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雄踞未果：走向毁灭的麴文泰
重光复辟以后，麴伯雅重新登上了王位，但是处理国事的却不是麴伯雅，而是东宫的太子麴文泰。此时期的官府文书显示，高昌国所有的审批御览都盖有东宫的印信。麴文泰代父监国，正式由幕后转向了台前。大家知道，麴伯雅与麴文泰父子都对中原制度有着深刻了解，特别是麴文泰曾在隋朝生活了四年之久，遍历南北各大城市。此时的麴伯雅退居幕后，放手把国家交给麴文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子俩共患难，共图强，共志向。以引进中原制度为核心的“解辫削衽”改革还没打出核心牌，就被一场政变流产。重光复辟后，新一轮的引进活动将大规模进行。重光年间，应是一个为改革做准备的缓冲时期。
四年后，公元623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正式即位，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624年），便着手开始了“延寿改革”。
1.延寿改革：胜利刺激下的权力膨胀
“延寿改革”是一场加强王权的改革。前面说过，高昌的王权并不是很集中。高昌的贵族、王室在制约王权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才会出现因小小的舆服改革而触动一场政变的现象发生。可是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义和政权害得麴伯雅父子在西突厥流亡了整整六年，可想而知，重光政权对义和政权的清算一定是异常严厉的。麴文泰甚至把许多王室成员赶出府邸，贬为平民，废除他们的特权。这些麴氏成员直到高昌国灭亡（公元640年）都没有获得赦免。
经过四年的监国，麴文泰基本完成了清算工作，为下一步改革扫除了障碍。这种加强王权的改革迹象应该说在重光政权就已经出现，只是没有大规模的扩展。延寿登位后，改革正式开始。
首先，改革中央官制。麴文泰模仿唐朝官制，增设了东宫舍人、殿中侍御史、诸部侍郎。东宫舍人相当于唐朝的太子舍人，是皇帝为自己的继承人——太子设立的太子府邸中的管事人员。这个官职应是在重光年间专为麴文泰监国而设立的。殿中侍御史，类似唐朝御史台设置的殿中侍御史，他们负责掌管殿廷的各种仪式以及纠察天子身边的各种“非法”之事，是皇帝的耳目，类似特务机关。诸部侍郎，与唐朝的六部侍郎相似。不管怎么样，高昌国只是一个王国，自建国以来，多是作为中原的藩属而存在，多是一个王府的建制。此次改革则把建制升级，把世子升为太子，藩王升为皇帝，官制一同唐朝，强化权力的用意明显可见。
其次，改革官府运转模式。在高昌国的上奏文书中出现了臣下的姓之前加“臣”字的现象，这在延寿之前是不存在的。当然，延寿之前的麴氏王国就存在君臣关系，现在把这种关系明确形式化在文书中，自然是效仿了中原的体制。
下行文书中须经“门下”签署才能生效。高昌的中央各部门按照实际需要往基层下达命令，原不需要核审，而在延寿年间，所有的下达文件都必须经“门下”部门签署，以审核王令是否被实际贯彻。这样，国王对中央各部门及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另外，“奏闻奉信”官印广泛使用。按照唐制规定，臣下上书给皇帝称“奏”，皇帝回复臣下称“闻”，皇太子回复称“诺”。延寿之前，高昌国使用的是“奏诺奉行”官印。这个印是融合了皇帝、皇太子两种公文的形式，多少体现了麴氏高昌王国的性质。自延寿之后，改用“奏闻奉信”印，显然体现了高昌王提升王权为皇权的尝试。
再次，命妇称谓礼仪上的变化。按唐制，国王的母亲、妻子称妃。一品公与国公的母亲、妻子称为夫人。高昌王麴伯雅按照隋朝的册封，虽然是私署王，但封号就是个弁国公，按规定其母、其妻应称“夫人”，因此麴伯雅的妻子清一色的称“夫人”。而到了延寿年间，麴文泰的母亲称为“张太妃”，妻子称“王妃”，这明显是对唐朝命妇制度的违背。
