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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智慧
1.3.5.6 知足者常乐

知足者常乐

【曾国藩语录】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为是他善于从“知足”两字面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与修身之术是分不开的。他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汰神愈昂,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勤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这话的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喻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日长傲,日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讼。凡机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惭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所作为者的谋世智慧!一个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跟自己是否知足有很大的关联。心不知足,天底下所有的名利都填不满自己欲望的口袋。心里善于知足,则幸福就会充满于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名利心太大,会让自己急功近利,而忘记了藏在底下的危险,做人太盛气凌人,就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这些东西,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屑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