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片叶子

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每条街道都像是疯了似的把自己分成许多狭长的“小巷”。这些“小巷”组成奇特的转角和弧线。而一条街道往往也会和它自己交叉个一两回。一次，一个艺术家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些街道的价值。比如，一个商人带着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单来这儿收账，在这一带来回转悠，突然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又折了回来，该有多滑稽！

于是，搞艺术的人们不久都跑到古朴雅致的格林威治村来了。他们四处寻找有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山墙、荷兰式的阁楼和租金便宜的屋子。然后又从第六大道上弄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火锅，这样就总算是有了他们自己的“领地”。

苏和琼西租了一所低矮的三层砖房的顶楼作为她们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两个姑娘一个是从缅因州来的，另一个则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她们是在第八大街的“德尔莫尼科饭馆”里吃客饭时遇上的，发现彼此在艺术、饮食和衣着方面是如此相投，于是联合画室就这样诞生了。

那是五月的事了。转眼十一月就到了，一个冷酷的、看不见的不速之客悄悄地潜进了艺术家们的领地，他冰冷的手指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碰碰那儿，医生们管他叫“肺炎”。在广场的东边，这个家伙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一下子就能袭击几十个人，可是在这狭长的、长满青苔的像迷宫一样的“小巷”里，他却放慢了脚步。

“肺炎”先生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有骑士风度的老绅士。一个柔弱的姑娘，早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哪里还会是这个拳头通红、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的对手。可他居然也袭击了琼西；她躺在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不动，只是透过荷兰式的小玻璃窗盯着隔壁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上，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蓬松的灰眉毛，把苏叫到过道上。

“我看，她恐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他一边甩了甩体温计，一边说道，“那一成希望就全看她自己想不想活下去。要是人们一心只想去殡仪馆排队，用什么药都无济于事。这位小姐像是已经打定主意放弃希望了。她还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还打算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废话！难道她就没有什么值得再想想的事——比方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是吹口琴似的哼了一声，“一个男人就值得——不，没有，医生；根本就没这回事。”

“这么说，那就是身体太虚弱了。”医生说，“我会尽我所能，只要是科学能达到的治疗方法我都会试试。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计算她的葬礼队伍里有多少辆马车时，医药的治疗效果就得减去一半。要是你能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新式样产生兴趣，我就能跟你保证，她有五分之一的希望了。”

医生离开后，苏跑进工作室里哭了起来，把一张日本餐巾纸湿成一团。然后她拿上画板，吹着拉格泰姆调子，大模大样地走进琼西的房间。

琼西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脸对着窗外。苏以为她睡着了，收住了口哨声。

她放好画板，开始给杂志的一篇小说画钢笔画插图。青年作家写小说是为了走上通向文学的道路，而青年画家给小说画插图则是为了走上通向艺术的道路。

就在苏正给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牧羊人画上一条专门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漂亮马裤和一个单片眼镜时，她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她赶忙跑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数着数——是在倒着数。

“十二，”她数着，过一会儿又数“十一”；接着是“十”、“九”；再下去是几乎连在一块的“八”和“七”。

苏很担心地朝窗外看，她在数什么呢？窗外只有一个光秃秃、阴沉沉的院子和四十英尺以外的一幢砖房的空墙。一株年事已高的常春藤爬在半墙上，扭曲的根已经枯萎了。寒冷的秋风差不多剥光了藤叶，只剩下几乎光秃秃的枝条还攀在那松动的砖墙上。

“怎么了，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低声说，几乎是在耳语，“它们掉得更快了。三天前差不多还有一百片。数得我头都疼了。现在可简单了。又掉了一片。现在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的时候，我也要走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哦，我可从没听说过这些废话，”苏装出一副嘲笑的样子埋怨着，“老藤叶和你恢复健康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一向很喜欢那株常春藤，你这个傻姑娘。今天早上医生还跟我说，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是怎么说的来着——对了，他说你有九成的希望！你瞧，那就像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是经过一幢新房子，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喝点儿汤吧，让苏继续画画，好卖给编辑先生，然后给她的病孩子买点葡萄酒，再给馋嘴的自己买点猪排。”

“你不用再买什么酒了，”琼西仍然盯着窗外说，“又掉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四片了。天黑之前，我想看到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这样，我也该走了。”

“琼西，亲爱的，”苏弯下身子对她说，“你能答应我，闭上你的眼睛，在我画完画之前别再看窗外了吗？明天我必须得把这些画交过去。我需要光线，要不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就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

“我要和你待在一起，”苏说，“而且，我不想你老是盯着那些无聊的藤叶。”

“那么你画完了就告诉我，”琼西说着，闭上了眼睛，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面色苍白，就像一尊倒下来的雕像，“因为我想看着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不想再等下去了。也不想再思考了。我想松开手，就像一片可怜的、疲倦的藤叶那样，悠悠荡荡地飘下去，飘下去。”