其他有如在宫城、舆服、经济、政治方面多有改革，但总体上看来，都是以加强王权和脱离藩属为中心，一方面加强麴文泰作为国王对高昌国的绝对权威和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则树立高昌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平等于唐朝的国家形象。
一个小国的立国之道，用两个字概括便是“低调”，最忌讳的就是为所欲为、自以为是。也许是在隋朝生活的时间太长的缘故，受到了隋炀帝的高调作风影响，使得麴文泰在掌权之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在没有什么阻力的环境下，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而此时的突厥早已陷于内讧的泥潭，唐王朝则刚从隋末战争中走出来，因此助长了麴文泰自主处理内政、外交的趋势，渐渐失去了“低调”的小国作风。
在延寿早期，麴文泰对唐朝还是很恭敬的。朝见、贡献做得也算周到。从624年麴文泰即位到630年，六年时间里麴文泰多次遣使贡献，并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亲自入朝，受到了唐王朝的热情款待。麴文泰的妻子宇文氏还特地被赐予李姓（这位宇文氏是当年隋朝嫁给麴文泰的公主）。但是，自从麴文泰从唐朝返国后，似乎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期间在633年、634年有两次遣使贡献，但之后再没有了遣使的活动，直到国破前期的639年，可能是迫于形势才贡献。
五年没有向唐朝朝贡简直是不敢想象，这简直就是向唐王朝递了封绝交信。这种可怕的迹象，连当时复辟的功臣张雄都感到焦虑。他屡次向麴文泰劝谏，不要凭借着沙漠的阻隔就有偷安的想法；一旦唐王朝兴师动众，后果不堪设想；高昌的蕞尔之地，怎么能抵挡得住唐朝的百万之师？还是复修重好，遣使贡献为好。麴文泰并没有听从张雄的劝谏，可怜张雄一腔报国之血，带着对高昌的焦虑于公元633年含恨而去。麴文泰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麴文泰于公元630年冬入朝唐朝，一路上经过陕西、甘肃一带，见城邑萧条，比起隋朝当年的景象可差远了。麴文泰认为，当年隋朝如此繁华，尚且无力掌控高昌，现在唐朝破败如此，又怎么会劳师动众，远涉沙漠去攻击一个可攻而不可守的西域之地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唐朝发兵，兵多则粮运跟不上，兵少则可以逸待劳，足以抵挡唐朝的进攻。
这还算是比较客观的分析，麴文泰经分析认为，唐朝不可能攻打高昌，即使攻打了也打不下来。后来，唐太宗决定西征，唐朝文武大臣中的确有不少反对的意见，其理由和麴文泰的分析一致。
其实，除了客观的条件分析外，麴文泰的成功经历助长了侥幸、自大的心态。唐太宗曾派遣使者指责并威胁麴文泰，劝他还是老实点。可是麴文泰对唐朝的使者说了一段隐喻性的话：“老鹰在天上飞，雉鸡在蒿中窜，猫在堂屋中游，鼠在洞穴中安，他们可以各得其所。因此，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小国有小国的活法。哪有不能活下来的？”
麴文泰承认唐朝强大，但认为唐朝即使强大，也不会影响高昌存活下来，虽敌强我弱，但求活不难。
