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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前,家里了解外界信息的方式是听有线喇叭,里面经常传出公社书记粗鲁的骂声。小学时,家里有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放在门坎儿上,一家人围坐在旁边,早上听新闻与报纸摘要,晚上听地方戏曲。上中学了,几个玩伴几乎每天都坐在有电视的邻居家的地上,在人家不耐烦的摔摔打打中“顽强地”仰着头看《霍元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收音机、电视机就是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广播电视中的播音员,则是从来没敢想去弄明白的“大人物”。

后来,不知怎么地,自己就成了培养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成了探寻播音主持规律的研究者。面对着一张张年轻自信、充满了朝气、洋溢着快乐的脸,我总是一遍遍地质疑,他们能担当得起受众如同我儿时的那种对广播电视的渴望、信任与“敬畏”吗?我也总是一遍遍地拷问自己,你能够让你的学生担当得起这样一种渴望、信任与“敬畏”吗?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渐渐成了学生心目中一位严厉的“讲道者”,也成了同行眼里一位耽于思考、疏于写作的“空谈家”,从事研究11年后,我的第一本专著才姗姗迟来!

时过境迁,广播电视的现状与多年前的情况,如同我的思考与多年前的心态一样,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广播电视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至今都不容置疑,于现实是如此,于我的认知也是如此。因此,当我看到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存在如此之多的虚弱、肤浅、戏谑、单调时,对于“生命活力”的呼唤,在我不可遏制的愤懑中喷发出来!这部研究就是在张颂先生所讲的“非说不可”的状态下成型的。

“生命活力”是一个“老词汇”,却也是一个“新术语”。对于很多人来说,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播音主持,去要求传播主体,会觉得有些迂阔。但是,“陌生”正是为了去蔽,是为了祛除盘踞在我们身心的最“熟悉的”的障蔽,发现一颗活泼泼的心灵,引领一种生机盎然的生命存活!

这部书里有不少不足之处,需要我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去改进,这是我深知的。而袁行霈先生在谈论关于治学的问题时,曾谈到“学术的气象”,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他认为,作诗讲究气象,做学问也要讲究气象,他总结了近现代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的特点,认为他们往往具有学术的格局和开阔的视野,有开拓新领域的勇气和典范的力量,有高尚的道德和坚持真理的情怀。大师风范,令人钦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播音创作中,特别重视开头,认为开头决定了全篇感情的走向和表达的格调,我想,理论研究大约也是一样的。一本书,关注什么问题,通过哪种角度,采用什么陈述方式,和作者的价值目标、胸怀气度、审美理想是直接相关的。仅就动机和追求而言,我的第一部书所持有的这种“向往的”情怀,所显示的这种格调和走向,是可以拿来回报我的老师,回报我的亲友的!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张颂先生!他有开放的学术胸襟,有富于前瞻性的学术视野,有坚持原则的学术勇气,善于汲取多学科的精华,对播音主持实践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为我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榜样。是他的悉心指导,才使我的论文有了今天的面貌,是他的不倦教诲,让我有了很大提高。

感谢胡智锋教授!他参与了我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工作,并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本书作序。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给我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他的睿智和博学让我受益匪浅!在我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后,他又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也有幸得以继续受教。

感谢李晓华教授!本科以来,他就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他不仅是我学业上的恩师,也是我生活中的导师。他的严谨、勤勉、胸怀、气度,一直是我学习和工作的榜样。他的关怀、支持与帮助,常给我前行的力量,使我能够专注于我的学术研究工作。

感谢我的父母兄姐,感谢我的妻子女儿,没有他们的爱,我就不会发自内心地来讴歌生命的丰美!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同学与朋友,感谢他们对我学业上的指导、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