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陲要塞：高昌故地上的唐朝州县

贞观十四年，即640年，高昌国为唐所灭，麴文泰也为他的自大妄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侯君集尚未开始进攻高昌之前，高昌国内就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高昌国的国人比麴文泰更为知晓双方实力对比之悬殊，他们并不支持高昌与唐展开战争。闻此民间谣言，麴文泰令人逮捕初唱者，但却找不到人。

当侯君集率兵攻入高昌的时候，麴文泰在忧疾之中辞世。麴智盛出城投降，麴氏高昌王国近140年的历史就此谢幕，高昌国8 000户人家、约37 700人口成为唐王朝的子民。听闻侯君集在前线取得胜利的捷报，唐太宗大悦，宴飨群臣，论功行赏，将高昌故地以州县纳之，称之为西昌州。

然而，大臣魏征、褚遂良皆曾向太宗谏言，他们认为应在高昌“抚其人而立其子”、“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魏征认为若立州县，每年需要征发千余人镇守，征发的兵卒，数年即翻一番，每当交替的时候，先前十分之三四的戍守将士可能已经献出了生命，劳命伤财，陇右的财力必将因此而大受损失，这样经营高昌故地当无益于唐王朝。褚遂良也认为如果设置州县，一方面，每年要派遣千余人屯戍，这些人远离他乡，花费弥多。同时，又将遣发有罪之人至高昌，这些人难以管理，无益于行伍；另一方面，高昌地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东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于此，会危及性命。再者，高昌地区与河西相距甚远，一旦张掖、酒泉有战事，难以指望从高昌征发一兵一卒、一布一粟，但高昌有战事，却需要以陇右诸州之兵、食相助。河西地区才是唐王朝的心腹之地，高昌只是他人之手足，用不着耗费根本以事无用之土。

唐太宗并没有采纳他们的谏言，还是在高昌故地设置了州县，改西昌州为西州，作为唐朝疆域内的一个正式的行政单位，西州下辖有高昌（即高昌故城，742年改称前庭县）、柳中（今鲁克沁）、交河（今吐鲁番西部）、蒲昌（今属鄯善县）、天山（今托克逊县）五县。又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西州。后来，当西突厥入侵西州的时候，唐太宗才真正体会到了魏、褚二人的良苦用心，对设置西州之事表现出了悔意：“魏征、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虽如此，西州对于唐王朝的战略意义仍不容忽视。我们应该联系唐太宗在即位初年的作为进行思考。在向高昌用兵之前，唐太宗先后降服了东突厥和吐谷浑，为进入西域打开了门户。而平定高昌则是唐王朝首次在西域用兵，标志着唐朝正式向西域进军，将西州纳入了行政体系中，也为进一步西向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州设置之后，唐朝的西部疆域范围也有所扩展，此后，唐朝的辖地东至于海，西至焉耆，南尽临邑，北抵大漠。西州的设置对于唐朝保障丝路的畅通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军事上，西州对于唐朝统摄西域意义重大。西州设置之后，唐朝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658年将安西都护府迁徙至龟兹，在西州设置西州都督府，后来将其改为金山都护府。742年，改西州为交河郡，758年又改回称西州。西州连同在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置的庭州和在今天新疆哈密设置的伊州，形成了有名的伊、西、庭三州，这三州与安西都护府为唐朝进一步经营西域建立了稳固的基地。

西域地区大批的都督府及武后时期的北庭都护府当是在此基础上设置而成的，这也便利了唐王朝管理和经营西域广大地区。西州不断向安西四镇提供各级管理人才，焉耆、于阗等地都有西州人充任官吏，被称为人才储备的中转站。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前方哨所，当唐与吐蕃在西域地区展开战争时，西州是前线的重要据点，作为后勤保障和供应基地，它为阻击吐蕃军队的侵袭、保卫陇右和中原地区作出了大贡献。

唐平高昌之后，太宗下诏对高昌文武大臣进行抚慰，在诏书开头，太宗将罪责归于麴文泰一人，“为罪恶者，止是文泰一人，天所不容，已自丧殒”。又言文泰之子虽袭伪位，但出于事态紧急，遂以哀悯之心免去其罪责，存其性命；高昌文武大臣源自中原之地，晋乱之后方陷落于高昌，虽受夷俗影响，但仍在习礼义之道，受文泰之令而与唐相抗，当非本心，故对文武大臣进行赏罚，对于忠直之臣及有才用的人，也当加以利用。