最后，麴文泰与突厥勾结以对抗唐朝。当时突厥内讧纷争，各派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高昌王麴文泰看上了西突厥的欲谷设，即在公元638年被立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麴文泰美酒加金帛送与欲谷设，与欲谷设相约，如果一国有急，另外一国应全力以赴。这些个草原上的亡命之徒，哪有那些工夫和你信守约？麴文泰可算是找错人了，当唐朝的大军逼近高昌时，欲谷设早就闪了。
就是这些麴文泰自以为客观的分析，可靠的盟友，再加上自己一些侥幸、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麴文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仅如此，麴文泰还主动地找起事来。
2.一次成功的挑衅
隋末大乱，中原很多人都西投于突厥，而在突厥颉利可汗被唐太宗打败后，避难突厥的中原人又大多流亡到了高昌。高昌遂利用这些“羁人”服兵役，以充实高昌的人力。在封建时代，人口就代表着实力。唐朝统一中原后，千方百计搜罗人口，以恢复发展因战争破坏的生产力。
唐朝曾经用金帛赎买避难于突厥的中原人口。或许是出于发展高昌自身需要的考虑，或是根本没把唐朝放在眼里，麴文泰根本没有理会唐王朝三番五次遣返汉人的诏令。或许麴文泰想效仿突厥，从这些避难人口的遣返中获利一把。可惜弄巧成拙，开启了唐朝与高昌交恶的序幕。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严重了。高昌作为丝绸之路的关卡，交通发达，胡商贸易、西戎入朝基本上都要途径高昌，虽然伊吾、鄯善也是丝绸之路的门户，但其重要性远逊色于高昌。高昌便利用这么一个关卡的地位，阻隔西域使者，遏绝西域商人，并时常抄掠商旅、使者。使得西域与唐朝的通使、通商的道路壅塞。
我们并不理解高昌为什么会做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虽然在道路中抄掠使者也可以获得不少利益，但是作为一个有规模、有建制的国家，用抄掠行人的方式显然是无法存活下来的。高昌作为西域进入中原的门户，本来安安稳稳便可于其中渔利，抽取商人交易税收，收取过境费用以及繁荣高昌市场，带动第三产业，如果依靠这种抄掠，只会使这些商使想方设法避开高昌，绕道而行，那样的话，高昌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会丧失自己有利的交通枢纽地位。作为一个依靠自己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只有使得这种地位得到安全、有效地发挥作用时，才能维持下去。高昌这样抄掠商使的行为似乎很难理解。
其实，这次是唐朝冤枉了高昌，抄掠商使、阻隔朝贡的是突厥人，而这支突厥很可能就是和高昌友好的欲谷设。他一方面可以向高昌示威，使高昌不敢悖逆他；另一方面使高昌脱离唐朝，从而为自己控制高昌，进而控制丝绸之路奠定基础。而且，突厥民族本身生性爱抄掠，当看见这些丰富的财物时，抄掠一把也是情理中的事。
可是，唐朝却认定了抄掠商使的行为乃高昌所为，即使不是，也和高昌有瓜葛。因为这些商使好多是在高昌管内出的事。
麴文泰是有些自以为是，他可以认定唐朝不会打他，因为唐、高相距甚远且沙碛相阻，唐朝打高昌确实会有些顾虑。但是突厥可不一样，他们是一帮机动部队，而且就在高昌眼前晃来晃去。麴文泰宁可得罪唐朝却不敢向突厥说不。麴文泰就这样被突厥给挟持了。也许麴文泰并不认为这是挟持，他还不时地向突厥献媚，希望突厥在他危难的时刻可以拉他一把。
3.一次真正的玩火
有了突厥的支持，麴文泰似乎开始玩起火来，最明显的行动便是劫掠焉耆。如果说高昌之前的活动还有些被动性质的话，那么劫掠焉耆则是一场主动的攻击。由于高昌境内抄掠商旅、使者的事情愈演愈烈，公元632年，焉耆王突骑支上书唐太宗，请求避开高昌重开大碛路以通中原，太宗答应了焉耆王的要求。这条大碛路在隋末战乱时被废弃，此时焉耆王竟上书要避开高昌而另辟蹊径，自然惹恼了高昌。高昌趁焉耆不备，大掠而去。这倒也罢了，最过分的是，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麴文泰竟勾结突厥欲谷设出兵焉耆，“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并攻陷了焉耆五座城池。
