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播音主持是广播电视传播中重要的一环,有着不可替代的媒介地位,更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如何规范播音主持行为,提升播音主持水平,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课题,也日益成为一个社会性的课题。

中国播音学是由张颂先生开创的一门独具特色的新兴学科,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目前,中国播音学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除了老一辈学者和中年学术骨干外,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在近几年也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关注广播电视实践和学术前沿,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张政法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个。

多年来,我和播音主持研究界的师友们联系密切,对播音主持研究工作也有很多的关注,我参加了政法的博士论文开题和论文答辩工作,对他的研究有一定的了解,后来他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很荣幸我又成为他的合作导师,因此,当政法把他修订后的博士论文送来,即将出版之际,为他这部专著作序当然就义不容辞了。

主体性研究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它包含的自觉而清醒的生存意识、积极和主动的生存态度、创造与发展的生存方式,它对人的尊严、责任、自由的呼唤,不但创造了一代代追求自由进步的“新人”,而且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引了一条宽广的大道。

尽管主体性理论也面临不少质疑,但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依然有着相当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传播来说,高扬主体性仍然是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内容创新、改进传播效果、实现社会效益不容回避的重要原则和有效途径。

政法敏锐地发现了播音主持一线实践中主体性缺失的现实和由此产生的后果,富于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命活力”这一概念,他认为,“主体身份确立和主体性实现的这一过程,不是抽象地自在着的,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它充盈着人的生存意志和生命激情,展现着主体的强大的生命活力”,“生命活力是主体生存的明证,没有活力的生存,谈不上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称不上是主体的生存。……生命活力又是主体实现主体性后的丰收硕果,自由自觉、主动积极、创造发展的主体活动,必然使主体充满生机与活力,实现生命质量的提高,并为生存的进一步优化提供可能。充盈的生命活力既是主体实现主体性的强大动力,又是主体实现主体性的目的和必然结果”,这一看法无疑是新颖而正确的。

中国古代的哲学与美学思想,是非常重视超拔的人生境界和活泼生动的生命意涵的,正是在“活泼泼的生命跃动”中,人们参悟到宇宙的深邃丰盈,体验到“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这已成为人物品鉴、作品鉴赏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且积淀而成为民族文化的深层基因。实际上,“超拔独立”、“推陈出新”、“生机盎然”、“生气远出”等充满生命活力意蕴的评价原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性理论,生命活力和主体性发挥、主体性实现之间确实存在着本质的联系。可以说,中西方关于主体性的理论精华在“生命活力”范畴中可以得到有机融合和深刻反映。

当然,生命活力的理论视角并不是概念术语推演的产物,在大众传播的现实实践中,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生命活力缺失或生命活力不足的情况,如缺乏事业追求、忽视社会效益、目标指向模糊、传播状态消极、语言功力不足、情感表现失当、创造性缺失等,这些不足极大地削弱了传播的质量,对于传播的社会效果也有着相当负面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政法这部专著围绕生命活力生成、传递和发展的脉络,从主体意识、有声语言创作、传受主体间的交流与共建、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整体和谐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取决于传播中传播者主体意识的强化,体现在有声语言传播的创作里,增殖于主体间的交流与共建中,融会于有声语言传播的整体和谐内。

相对于一般的播音主持业务研究来说,这一研究或许有些过浓的学术化意味,有时也会显得有些艰深,但是,这一研究的现实指向性、针对性还是相当突出的,结合大量生动的实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和论述,并且观照到了当前播音主持领域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如“个性化”、“创新性”等,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对于播音主持实践,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研究播音主持的论著,事实上它也广泛地触及到大众传播的整体生态建设和发展方向,并且,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和感受到大众传播是如何越来越深刻地进入人的生存状态、构成人的生存现实、左右人的生存质量、影响人的生存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大众传播中的生存其实就是人类生存之当代境况,那么,我们也许还能够意识到政法的这一研究其实还具有哲学的意味在其中。这一方面反映了播音学研究在关注实践的同时,并没有把宏大叙事“拒于门外”,而是在不断走向深入；一方面也说明在政法的理论研究里,有一种高远的学术追求。

政法从事教学科研多年,有丰富的播音主持教学和实践经验,读过不少书,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善于思考,对自己要求很高,坐得住“冷板凳”。这部专著涉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及系统科学等众多学科,又是一个全新的角度,能够写得如此圆融丰满,充分显示了他扎实的功底、“突围”与开拓的勇气和勤于探索的精神。借用他的术语,在他的身上和他的研究中也洋溢着一种生命的活力,令人欣喜,也值得鼓励。

这是政法学术生涯中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他对播音主持乃至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我由衷地向政法表示祝贺,并祝愿他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胡智锋

2006年7月于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