架势活像是要掏出个上百万来，然后把其中的一张扔在柜台上。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张钞票，右上角上缺了一块，中间被撕开了，又用一条蓝色的棉纸粘了起来。又是我的那一元钱。不会有错。

我走到楼上的房间里。这个沉闷平静的南方城市的细雨和单调已经把我折腾得疲惫不堪，无精打采。我记得上床之前，我昏昏沉沉地念叨着：“这里似乎有不少人都拥有出租马车夫托拉斯的股份。股息付得也挺快。我想知道——”这才终于把那张神秘的钞票抛到脑后了。然后我睡着了。

第二天，塞蒂瓦约国王在老地方等我，在去八百六十一号的石子路上把我的骨头颠得够戗。他还要在那儿等着，等我办完事再把我一路颠回去。

阿扎里亚·阿戴尔看上去比前一天更苍白、更整洁、更虚弱了。她签完每字八分钱的合同之后，脸色显得更苍白了，从椅子上滑了下去。我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她扶到那个古老的马鬃沙发上，然后跑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叫那个咖啡色皮肤的海盗去找个医生来。我没想到他会如此聪明，他知道要抓紧时间，赶忙丢下马车步行走上大街。不到十分钟，他就带着一个头发灰白、严肃能干的医生回来了。我用几句话（远远值不上每字八分钱）简短地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到这所神秘空荡的房子里来。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那个老黑人。

“恺撒大叔，”他冷静地说，“赶快到我家去，叫露西小姐给你一罐新鲜牛奶和半杯葡萄酒。快去快回。别赶车——跑去。这星期你最好再来一次。”

我想这个梅里曼医生显然也不太信任那个陆地海盗的马匹的速度。恺撒大叔笨拙但却十分迅速地向大街上跑去了，医生很有礼貌而又十分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会儿，终于确定我是可靠的人。

“这只是典型的营养不良，”他说，“也就是说，是贫穷、自尊和饥饿造成的。卡斯韦尔太太有很多忠实的朋友，他们都乐意帮助她，但她却不肯接受，只有那个老黑人例外，恺撒大叔从前是她家的仆人。”

“卡斯韦尔太太！”我吃惊地说。然后我看了看合同，这才发现她的签名是“阿扎里亚·阿戴尔·卡斯韦尔”。

“我还以为她姓阿戴尔呢。”我说。

“她嫁了个游手好闲、一无是处的酒鬼，先生。”医生说，“听说就连那个老仆人接济她的那点儿钱都被他抢走了。”

牛奶和葡萄酒拿回来之后，医生很快就让阿扎里亚·阿戴尔苏醒了过来。她坐起身，说起那正当时节、色彩正艳的秋叶的美丽。她轻松地说自己昏倒了是因为她有心悸的老毛病。她靠在沙发上，英比给她扇着风。医生还得去别的地方，于是我把他送到门口。我告诉他，我打算并且能够代表杂志社预支一笔稿酬给阿扎里亚·阿戴尔，他听了显得很高兴。

“顺便说一句，”他说，“也许你想知道那个马车夫有皇室血统。老恺撒的祖父是刚果的一位国王。恺撒本人也有些皇室的气派，这一点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医生离开的时候，我听到房子里面传出恺撒大叔的声音：“他从你这儿把那两元钱都拿走了吗，阿扎里亚小姐？”

“是的，恺撒，”我听到阿扎里亚·阿戴尔虚弱的声音。然后我回到屋子里，同我们的撰稿人谈妥了稿酬的问题。我自作主张，预支了五十元给她，作为定下合同的必要手续。然后恺撒大叔驾着马车把我送回了旅馆。

我亲眼目睹的故事情节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接下来只是陈述一些事实情况。

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我出去散步。恺撒大叔站在街角的老地方。他打开马车门，挥了挥他的羽毛掸子，又开始了他沉闷的老把戏：“进来吧，先生。只要五角钱，随你去哪儿——马车很干净，先生——刚从一个葬礼回来——”

接着，他认出了我。我想他的视力大概越来越不好了。他的大衣上又多了一些褪色的地方，麻线显得更破旧了，唯一剩下的那颗纽扣——黄色的牛角纽扣——也不见了。这就是恺撒大叔——衣服破烂的皇室后裔！

大约两个钟头后，我看见一群嘈杂的人群围在一家药店的门口。在一片寂静的沙漠里，这简直就是神赐的食物；于是我挤了进去。在一张用空盒子和椅子临时拼凑起来的长沙发上躺着温特沃斯·卡斯韦尔少校。一个医生在检查他是否还活着。结论十分清楚，少校已经死了。

有人发现这位从前的少校死在一条偏僻的街上，好奇而无聊的人们把他抬到药店门口。这个已故的人曾经参与过一场可怕的搏斗——种种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他游手好闲、一无是处，他也曾英勇地战斗过。但是他打败了。他的手攥得紧紧的，根本无法掰开他的手指。认识他的那些温和的居民站在那里，绞尽脑汁想尽可能找些好话来形容他。一个面容和蔼的人想了半天之后终于开口说：“卡斯韦尔十四岁左右的时候，是学校里拼写最棒的一个。”

我站在那儿，死去的那个人垂在松木盒子旁边的右手突然松开了，掉下来个什么东西，落在我的脚边。我悄悄地用一只脚把它踩住，过了一会儿才把它捡起来，放进口袋里。我推测，在最后的挣扎中他的手一定是无意之间抓住了那件东西，紧紧地抓住不放。

那天晚上，旅馆里的客人除了谈到政治和禁酒令之外，话题始终围绕在卡斯韦尔少校之死上。我听到一个人对大伙说：

“照我看，先生们，卡斯韦尔是被那些该死的黑鬼谋杀的，为了抢他的钱。今天下午他身上还有五十美元，他给旅馆里的好几个人看过。发现他的时候，钱却不在他的身上。”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当火车经过坎伯兰河上的大桥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牛角纽扣，有半个银币大小，上面还穿着破旧粗糙的麻线。我把它从窗子里扔了出去，它掉进了缓缓流动着的浑浊的河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