事情真的很严重，唐王朝素与西突厥咥利失可汗相交甚好，对欲谷设不是很信任。此时高昌联合欲谷设攻打臣服于唐朝的焉耆，自然会挑起唐王朝的敌意。其实，唐朝并不太想插手突厥事务，甚至是这些西域小国，只要称臣纳贡，保护来往使者、商旅便也相安无事。而此时高昌与欲谷设的攻势，使得唐王朝感到将丧失这条通往西域的道路，这是历代强大的中原王朝所不能容忍的恶行。高昌还好办，那突厥欲谷设就难说了，高昌已与他狼狈为奸，现在又东攻西掠，大有包揽整个西域东部的阵势，那时唐王朝将不仅保不住西域及丝绸之路，河西地区也恐怕难以安枕。
这期间，高昌与突厥似乎还联合攻打过伊吾。伊吾是丝绸之路的北道门户，隋朝时内附，设伊吾郡。隋灭后，臣属突厥，唐灭颉利可汗时，于其地置州。可是，满目狰狞的麴文泰似乎在疯狂地经营自己，此时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高昌攻打伊吾，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后果很严重。这是赤裸裸的在对抗唐朝，意图垄断丝绸之路呀！
其实，直到最后唐朝都没有放弃对高昌的争取，希望高昌能够痛改前非，回头是岸。而且在焉耆王上书控诉高昌袭击自己时，唐朝还专门派遣使者李道裕案问事情的缘由。真的希望事情可以有转机，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毕竟动起手来对双方都不会有利。只可惜，这次麴文泰是铁了心了。
一场身死国灭的灾难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落在了麴文泰的头上，一场改变西域数千年格局的较量如期而至，谱写高昌国国破疆存的凯歌就此奏起。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12月，唐太宗力排众议，下诏讨伐高昌。《唐大诏令集》卷130，《册府元龟》卷985，都记载了这个《讨高昌王麴文泰诏》，大意如下：
“圣人明罚制法用以惩恶，命将出征用以定乱。当年虞帝征三苗，殷商伐鬼方都是这个道理（三苗、鬼方均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朕继承皇统，君临天下，推恩及四海。凭借着祖宗的阴德，忠臣的辅佐，我大唐人口繁盛、人民生活殷实。《山海经》无载之地域，史书不记之国家，莫不革面内款。而高昌王麴文泰，行为不轨，敢起背叛之心。事上无忠款之节，御下惩残忍之志。早年来朝贡献，我大唐倍加恩礼，可是这禽兽之徒竟无报效之心，心怀狡诈，无视朝廷诏令。自隋末天下混乱，衣冠之族、疆场之人，或是因避难来到西戎，或是因战争而陷落敌人之手。直到中原一统、皇风远被，人人怀思乡之情，由西戎回国，路经高昌却遭非法拘囚，麴氏派以苛重之徭役，使无主的百姓，控诉无门、回乡无路。
“伊吾以西，波斯以东，西戎诸国入款朝贡不绝，商旅更是摩肩接踵。不幸在高昌国屡遭抄掠，西戎之路也因此阻滞不通。西突厥内讧不已，朕哀悯生民离乱之苦，志在安辑突厥，乃立咥利失兄弟为可汗，希望他能成一统之业。而麴文泰却背道而行，从中挑拨是非，离乱种族，使得这些引弓之人遭受涂炭之苦。
