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系中原：千呼万唤“使”出来

高昌郡、高昌国的兴起过程与中原政权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隔万里之遥，但高昌国无论在外交上还是文化上都与中原政权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

阚氏高昌的时候，因迫于北方柔然的强大势力，高昌国未能沟通中原。高车王杀掉阚首归兄弟，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国王，张氏左右于高车，也没有自主的“外交权”。496年，高昌国人杀掉了张孟明，以马儒为王。马氏政权感受到了所在“国际环境”较为险恶，因此主动向北魏请求举国内徙。北魏同意接纳他们，但仅仅愿意在伊吾地区（今哈密）割地五百里给马儒及其臣民居住，高昌与北魏互遣使节相互迎接，准备迁居。就在这个时候，高昌国内却因此引发了一场动乱，国人杀掉了马儒并拥立长史麴嘉为王。

麴嘉即位之后，高昌国并未因易国主而使“国际环境”改变，仍需臣服于柔然，后来，柔然国主被高车人杀掉，麴嘉又得臣服于高车。高车迁徙前部胡人居住于焉耆之地，但嚈哒人又来破灭焉耆，前部胡人四处分散，难以自立，向麴嘉求救，麴嘉派遣次子为焉耆王，作为前部胡人之国主。基于高车、嚈哒的强大压力，高昌国仍无以安然自立。再者，为了迎合北魏，也为了安定国内的“内徙派”，麴嘉需要表现出一定的“外交姿态”。所以，在508年的时候，麴嘉派遣大臣出使北魏，再次向北魏请求内徙，并求兵迎援。北魏一度派兵至伊吾迎麴嘉臣民，但因错过日期而无果。其后，麴嘉多次派遣使者朝贡于北魏，北魏朝廷盛情招待使者，但内徙之事终未成行。

高昌国不仅仅与北魏有交往，也曾遣使朝贡于南朝梁。梁武帝大同年间（公元535－公元546年），麴坚遣使向梁朝敬献“鸣盐枕、蒲桃、良马、氍毹等物”。

在前文中，我们讲述过麴伯雅、麴文泰父子与隋唐的交往。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有事于恒岳”，一路西行，当行至张掖的时候，麴伯雅前往觐见。同时，伊吾的吐屯设等人向隋炀帝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大喜，在行宫中大宴麴伯雅、吐屯设等人。611年，麴伯雅、麴文泰父子陪同西突厥处罗可汗去朝贡，后又随隋炀帝至辽东。612年，隋炀帝将宗室女宇文氏华容公主嫁给了麴伯雅。

唐高祖武德二年，即619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派遣使者向唐廷告哀，唐高祖派遣使臣前往高昌国凭吊。624年，麴文泰向唐廷献拂菻狗，这种狗出自拂菻国（东罗马帝国），性情聪慧，能够曳马衔灯。唐太宗即位之后，麴文泰又向唐朝朝贡玄狐裘，唐太宗赐予文泰之妻花钿（贴于脸上的一种花饰）。此时，麴文泰尚与唐朝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只要西域诸国有所动静，他就向唐朝奏报。630年，麴文泰亲自来向唐太宗朝贡，唐朝赐予高昌国较多物品，并将李姓赐予其妻宇文氏，封她为常乐公主。

按常理，这样的交往无疑会增强双边的友好关系，但是，就在两年后，焉耆要重开交通要道大碛路，麴文泰大怒，与焉耆交恶，派兵袭掠焉耆。638年，高昌国更是连同处月、处密（西突厥的两个属部）共同攻陷了焉耆的五座城池。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640年，发大兵于高昌，高昌国灭亡。

这样一个小王国的诞生和成长过程始终伴随着周边强大势力的干涉，这样的一种境遇也决定了她必须努力搞好外交，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但麴文泰未能意识到这一点，高昌国由于他的短视而覆亡。

高昌国一直有远交内地政权的传统，其实，沟通内地只是其外交政策的一方面，她也不得不努力处理好与柔然、高车、突厥等异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其近两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尴尬似乎早就决定了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