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什么教授会成为“学问之大敌”？

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专门知识越来越深奥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对专家教授充满敬意。于是，所谓“遇事找专家”、“没有专门知识就没有发言权”的论调就成了一种时尚。

潘光旦

但是，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如今的教授却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总是把学问变得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复杂，因此使懂得它的人越来越少，批评它的人更是罕见。此外，学术界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相互对立的状况也很普遍，因此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所谓专家教授，其实是学问之大敌！

潘光旦与土家族群众拉家常

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这个头衔的。但由于中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中国的教授就多如牛毛，而所谓教授，也“完全成了一种糊口的职业”。

当时，潘光旦还在上海教书。对于上海这个地方，周作人早年曾经有所评论。1927年，他在《语丝》上发表文章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看来，这种“上海气”影响到教育界，就会冒出许多“野鸡大学”、“野鸡教授”。与上海相比，北京一直是一座文化古城，这恐怕是潘光旦与许多江浙知识分子愿意去北京而不愿意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

拿潘光旦的三个标准，衡量一下如今的教授及其管理体制，会发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还有京派、海派之区别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已经到处是那种“可厌的上海气”了。