“焉耆与高昌相接，麴文泰嫉恨焉耆王有尽忠之节，便惩肆凶残，攻其城池，掠其财物。麴氏赏罚无章、内外皆怨。大兴土木以营建宫室，奢侈无度；法令严苛，举手投足便会遭到惩罚；赋税沉重，养猪种树都会有难逃之税。以致高昌国力竭尽，饥寒交迫之人不绝于路。朕受命上天，遵行天之意志，惩恶禁暴。原先考虑文泰旧有入朝贡献之诚心，不忍加以兵革，因此遣使劝慰，希望他能自新。可惜麴氏怙恶不悛，如此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况且现在西域各国无不希望杀之而后快，朕只能顺应民心，替天行道，以惩罚不法之君，解救无辜之民。现派遣吏部尚书侯君集带领各路大军一同出发，共捣虏庭。我大唐将士个个气夺风云、精贯日月，将帅奋建瓴之威，士兵有如貔之勇。攻占之具、云梯地道神化无常，以此制敌，有如摧枯拉朽；以此屠城，真可易如反掌。如果文泰能够俯首请罪，朕可保你性命，其余臣庶弃恶归诚，并加抚慰，以明逆顺之理。如果文泰胆敢抗拒王师，便休怪我以大兵之势致上天之伐。如此清楚地告诉你，使你能知会朕的用意。贞观十三年十二月”
讨伐诏书一下，以侯君集为大总管的几十万大军便浩浩荡荡往高昌进发了。唐太宗此次西征高昌声称可以摧枯拉朽，绝非是夸海口。不论是从军队将帅配备，还是军队人员素质上都是异常强大的。此次西征大军共六军，三四十万人。由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率领中军；副总管姜行本、总管阿史那社尔率领前军；总管牛进达率左军；总管萨孤吴仁率右军；副总管薛万钧、总管曹钦率后军；副大总管契苾何力率突厥骑兵协同中军进军。这六路大军在西征高昌的战斗中可谓是各显神通。
4.六路大军从天降
先说大总管，即此次西征总指挥侯君集。侯君集早年就供职秦王李世民的幕府，善于出谋划策。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就有侯君集的功劳。贞观四年，侯君集随李靖征讨吐谷浑，也屡出奇计，平吐谷浑而还。此次出征高昌，以有胆识、善计谋的侯君集为大总管可谓是万无一失。
前军统帅、副总管姜行本，是一个土木工程出身的将领，职官为“将作大匠”，就是搞工程的官儿。俗话说“攻占之重，器械为先”，姜行本就是营造攻具的行家。什么云梯、雷石都归他管，在大军之前，先用上这些器械兵攻城，则无城不克。因此以姜行本为前军统帅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太宗相当重视器械前军，出征时，特地到山东招聘了不少善于制造攻城器械的人随姜行本出征。
前军的另一位统帅是阿史那社尔。阿史那社尔本是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在东突厥内讧中，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后又趁西突厥内讧，抢占了不少西突厥的领地（包括高昌），成了东、西突厥之外的独立势力。后在与薛延陀的战斗中败北，退居高昌。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率众降唐。此次西征高昌，唐太宗任命阿史那社尔为前军统帅，一方面是因为阿史那社尔为突厥人，攻战自有其锐不可当的一面；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是，阿史那社尔曾在高昌一带征战多年，对高昌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任命阿史那社尔为前军统帅，最起码可以不迷路。因此，也是明智不过的选择。
总管牛进达率领的左军，萨孤吴仁率领的右军，契苾何力的突厥骑兵则随侯君集的中军同时进军，以成辅翼之势。副总管薛万钧，总管曹钦的后军，紧随其后。
六路大军号称“秦汉出师，未有如斯之盛也”。
就这样，数十万的军队西行高昌。大约到了伊吾，侯君集命总管契苾何力率领突厥兵往北山进攻西突厥欲谷设可汗的屯兵站——可汗浮图城。唐朝早就得知高昌与西突厥欲谷设狼狈为奸，一旦攻打高昌，欲谷设没有不救一把的道理。为了防止欲谷设驰援高昌，给西征大军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侯君集命契苾何力挡住欲谷设。