“睡一会儿吧。”苏说，“我要去叫贝尔曼上来，给我做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我只去一会儿。我回来前躺着别动。”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位画家。他有六十多岁，长着一把像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式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沿着小鬼一样的身体蜷曲着垂下来。在艺术上他是个失败者，四十年来，他挥舞着画笔，却连艺术女神的裙边都够不着。他一直打算要画一幅杰作，可始终都没动笔。几年来，除了偶尔涂抹些商业化或广告画什么的，他什么都没画。他给这片领地里请不起专业模特的年轻艺术家们当模特，挣几个零花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喝得太多，还不停地嘀咕着他还没问世的杰作。他还是个凶巴巴的小老头，专爱挖苦别人的一片好心，却甘愿做看家狗，保护楼上画室里的两个年轻的女画家。

苏在楼下那间光线暗淡的小屋子里找到了满身酒气的贝尔曼。在一个角落里，画架上绷着一块空白的画布，专等着杰作落下第一笔，等了二十五年了。她把琼西的奇怪想法告诉了他，还说她真担心，当琼西虚弱得抓不住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时，她也会像轻盈、脆弱的藤叶一样随风飘逝。

老贝尔曼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在流淌着，他大声嚷着，嘲笑竟然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

“什么话！”他嚷着，“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傻瓜，就因为该死的什么常春藤的叶子掉了想到死？我可从没听说过这样的荒唐事。不，我才不去给你的愚蠢隐士做模特。你怎么能让她的脑袋里装着这样的傻念头？唉，可怜的琼西小家伙。”

“她病得很厉害，身子虚弱极了，”苏说，“高烧烧得她的脑子糊里糊涂的，尽是些古怪的念头。那好吧，贝尔曼先生，要是你不想给我当模特，那就算了。不过，我可认清了，你是个让人讨厌的老——老滑头。”

“你可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贝尔曼叫了起来，“谁说我不做了？走吧，我跟你去。我说了老半天了，准备好了给你做。天哪！像琼西小姐这样的好的姑娘，怎么能病倒在这种地方。哪一天我一定要画一幅杰作，我们一起离开这儿。是的，是这样！”

他们上楼的时候，琼西已经睡着了。苏把窗帘拉了下来，打手势叫贝尔曼跟她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在那儿，他们担忧地望着窗外的常春藤，然后互相看了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冷雨顽固地下个不停，还夹着雪花。贝尔曼穿着他蓝色的旧衬衣，坐在倒扣着的锅上，扮演着坐在岩石上的隐居矿工。

第二天一早，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的时候，发现琼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呆呆地盯着放下来的绿色窗帘。

“把它拉起来，我想看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疲倦地照着做了。

可是，你瞧！经受了一整夜的狂风暴雨，仍然还有一片常春藤叶紧贴着砖墙。它是最后一片叶子了。靠近茎的地方还是深绿色的，但锯齿形的边缘上却已染上了枯黄色。它勇敢地挺立在离地面二十多英尺的枝条上。

“它是最后一片了，”琼西说，“我以为昨天夜里它一定会掉下来的。我听到那风声了。今天它准会掉了，那时我也要死了。”

“亲爱的，”苏把她疲倦的脸凑到枕头边说，“就算你不想想自己，也想想我吧。我该怎么办呢？”

可琼西没有回答。一个灵魂即将踏上神秘遥远的旅程，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寂寞、更凄凉的事了。当她与友情和尘世间的纽带一个个的松离时，那个怪念头似乎把她抓得更牢了。

漫长的一天总算过去了，黄昏来临时，她们依然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紧贴在靠墙的茎上。随着夜色的降临，北风又呼呼地刮了起来，雨仍然不停地敲打着玻璃窗，顺着荷兰式的低屋檐啪嗒啪嗒地流下来。

天色刚亮的时候，硬心肠的琼西又吩咐要把窗帘拉起来。

那片常春藤叶还挂在那儿。

琼西躺在床上，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冲着苏叫了一声，苏这时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

“我真是个坏姑娘，苏，”琼西说，“有什么东西让那最后一片叶子始终留在那儿，是为了告诉我我有多坏。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你给我拿点儿汤来吧，还要一些掺了葡萄酒的牛奶，还有——不，还是先给我拿面小镜子，再给我垫上些枕头，我要坐起来看着你煮东西。”

一个钟头之后，她说道：

“苏，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下午医生过来了，他离开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跟到过道上。

“有五成的希望了，”医生握住苏瘦小、颤抖着的手说，“好好照顾她，你会胜利的。现在我要去看看楼下的病人了，叫贝尔曼的——据说也是个艺术家什么的。得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又弱，病情来得太猛了，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不过今天要送他去医院，会让他稍微好过些。”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成功了。现在只要加强营养，多注意些就行了。”

那天下午，苏来到琼西床边，琼西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织着一条深蓝色的、显然毫无用处的羊毛肩巾。苏连枕头一起抱住琼西。

“我有些事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先生得了肺炎，今天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上，看门人在他楼下的房间里看见他痛苦极了，鞋子和衣服全湿透了，冷冰冰的。他们没法想象，又是风又是雨的晚上，他会跑到哪儿去。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提灯，一把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散了一地的画笔，一块调色板，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在一起，还有——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那最后一片叶子。你不是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它在风中摇也不摇一下？哦，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是他在最后那片叶子落下来的那天晚上画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