唐廷对高昌的文武进行了安置，高昌国内的大家族及有权势者皆被迁徙至长安、洛阳，麴智盛被封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其弟麴智湛被授为右武卫中郎将、天山县公，此后他们又先后任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唐高宗即位（公元650年）以后，由于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为了稳定政局，唐朝又把高昌王室及大族等遣还到了西州，一方面可以增加西州人口，另一方面利用这些人的影响力维护西州的安定。

太宗驾崩以后，唐人按照麴智盛的相貌刊刻了石像，并将其石像陈列在昭陵玄阙之下，这也体现了唐人对这位末代国王的认可和接受。除了将麴智盛石像列于昭陵玄阙之下，吐蕃的弄赞（赞普）、林邑国国王范头黎、焉耆国国王龙突骑、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天竺国国王阿罗那顺等人的石像都被陈列在唐太宗昭陵的玄阙之下，这些四夷之国主都曾与唐王朝有过友好的交往，有一些也像麴智盛一样被唐廷授予官爵，唐人的这种做法，大概也是为了表现太宗在位之时统摄四方的功劳。

除了安置上层，唐太宗还对其他高昌人做了安排。他下令派遣一名五品大臣，前往西州宣扬朝旨，慰劳百姓及众僧尼；而曾在高昌国担任官吏者及在乡闾间有威望者，也应使其在管理层面发挥作用；对于那些在旧时犯罪而移入内地，或者逃亡、隐姓埋名的人予以免罪；另使人造访有病患者，并给予医药；对于那些上缴粮食后无余粮的老弱病残者，赈给粮食；在现实中，对于那些贪婪残暴而为民患的人，也应加以调查，对于不利于百姓之事应加以询问、及时上奏。这样的诏令最终落实到了实际中，广大的平民百姓感受到了唐朝的恩泽，高昌旧人在这些备受优待的安抚政策之下，平稳过渡为唐朝臣民。

西州的居民主要有高昌国之旧民、镇守士兵和被谪徙者，谪徙之人就是因犯罪而被流放的人，他们共同杂居于西州。在生活习俗上，外来者会沿袭高昌已形成的特点，逐渐学会种植葡萄、畅饮葡萄酒，在欢快的高昌乐舞之中感受生活的多姿多彩。

只是，高昌故地已经成为唐朝帝国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要受到唐朝制度的管辖。我们无法确知高昌旧人在西州建立之后的心理感受，想必其中也有很多故事，力主内附中原的人会因此欢欣鼓舞，而遗老遗少可能会因此悲愁不已。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即唐灭高昌两年之后，唐太宗在一次诏书中指出西州人能够自觉地“并变夷俗，服习王化。家慕礼让之风，人事农桑之业”。他们在民间自发性地开展了服饰改革运动，学礼仪，习农桑。高昌人服饰本来是“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男子胡服，妇人裙褥，头上作髻”。也就是说，高昌男子服饰受异族影响较大，明显不同于中原服饰，而女子的服饰则与中原很相像。高昌人在服饰上的革新，表明了他们归附中原的自觉性。

自高昌郡时期，汉文化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汉字、汉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儒家经典得以广泛宣讲。在这样的基础上，唐朝的文化教育制度与军政制度也在西州顺利得到了推行。唐灭高昌之后，就立即在西州及下辖各县建立了州学、县学和医学，力图在文化教育方面管理西州，同时，私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西州设置之后，西州人能够在文化制度上顺应唐王朝，这大概也减小了唐朝人征服高昌故地的阻力。

吐鲁番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墓志铭和各类文书，它们对高昌人的人寿年龄进行了一定的记载，将这些数据加以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将西州与高昌人口的平均寿命进行对比，亦可从侧面知晓唐设西州之后所产生的影响。根据有限的数据记载，可以得知，作为相同阶层的人，西州人的平均寿命比高昌人的平均寿命有着明显的缩短。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对人口的寿命有所影响，从高昌王国到西州时期，自然环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迁，那么高昌故地人口平均寿命的缩短则主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唐设西州之后，繁重的徭役、兵役，西域频繁的战事，都使得西州人年寿相对较短。

唐西州的设立终结了高昌王国的历史，唐朝以高昌故地为跳板进一步统摄了西域地区，加强了西域与内地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西域地区变得更加多元与喧嚣，这片古老而又神圣的土地便因此更为厚重，它是文明的积淀，也是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