事情进展出奇地顺利，契苾何力不费一兵一卒，守将叶护早已“惧而来降”。拿下可汗浮图城后，契苾何力便赶到了事先侯君集制定的会师地点——柳谷城。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交代一下高昌王麴文泰。听说唐朝大军几十万压境，万分危急时刻，欲谷设可汗又没有踪影，麴文泰只能后悔当年没有听从张雄的劝谏，恨的是突厥人不守信用，大难临头图自保。可悔恨已无用，此时的麴文泰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父亲麴伯雅的面容；回忆起他当年流亡突厥、卧薪尝胆的画面；回想起重光复辟时那夺回国家的厮杀声；回想起登位改元时的意气风发；回想起出使唐朝的恩宠厚遇。昔日的不可一世，难道今天真的要结束吗？麴文泰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任何时候都没有的无助感潮水般地涌上心头。他已经无法再退，即使粉身碎骨。祖上留下的千古基业现如今真的要毁于一旦吗？
正在深思的麴文泰被急迫的脚步声惊醒。“报——，唐朝大军已到碛口。”兵丁的话音还没落，只听“哇……”一声，麴文泰气血攻心，吐出一口血来。身旁的侍卫赶紧上来搀扶，万念俱灰的麴文泰后事都没交代一句就一命呜呼了。麴文泰儿子麹智盛匆匆即位。
西征大军业已会集柳谷，此时军士报告麴文泰暴死国中。契苾何力、姜行本、薛万钧等趁机向侯君集劝言：“高昌王麴文泰已死，这几日便要下葬，高昌人都会集聚起来，我们用两千名轻骑突然袭击，一定可以出奇制胜，全获而归。”侯君集不以为然，说道：“天子因高昌礼大国骄慢，才代天行罚。现在我们在人家送葬之时偷袭，不足以称勇武，也不符问罪之师的名号啊！”
于是大家放弃了偷袭的想法，按兵不动，等待高昌国送葬完毕后，才开始进军。此次的目标并不是高昌城而是高昌城的门户——田地城。六路大军鼓行而前，以熟悉高昌地形的契苾何力为前军。待大军赶到田地之时，见城门紧闭，城上戒备森严。侯君集向守城军官晓谕太宗的旨意，希望田地军民及早投诚，可城内并无投诚的意向，侯君集只好采用强攻。城门紧闭怎么能攻上去呢？那就看器械部队的了！机械兵刑木填隍，推车撞其大门，抛石击其城中。城上守备之人没多会儿就被清理殆尽，田地城因此被攻破，俘获男女七千余口。
田地城的战斗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大军星夜进逼高昌城。六路大军把高昌城围的是水泄不通。麹智盛见唐朝大军已到城下，实在没有什么却敌的办法，乃命人遗书侯君集：“得罪大唐皇帝的是先王麴文泰，先王已因愧疚自责而不幸殒命。我麹智盛刚即位不久，希望侯公可以宽赦高昌、哀悯众生。”侯君集回信：“如若知道悔恨，应当面缚军门。”
侯君集回信发出去许久，却不见麹智盛的下文，于是一声令下，前军器械兵首先动了起来，刑木填其城堑，抛石车向城内抛石，虽然不似今日的大炮，但巨大的飞石如雨点般落下，所到之处无不糜碎，也是相当有威力的。一阵攻势之后，城中大乱。麹智盛计无所出，令大将麴士义居守城中，自己与麴德俊出城来到军门侯君集帐下。
麹智盛虽出城门见侯君集，但并不是投降，而是“请改事天子”，即向唐太宗称臣。侯君集哪里会同意，还是劝喻智盛投降。麹智盛逞口舌之辩，回旋周转就是不投降。副总管薛万钧见智盛唠叨不完，早已遏不住心中的怒火，勃然大骂道：“我先把城给你破了，我看你小子还费什么话？”麹智盛见无可挽回，再被薛万钧这么一吓，早已汗流满面，伏地就拜：“一切听从侯公安排。”
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高昌献城投降。侯君集押着麹智盛和麴氏高昌文武百官还往长安，并在高昌刻石以记西征高昌之功。麴氏王朝随着麹智盛的“东迁长安”而宣告结束，高昌国也在一纸降书中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